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曹操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典型的人物形象之一。这一形象的形成，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来自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影响：在史学家笔下，曹操形象已很复杂。受传统政治文化影响，曹操从历史上的英雄逐渐演变为奸贼。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既带有千余年来各种文化的印迹，又倾注了作者的思想感情，美学理想，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政治、历史、道德观念和爱憎态度，因而这一形象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曹操形象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晶。
 
【关键词】 《三国演义》　曹操　文化意蕴

   曹操是《三国演义》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毛伦、毛宗岗父子在《读三国志法》中把他与诸葛亮、关羽并称为“三绝”。曹操形象成功的主要标志是其性格的复杂性，这是由许多原因共同形成的，其间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来自各个方面的滋润，因而曹操形象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意蕴。兹陈浅见，以求抛砖引玉。

一

    曹操形象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曹操首先是一个历史人物，在历史上曹操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卓有成就的文学家。在东汉末那个群雄争霸、战乱频仍的年代，他南征北讨，荡灭群雄，统一了北方；他首先实行屯田政策，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使中原得到了安宁，为全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①。但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曹操也有不少恶德、恶行，最突出的就是具有奸诈、残暴的性格特点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臣”之举，因而在信奉“实录”精神的古代史学家笔下，曹操形象就已出现了分裂。

    在最早记载曹操事迹的《三国志》中，陈寿对曹操作了这样的评价：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评价不可谓不高，但并非虚妄之赞词。在裴松之《三国志》注中所引用的三国时吴人所撰的《曹瞒传》中，对曹操的评价则大不一样：

    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然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已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这是对曹操的全盘否定。

    由于对曹操的评价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因而从魏晋至金元，在史学领域，一直存在着“帝魏寇蜀”和“尊刘贬曹”之争，对曹操的态度也有多次大的波折。

    西晋陈寿的《三国志》首开“尊曹贬刘”之风气，不仅书中《魏志》的篇幅远远超过了《蜀志》、《吴志》，而且他只尊曹氏为“帝”，在书中给予“纪”的规格，而刘备、孙权只仅仅被尊为“先主”、“吴主”。他对曹操的评价则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但作为一位正直的史学家，陈寿在赞美曹操之余，也记载了曹操的一些恶行，在《武帝纪》里说：“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也有不少关于曹操奸诈和残暴的零星记载。

    南朝时裴松之搜集了三国时代魏、蜀、吴三方人士所作的各种野史杂记为《三国志》作注，所引书籍多达一百五十余种，其态度是，各种传说，不问虚实，一律摘引。这给后人认识曹操其人提供了更为丰富、全面的材料，但也鱼龙混杂，真伪难辨，比较明显的是，对曹操的批评明显地增多了。后来对曹操的否定，多源于此。

    东晋“偏安江左”时，史学家习凿齿撰写了《汉晋春秋》，首先打出了“尊汉抑魏”的旗号。

    唐代史学家多尊魏为正统，但刘知几却认为陈寿的《三国志》“以魏为正朔之国，……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是不正确的，对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则颇表赞同②。

    五代时期后晋编撰的《旧唐书·经籍志》把《魏国志》列入“正史类”，而把《蜀国志》与《吴国志》列入“伪史类”。

    北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否认以魏、蜀任何一方为正统，但却主张以曹魏系年，实际上是以魏为正统。

    南宋偏安后，“尊刘抑曹”的思想又风行起来，朱熹重弹习凿齿旧调，奉蜀汉为正统，他的《资治通鉴纲目》改变了司马光以曹魏系年的体例，“黜魏而以章武之元继之”。

    与此同时，北方的金朝则在搞“帝魏寇蜀”的勾当，直到元以后，“尊刘抑曹”才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

    从上述历史时期中史学家对待曹、刘态度的富有戏剧性的变化，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帝魏寇蜀”还是“尊刘抑曹”，都是中国历史文化中正统观念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反映。而所谓正统，是历代统治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维护其统治利益而创造的一种观念，谁正谁不正，在不同的时期都可能有不同的解释。而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无论个人品质如何，都不可超越时代和现实，都不能不受到当时政治形势和社会思想的强烈影响。清代学者章学诚就曾一针见血地道破其中奥秘：“陈氏（寿）生于西晋，司马（光）生于北宋，苟黜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凿齿）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这些史家都有“信史”之风，但历史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的基本态度。曹操形象在史学家笔下的反复，增加了其形象的复杂性，也说明这一形象在史书中就已经社会化了。

