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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和谐美育思想的精神原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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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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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礼涵括了整个宗法等级世袭制度、道德规范和礼仪的全部内容，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身行事的基本准则。然而西周统治者认识到，礼教的成功并不仅仅是对外在形式的熟悉和尊敬，而是从内心由衷地服膺这种道德观念。因而在实施礼教的同时，还特别强调礼教与乐教的密切配合。礼的作用在于通过某种外在的强制性的规定来约束人们的外部行为，使之合乎礼的规范。而乐则重在对人们内心情感的陶冶，使本来具有一定强制性的礼成为人们内在道德上的精神自觉。所谓“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礼记·乐记》） “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乐记·文王世子》）这种礼乐并举、“外礼内乐”的育人思想，使西周礼乐文化透射出中国传统审美教育中关于伦理人格和道德自省的观念，也使得中国古代的美育，从最早开始就覆盖于礼乐文化之下。
第三，在形式、内容上高度成熟的音乐舞蹈艺术。
西周是中国奴隶社会音乐舞蹈艺术发展的顶峰阶段。周公“制礼作乐”中，就特别强调了对“乐”的规定。周礼中的“乐”，内容很广泛，可以说得上是一门综合艺术。它包含了音乐、舞蹈、诗歌等等艺术门类，而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音乐和舞蹈艺术，即西周乐舞。乐舞不仅是周礼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成为“六艺之教”的核心内容。
经过周公的整理，西周的乐舞在形式和内容上发展得很完善，达到了奴隶社会音乐舞蹈艺术的顶峰。它的题材很丰富，种类繁多，可用于郊社、宗庙、宫廷仪礼、乡射、军事大典等等方面。形式多样且规范，有大舞、小舞、文舞、武舞等等，并且在使用上有很严格的等级分别。西周统治集团对乐舞很重视，他们不仅建立了专门的乐舞机构，并设官大司乐进行统一掌管。同时，还设立专门的教育机构，以乐德、乐语、乐舞教育奴隶主贵族子弟。而乐教的实质就在于通过艺术教育来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所以《礼记·乐记》中说：“乐者，通伦理者也”，强调的就是“乐”对道德情感的陶冶作用。这种艺术教育在西周社会处于向上发展时期，对稳定社会秩序，改变社会习俗，加强各诸侯国与王室之间的联系，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所以《周礼·大司乐》中说“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至鬼神衹，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而《礼记·乐记》也说：“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另外，这种艺术教育相对于强制性的道德教育和礼法教育而言，具有潜移默化的效用，它使人在血缘亲情的浸染与感化中，不由自主地恪守着传统的孝悌一类的道德。这样，就使得原本在氏族社会中带有浓厚宗法色彩的礼乐系统变得具有审美教育的色彩了。[4]同时，这种乐教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后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育思想。孔子在人才培养上所提出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正是将“乐”作为完善理想人格的最佳方式，从而确立了艺术教育在审美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总而言之，西周礼乐文化所带来的辉煌成果不仅奠定了周王朝的兴盛，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周公制礼的思想，西周礼乐文化中所渗透出来的关于传统审美教育中道德自省的观念及艺术教育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数百年后的伟人——孔子，与孔子以“为仁”为核心的政治理想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塑造和谐人格为终极目标的美育理想不谋而合，让孔子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一个精神的栖息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以看作是孔子一种真实心态的写照，是一种精神找到归依的由衷赞美。所以，整理和总结西周王朝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礼仪制度和文化制度与其说是孔子一生孜孜以求的事业，不如说是孔子精神访祖的必然归依。因此，总体说来，西周灿烂的礼乐文化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正是孔子美育思想发生的温床。
三
我们前面说过，孔子的美育思想是其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仁学”基础上的一种实用理性主义美学。
孔子的所有学说，包括以“仁爱”为基础的和谐美育理论都是入世的，都是基于对当下社会的一种现实观照。他所提出的以“仁爱”为核心的政治道德理想——“克己复礼为仁”，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建立在其现实焦虑的基础上的。从实质上说，孔子是现有社会制度的维护者和坚定拥护者，他对当下“礼崩乐坏”的现实状况是忧心忡忡的。出于对社会的现实责任和入世情怀，孔子从向上向下两个层面企图对当下社会进行精心的维护：向上，他以“仁者爱人”呼吁当政者要以仁爱之心爱护国家与人民。“仁者”是对高端群体的一种道德吁求，也是寄予他们的一种政治理想。这种政治诉求被孟子加以发展，演变成为“施仁政”的政治方略；向下，他以“泛爱众”作为一种和谐理想诉诸大众，也作为一种道德理想要求于大众。
在孔子看来，要实现上述政治道德理想或者美育理想，“诗教”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诗教的目的就是让人变得“温柔敦厚”、“止于礼义”和“主文而谲谏”。其基本内涵或可归诸于“和谐”之念。所以孔子特别强调学诗的重要性：“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这些论述，可以看成是孔子强调以“诗教”来实现这种美育理想集中表述。
但是，孔子通过“诗教”等形式进行和谐美育教育固然是实践理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全部。而在当下社会现实中，树立一种社会楷模亦或是另一种有效手段。因而，他把眼光投向了西周礼仪制度。
应该说，从时代发展的角度看，西周并不是一种完美的社会制度。就其礼制而言，也未必就尽善尽美。作为春秋末期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孔子并非不知道这种历史发展的真实状况，但是他却念念不忘西周的礼仪制度，并企图用周礼来实现其美育梦想。
我们认为，孔子之所以将西周的礼制作为他所要恢复的重要制度，在于他将其理想化，乌托邦化了。他有意地将西周礼制置于一个学习、效仿、崇拜的高位，目的在于为当下社会树立一个标杆、榜样，从而为当下“礼崩乐坏”的时代找到一个精神支撑、道德源泉，从而使社会进入一个和谐、有序的健全境况。因此，诗意化的西周礼制成了孔子的精神故乡，孔子徜徉在井然有序的西周礼制中并乐而忘返。
另外，从精神气质层面上看，孔子也常是一个古典主义者。我们可从其有关“雅乐”、“郑声”的论述中直接得见，也可从他与弟子们的学术互动中别样窥出：
在一次与子路、曾皙等人的对话中，曾皙说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呼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
在另一次与弟子的谈话中，孔子盛赞颜回。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这里，他将精神生活田园牧歌化、诗意化。表面看来有种飘然出世的超脱，但骨子里却仍然是难以泯灭的人间情怀。这就是说，孔子表现看来也有着一种类似庄子“我欲与天地相往来”的飘然出世的精神气质，但与庄子不同的是，孔子的这种“出世”理想是以“克己”制欲、自我修养、社会和谐为前提的。
如果说上述两例说明了孔子飘然、超脱的意识，而下面这个情节则恰好说明了他的飘然出世理想中的现实情怀：在一次颜渊、季路侍坐时的谈话中，孔子直言自己的理想（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很显然，能够让“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唯有自身的不断修养——人格完整、全面和谐。
参考文献：
[1]关于孔子的美育思想特征，古今学人多有大同小异的概括。这里主要参考了杨伟蓉在《论孔子的美育思想及其时代意义》一文中的有关归纳。
[2][3]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三联书店1996 年版， 第184、185页。
[4] 袁济喜：《传统美育与当代人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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