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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创作的两种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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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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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意还是在“煮自己的肉”。
20世纪20年代初，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传入中国，新文学许多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弗洛伊德理论认为，人的性欲与生俱来，具有强大力量，人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性本能意识支配，意识有前意识和潜意识之分，文学创作的动力源于性意识的冲动。这样关于性爱冲动的潜意识理论，鲁迅自然很熟悉，他认为“偏执的弗罗特先生宣传了‘精神分析’之后，许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碎了”。可见，在“撕破正人君子的假面”方面，在利于现实斗争一定范围内，这一理论，尚可“拿来”为我所用，但如果夸大它的功用，并用它解释或指导文艺创作，鲁迅是坚决不予认同。除了早期《不周山》“取了弗罗特说”之外，后期的创作，确实不再运用。在鲁迅眼里，那不过是不懂文艺特点的“过度的穿凿附会”。［8］116
与鲁迅不同，施蛰存接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就像找到了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自身的金钥匙，他不仅要用弗氏的性爱理论认识和解说世界，而且用以指导自己的小说创作，并极力地在文学实践中加以印证。他说：“20年代末我读了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许多作品，我心向往之，加紧了对这类小说的涉猎和勘察，不但翻译这些小说，还努力将心理小说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施蛰存极力欣赏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作品，他认为“并不是描写这一种事实或行为，他大都是注重在性心理的分析”，还说：“性爱对于人生的各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9］因此，他的小说集《将军的头》即是这种理论极好的“实验”和注解。小说运用自由联想、幻觉、独白、夸张、荒诞、变形等艺术手法，充分表现人物性意识心理，揭示人物常态心理下的潜意识层次，描绘人物自我内在心理矛盾和人格裂变的里程。例如，鸠摩罗什讲经时身边反复浮现的美貌妓女（《鸠摩罗什》），决战在疆场上的将军头颅被砍掉之后，还坚持奔跑到心爱姑娘的身边（《将军的头》），石秀杀戮朋友妻子时表现
出的快慰变态心理等等都描绘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石秀》）。
三
《故事新编》的创作断断续续“足足有十三年”，对于鲁迅这独特的精神个体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奇特的创作现象。如果没有“国民性”的缺陷，没有社会现实的阴暗，或者说没有鲁迅那样特别的现实关注的话，那么，很难想象文学史上会有鲁迅存在了。正是现实的苦难和社会的斗争环境生成和造就了鲁迅。他后期不听许多好心人的劝告，放弃“纯文学”写作，把更多的精力倾注在杂文创作上，就足以说明。用他自己话说，“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功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切实，用不着什么雅。” ［1］575鲁迅创作的历史小说，与杂文创作并行，充分显示了与现实社会同步的时代特征，体现出清醒的现实战斗精神。
1926年的秋天，鲁迅受难逃离北京到厦门，“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花夕拾》；并且仍旧拾起古代的传说之类”［2］341，写出了《奔月》和《铸剑》。此间，他目睹了“三一八”惨案，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刘和珍君等倒在血泊中，“血的游戏”把鲁迅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到广州又亲眼见中山舰事件，舰长、共产党人李之龙的被杀害，再次激发了他的反抗、复仇的怒火。正是结合广州的新的观察和体验，鲁迅把反抗和复仇的怒火凝聚笔下，最终修改、定稿了他的《铸剑》（原名《眉间尺》）。另外五篇《理水》、《出关》等，写于“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20世纪30年代。那个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分化更加复杂，对于形形色色知识分子的性格和灵魂的剖析，自然成为鲁迅后期一个重要主题。
如果说，前期三篇小说作家是表现了自我在现实中的“苦闷”和“愤恨”，表达了对战士、复仇精神赞美的话，那么，后期五篇则更加直接地介入现实，更加直接地参与社会的复杂斗争。作品几乎没有经过精细的艺术加工、提炼，就直接转化为现实的“影射”和批判。如《理水》中文化山上发表各种谬论的学者的片断形象，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一伙资产阶级学者在日寇侵略面前，向国民党政府建议定北平为“文化城”一事的投影；现实生活中和作品里的学者们，在置民间疾苦于不顾、空泛地瞎嚷嚷这一点上，如出一辙；“OK”、“好杜有图”等外语词汇的出现，在幽默中隐然指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洋奴；《非攻》中写墨子在宋国遇见“募捐救国队”，实际就是影射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日寇侵略面前用“救国”名义强行募捐这种欺骗、掠夺行径。
如此近距离地贴近现实，不能不说作品具有非常浓重的理性色彩，显现出异常强烈的理性思维特性。鲁迅自己也认识到：“其中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以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2］341
