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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儒学思想及其成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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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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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比如《秋胡行》引用《韩非子•十过》中师旷清角的故事来表明自己的德行很高。《气出唱》三首、《精列》、《陌上桑》、《秋胡行》，有人称其为发游仙诗之开端。且不论它们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游仙诗，但其中有很浓的道教色彩。曹操在描述昆仑、西王母等仙家幻境，向往长寿的同时，他真正的希望是能在有生之年做出大一统的事情，即实现他的儒家理想。
除了诗歌之外，曹操还留下了大量的书、表、令、疏等文章。就这些文章本身来讲，也体现出了明显的儒学特征，这既有他对原有儒学的继承，也有他的改造。第一，不可摆脱的宗经情结。他大量引用或者化用儒家经典中的句子或者典故。引用的范围大致与诗歌中引用的一致。引用得最多的几部是《左传》、《论语》和《诗经》，同时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其中也有引用今文经典的地方，如在《报蒯越书》中引用了《公羊传》。但和古文经典引用的情况相比，无论是深度还是次数都要少很多。不过，曹操不是把儒家圣人的每句话都当作真理，比如他在《决议田畴让官教》中就嘲笑过孔子：“昔夷、齐弃爵而讥武王，可谓愚暗，孔子犹以为‘求仁得仁’。”相比较而言，他对周公的态度就比较恭敬，如果从他的学派倾向出发去看，这种现象是很容易理解的。第二，文章采用“法先王”构思，言语追及尧舜、周公，这正是儒家标榜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模式。同时，他也多追述管仲齐桓，而管仲的“仁”正是曹操新儒学中要义，这正体现了他在继承基础上有所选择的特点。第三，对“为表三让”的认识。《文心雕龙•章表》中讲：“昔晋文受册，三辞从命。是以汉末让表以三为断。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建安元年，曹操上书让封，何止让了三次。他在上书让增封中也讲：“臣虽不敏，犹知让不过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实，下为臣身免于苟取。”他是承袭旧制才如此，但是后来认为这是虚礼，没有再执行的必要。他反感儒学中迂阔的礼节，可见他的人生哲学是务实的儒学。 三、曹操儒学思想的形成
曹操儒学思想的形成受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时代影响。汉末直至魏晋时代，佛学与玄学进入思想领域，使迂腐的以经学神学为特征的儒学的独尊地位一度动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末至曹魏这段时期，人们还是有意识地奉儒家思想为正宗的。在统治领域，汉初的律法就出现了儒法合流的现象，在东汉中后期达到了极盛，发展到魏晋时代，出现了系统化的儒家化成文法典。曹魏时代甚至规定，司法中“但得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6］523。因为郑玄是东汉末年的经学家，汉代经学之集大成者，在学术领域中郑玄的成就是最受重视的。确实在魏晋时，治经学的人比汉代时候要少，但是还是有不小成绩的。在今存《十三经注疏》中，除了汉代学者的七部经注、晋朝的三部经注、唐代学者的一部经注外，其余两部均为曹魏时学者所作。如王弼的《易注》、何晏的《论语集解》都颇负盛名，在经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东汉永平以后，以谶纬为特征的今文经学已逐步为古文经学所取代，曹操等人就是处在古文经学比较发达的氛围中。这一点也可以从他身边许多儒学人才所熟悉经典的情况看出。他们的学派倾向也多是古文经学。王朗著《易》、《春秋》、《孝经》、《周官》。贾逵、乐详及李典最好《春秋左传》，其中乐详还撰写了《左氏乐氏问七十二事》，而且李典不乐兵事，从师读《春秋左氏传》。曹植在十几岁的时候，亦诵读《诗》、《论》。袁涣之子，《为易》、《周官》、《诗》传，及论《五经》滞义，圣人之微言，以传于世。邴原诵《孝经》、《论语》，并以《礼》、《乐》、《诗》、《书》授徒。当时最有名的是郑玄，学该古今，儒生之所以集。他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从东郡张恭祖学《周官》、《礼记》、《左传》、《韩诗》、《古文尚书》，后事马融，他的学生有郗虑、王基、崔琰、乐安、国渊、任嘏等。处于这样一个时代环境影响下，曹操不可能不受影响。
（2） 个人因素。就曹操本身来讲，其祖父曹腾，“素以仁厚称”，“永宁元年，邓太后诏黄门令，选中黄门从官年少温谨者，配皇太子书，腾应选其中”。而他又是“好进达贤能终无所毁伤”，他所推荐的人都有儒学背景，有的还是以精通某种儒家经典闻名。曹操的父亲嵩“质性敦慎，所在忠孝”［1］1。他们所拥有的这些特点正是儒家所提倡的。可见，曹操的家庭环境是有儒学氛围的，而他自小也受到了系统的儒学教育，并以此作为进身之阶梯。他经历了东汉末桓帝、窦太后、灵帝、献帝四个执政者，政治活动主要是集中在灵帝和献帝时期。这两个时期，统治者还是有意识地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建宁元年，帝下令推举有道之士。“熹平四年，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礼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5］1133曹操是熹平三年的时候，举孝廉，为郎，任洛阳北部尉，作为一个初入政坛的新人，朝廷环境对他是有很大影响的。熹平六年，市贾民为宣陵孝子者数十人，皆除太子舍人。光和三年，诏公卿举能通《尚书》、《毛诗》、《左氏》、《谷粱》各一人，悉除议郎。曹操因为能明古学而被任为议郎。在这样的环境下，再有曹操这样的进身方式，可见曹操与儒学是脱不了干系的。