二

    曹操形象从历史上的英雄演变为奸贼，受到封建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

    对于曹操的态度，在封建时代的不同阶层有极大的差异。上层统治者对曹操的态度，在晋以后是随着汉民族统治地位的变化而不断更迭交替的。西晋司马氏取代魏，而魏是“受禅”于汉而成为正统的，所以“帝魏寇蜀”；东晋“偏安江左”，其形势类似蜀汉，因而“尊刘贬曹”；唐王朝以魏为正统，唐太宗李世民称曹操是“哲人”③；北宋仍以曹魏为正统，宋真宗曾下令重修亳州祭祀曹操的庙宇，并让著名学者穆修撰《亳州魏武帝帐庙记》，称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光显盛大之业于来世”④；但到了南宋，“尊刘抑曹”之风复炽，南宋诗人王十朋在《谒昭烈庙》一文中竟公然宣称：“我虽有酒；不祀曹魏”⑤，陆游则写出了“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⑥的千古名句。总之，历代统治者对曹操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也都作了不少文章，但总的趋势是，随着封建专制的不断增强，对曹操的否定是愈来愈加重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模式是“伦理——政治”型文化，它产生的社会基础是带有宗法性质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君主专制的社会，秦汉以降，随着专制政治的不断强化，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为专制政治服务的理论体系，到西汉董仲舒出现，则使这种专制统治神学化。他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论，认为“君权神授”，因此，在君与民的关系上主张“屈民而伸君”，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之道，是“《春秋》大义”⑦。在此基础上，董仲舒还建立起“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神权、君权、父权三者合一，而“君为臣纲”赫然立于“可求于天”的“王道之三纲”之首，这就把“君”摆到了神一样的绝对统治地位，这种伦理观念也成了中国文化观念的核心。至宋代，二程、朱熹又使君主专制主义理学化，他们强调“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理之本也”⑧，“君尊于上，臣卑于下，尊卑大小，截然不犯”⑨。君主专制在明代更在实践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明太祖朱元璋收天下之权归于一人，废除了沿袭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和沿袭七百余年的三省制，将相权并入君权；撤销行省，设立分别直接受制于朝廷的“三司”，将君权扩张到了极点，真正达到“朕即国家”的程度，与此相适应，朱元璋还改变了“刑不上大夫”的千古之礼，对大臣实行“庭杖”之责罚，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这时，“君尊臣卑”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心理。封建君主专制的特点是强调臣对君无条件地服从，即所谓：“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臣不死则为不忠”，而“忠”与“奸”的观念也成为封建时代衡量一个臣子的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的最高标准。按这一标准要求，曹操无疑是应否定的对象，他对献帝的挟持，实际上是对整个封建权威，所有封建皇帝的亵渎和威胁，是大逆不道，这是封建制度本身所不允许的。

    在众多评论曹操的言论中，唐太宗李世民的态度很值得注意。做为一代开国之君，他对曹操可谓是英雄惜英雄，在他亲自撰写的《祭魏太祖文》中写道：“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对曹操非同寻常的政治才干和杰出的军事才能都十分称赏。但他也敏锐地指出：曹操“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秉钧国之情，有无君之迹”，因此，他从维护大唐江山长治久安的统治利益出发，以古鉴今，训诫臣下，特别是元老重臣不要去学曹操“有无君之迹”，永远效忠于唐王朝。无独有偶，北宋司马光对曹操也有类似的看法，尽管他在编纂《资治通鉴》时以曹魏为正统，甚至为了替曹氏政权辩解，说它“是夺之于盗手，非取之汉室也”⑩，但他也看出曹操“蓄无君之心久矣”，因而在《资治通鉴》中也建议北宋皇帝，要对臣下进行“教化”，不要去学曹操。这种对待曹操有誉有毁但归之于毁的态度，在封建统治者中是颇有代表性的，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言：对曹操“是不会有一个封建皇帝会喜欢他的，只要提起曹操，皇帝们就会感到自己的皇冠有滚到地下的危险。”(11)这道出了封建统治者心中的秘密，也揭示了否定曹操的真实原因。

    列宁曾在《关于民族问题批评的意见》一文中指出：“每一个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际上也存在着上层统治阶级的文化和民间文化两种形式，二者的主要区别是：民间文化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更重道德而轻功利，具体到对待曹操这一人物的评价上说，民间文化对曹操始终是否定的。唐代诗人李贺在《古邺城童子谣效王粲刺曹操》中这样写道：“邺城中，暮尘起。将黑丸，斫文吏。棘为鞭，虎为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