然而，就创作环境和心态来说，施蛰存没有过重的现实社会承担，没有多少外力的侵扰，他显得比较轻松自如，能够放任思绪在艺术的王国自由飞驰，随意地想象，尽心地遐想和推理，创作出一片“性爱”奔涌的艺术世界。
施蛰存的历史小说写于1929年至1932年间。大革命前夕，施蛰存与戴望舒等参加过共青团，从事过积极的革命活动，1927年3月，身边的朋友戴望舒，因参加团小组活动被逮捕，几乎被枪毙，后经营救，才得以释放。4月12日，国民党右翼分子突然袭击，在全国各地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作为共青团员的施蛰存，整天生活在国民党右派的白色恐怖之中，随时有生命的危险。故此，在反革命政变的血腥镇压下，他避难到松江，蛰居下来。现实的残酷、狰狞，使他认识到“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动”，又“是独生子，多少还有些封建主义的顾虑”，且“在文艺活动方面，也还想保留一些自由主义，不愿受被动的政治约束”［3］129，施蛰存与戴望舒便脱离了党的关系，退出了实际的政治活动领域。不敢以文艺去触动政治这一敏感的神经，于是只能退向文艺。1929年9月，施蛰存与戴望舒等人在上海编辑《新文学》月刊，小说《鸠摩罗什》就发表在自己编辑的杂志创刊号上。作品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揭示历史人物的潜意识领域，表现人物内心的性爱冲突，这种“独创”的艺术写法，很快引起反响，标志着作家创作的重要转折，从而奠定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在20世纪30年代堪称独步”［10］地位。随后，施蛰存运用同样表现方法描写历史题材，写出了《将军的头》、《孔雀胆》、《石秀》、《李师师》等。
施蛰存是一位具有“自觉的作家意识”的作家，在历史小说之前，他有过一定的创作准备，此时又免受了内外现实的干扰（“蛰居”在松江），外加拥有便利的创作条件（拥有自己的文学刊物），如此种种有利的因素，结合自我独特的生命体验，施蛰存得以从容地放手自己的文学“实验”——“写出更好的作品”。事实也没有让人失望。从文本外部形态上看，他的历史小说比起鲁迅的历史小说，不仅显得更为“精致”规范，如“色泽的腴润”、“结构的谨严与刻画的细腻”［11］，而且在内在思维方式上也显示出明显的差异。施蛰存的历史小说理性色彩淡薄，感性思考更加偏重一些。小说“将人的主观感觉、主观印象渗透融合到客体的描写中去”［12］，在叙述方式上，“力图通过对人的心灵的透视或感觉的临摹来表现人生和世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心理——感觉化的叙述方式。”［13］
四
由作家创作目的之差异而引发的审美视角、文学手段和思维特性等的不同，两位作家历史小说创作体现的文化价值也有相当差别。鲁迅历史小说取材本身都包含丰富的文化内蕴。作品以传统文化中的名人老子、孔子、墨子等为主人公，描写他们的文化身份和生活言行及处境，在调侃的叙述中，展现人物恶俗如闹剧般的活动背景，表现他们不断被消解、否定的生存意义。尽管他们特立独行、卓尔不群，俯察世界，对世事人事有先知先觉的能力，但最终一切真诚的主观努力都演变成“无聊”的结果。老庄虽有深刻的哲学思想，却也无法现实中拯救自己，反而使自己陷入“出关”和尴尬的境地。“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糊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8］139。
鲁迅历史小说，对儒道文化互补的传统文化进行择取，充分肯定儒家文化中的积极入世的现实情怀，否定儒家的“中庸”、调和哲学，肯定个体人格的独立性、主动性、责任感，认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地战斗……”［14］肯定庄子思想的狂放不羁和自由创造的精神，否定和批判那种“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遁世观念。鲁迅总是站在历史和文化的高度，审视民族文化的传统，思考知识分子在历史发展中的命运和处境，对各种以新形式出现的旧事物，或附在新事物上的旧幽灵，剥其画皮，示其本相，对形形色色贻害人民的恶俗势力，进行绝不妥协地批判。
与鲁迅一样，施蛰存涉足广泛的文学领域，如小说创作之外，从事过散文、现代意象诗歌创作，经历过文学编辑、文学翻译、古典文学研究、金石碑刻的研究，为民族文化建设作出卓越贡献。施蛰存出身于江南一个书香之家，骨子里浸润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因子。早年熟读《论语》，儒家文化典籍的“乐教”、“游于艺”思想，影响了他的思想个性和道德伦理观念。庄子思想中那种超然物外、淡泊世情培育了施蛰存自由的心境和自由的个性气质。施蛰存的历史小说，叙事聚焦独特，不是把艺术聚焦点放在表现人的社会活动及人物活动背景上，而是着重表现独立的个体，不着力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人与自我的关系，表现人物隐秘的自然心理，表现人物身份及体现出的人格矛盾，人物行为场所不在是广阔的生活斗争空间，却是人自身天然的狭小的性爱空间。这种艺术表现本身就体现出几种价值判断：小说着力描写个体，淡化社会环境，表明作家突出个体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着重表现人的性爱意识，“性爱”本质上却意味着对现实的回避，引领读者进入一个“性爱”的世界，而暂时忘却现实世界的处境；一方面充分肯定“性”意识对于人意志、心灵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又否定“性”意识为人性人格发展造成的恶劣影响，况且，作家在表现人物性意识时，在每一次性意识冲动的背后，总是隐匿着一个伦理道德的力量，对人物进行牵制和束缚；另外也展现出人性和现代文明的背驰与冲突。
对传统文本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历史英雄、圣贤人物，鲁迅和施蛰存的小说都是把英雄拉回到日常生活之中，抹去了他们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神光，还原他们世俗凡庸的本相。然而，两位作家在表现英雄世俗化方式上存在很大差异：鲁迅着力表现英雄功成名就后的落寞与尴尬处境，表现英雄生活环境的冷漠和英雄内心的苦涩与孤寂；而施蛰存着重表现英雄人物的凡俗心理，实则是对于英雄神话的消解，或者说是对于英雄存在的否定和怀疑。
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庄子思想，鲁迅和施蛰存之间的差别更加明显。差别不仅在于传统文化新与旧的认识态度上，而且在于行为价值标准的认识上。20世纪30年代施蛰存因提倡文学青年读《庄子》与《文选》，与鲁迅遭遇一场笔战，已成为文学史上一段公案。两位作家交锋的焦点有分歧，出发点不同，但潜在地却表现了他们在两种人生观、两种创作观上的截然对立。
［参考文献］
［1］ 鲁 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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