到了献帝时，国家的形势更加纷乱了，初平四年时，试儒生四十余人，上第赐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罢之。由此看来当时天下还有许多醉心于儒学的儒生，且不乏结童入学、白首空归的人。曹操作为一个有统一野心的人，不会忽视儒学在社会上的存在及影响，对他而言，最好的方法就是对其加以适当的利用。于是，就出现了有人评价操有“十胜”，或者“四胜” ［1］234，这些都是赞扬他能法术权谋与儒家仁义并举。其实，与曹操同时代的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儒学的影子。如刘表的“荆州学派”，《后汉书》中记载建安三年之后，刘表在治理荆州时“……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 ［5］1380。建安八年时，袁谭遭袁尚的攻打，欲求救于曹操，刘表以书谏谭，“君子违难不适仇国，交绝不出恶声。况忘先人之仇，弃亲戚之好，而为万世之诫，遗同盟之耻哉！若冀州有不弟之傲，仁君当降志辱身，以济事为务，事定之后，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为高义邪！” ［4］2049他用儒家的伦理法兼中庸之道对袁谭分析此举的利弊得失，他是期望能以他所理解的儒学的精神面貌回应现实社会的挑战。对于“繁礼多仪”的袁绍，司马光的评价是较高的，“光武遭汉中衰，群雄糜沸，奋起布衣，绍恢前绪，征伐四方，日不暇给，乃能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继以孝明、孝章，述追先志，临雍拜老，横经问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游大学，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 ［4］2173。而董卓，是天下所讨的叛贼，却也畏于名义制定了一些政策，“籍吏民有为子不孝，为臣不忠，为吏不清，为弟不顺者，皆身诛，财物没官”。尽管董卓的措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更相诬引，冤死者数以千数，百姓嚣嚣，道路以目” ［4］1921，引起天下的大恐怖。但是足以证明汉魏时期儒学思想在社会上是很有影响的，有些人是按儒学的逻辑为人处事的，而有些人虽不尊儒学的，但也要碍于世风做出点样子。他们都不能像曹操一样真正做到思想上的自由和通脱。曹操实实在在地在儒学治世功能的基础上进行延伸，使之直接而又明确地成为他的一种战略，来为他的最终目标服务。
（3） 曹操集团中的儒学人才。曹操曾多次下求贤令，明确讲要“唯才是举”。有人认为，这是对汉代以来一直奉行的以儒家一套标准来选拔人才制度的打击。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此类命令颁布以后，曹操身边的儒者并未因此失去信任，所以这只是起了增加人才来源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儒学的一种革新。比如建安十五年春时曹操下的《求贤令》，人们往往注意了他求贤令的内容，而忽视了该令产生的背景。在建安十四年十二月，丞相掾和洽言于曹操曰：“今朝廷之议，吏有著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今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 ［4］2099正是听取这样的意见才下了求贤令，因为如果不采取措施，这种形式主义之风就会愈演愈烈，人人为虚名所累而不能本其实，那么这个国家是很危险的。曹操所做的正是舍弃浮华而追求古教大义，打击拘于“小廉”、“小行”的伪儒学。在此战乱纷纷的非常时期，出此权宜之策是不得已却又是必要的。对人才的看法，曹操有句精辟的话，即“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1］18，这里“道”应该就是对不同的人才运用不同方法的意思。
从曹操身边的谋士贤臣良将来看，与儒学相关的人才占相当大的部分，而且他们的建议和措施对曹操、对当时社会都有重大影响。杨俊，被太祖荐为茂才，迁南阳太守后，宣德教，立学校，吏民称赞。王象，在魏有天下后，京师归美，称为儒宗。［1］488袁涣是在吕布失败之后归附曹操的，他是举动必有礼。他曾讲“虽以武平乱，而济之以德，诚百王不易之道也”，太祖深纳之，又在魏国初建时，言于太祖，“今天下大难已除，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以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 ［1］249，太祖从其言。国渊，师事郑玄，每于公朝议论，常直言正色，退无私焉。［1］253崔琰也是对曹操敢于直言相向的，曾就郑玄受学。何夔，少年时以孝友称。荀彧中平六年举孝廉，是曹操的得力谋士。毛玠年少为县吏时，即以清公称，在与崔琰并典选举人才时，“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不得进”，由是天下以“廉节”自励。［1］281田畴，在率领族人避乱世时，“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颇有远名，成为各路人马争取的对象，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归附曹操。［1］255建安十三年，曹操征刘表，荆州一大批儒学人才都跟随了他。“荆州学派”是建安三年之后，刘表在治理荆州时“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这里成了儒学集中发展的一个区域。曹操对此胜利，高兴的是获得了人才，“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1］162。
综上所述，时代的因素、自身的经历及身边人才的思想取向，对曹操都有很大的影响，他对儒学根本没有持反对的态度，只是他的儒学已不是原始儒学的那套，为了在乱世中完成霸业，他随着时机的不同而对此加以改造和取舍。与此同时，他的诗文写作，特别是诗歌的创作，也许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精神活动，受外界因素的制约相对稳定，所以表现出来的儒学精神比他社会行为中蕴涵的儒家成分更要纯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曹操驳杂的思想中，儒学占有了相当重的分量。
参考文献：
［1］ 陈寿.三国志［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2］ 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5.
［3］ 曹操（撰）,安徽亳县《曹操集》译注小组（注）.曹操集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4］ 司马光.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 ，1956.
［5］ 范晔.后汉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6］ 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晋书•刑法志［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7］ 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1:141.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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