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这真实地说明了下层群众对曹操的态度，也反映了民间拥刘反曹的普遍性。

    西晋文学家陆机曾在《辩亡论》中说：“曹氏虽功济诸夏，虐亦深矣！其民怨矣！”这比较客观地揭示了人民痛恨曹操的根本原因。在民间，曹操之所以遭到反对，并不在于他姓曹、非汉室宗亲，而主要在于他的奸诈无道、暴虐害民、背信弃义、损人利己的品德和恶行，因而在三国故事广泛流传后，人们就不断地以自己的善恶评判和憎恶感情不受客观事实限制地移植，使本来具有多侧面特性的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变成了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丑和恶的化身，成为彻底被否定、被鞭挞的形象。在民间，至迟在北宋中叶曹操这个艺术典型便大体上定了反面形象的基调，在此后的诗文、院本、话本、杂剧创作中，曹操奸臣的形象更趋清晰完整。元代至治年间，建安虞氏刊印的《新全相三国志平话》，是宋元以来民间“尊刘抑曹”之风在文艺创作中的集中体现，典型地表现出了宋元时期市民阶层普遍的审美意识和情趣，而曹操作为奸臣的角色也基本定型了。

    罗贯中就是在这种复杂的民族文化的背景上，在这种群体意识氛围中塑造曹操形象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启发和感染，这决定了《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基调。

三

    在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曹操形象更为饱满、复杂了，作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写“好人绝对的好，坏人绝对的坏”的“传统思想和写法”(14)，把这一人物置于纷繁的矛盾冲突之中，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精心刻画，使之成为立体的、多层面的有机体。在作品中，他既有攻城掠地、暴虐害民、甚至血洗徐州之类的暴行，又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和严纪爱民的作为；既有“挟天子以令诸侯”、逼宫杀后、僭越不臣的行径，又有以周文王自喻、为汉室讨伐群雄而愿做忠臣的自我表白；既有杀吕伯奢时的猜疑、忌刻，又有“焚书不问”的宽宏大度；既有“梦中杀人”和“借首”平忿之狡诈、残忍，又有收张辽、放关羽、哭典韦之惜才重义；既能举贤尊士，重用人才，又曾嫉贤妒能，枉杀贤才；华容败北，他仰天大笑，表现出特有的乐观、豁达和顽强，但江边赋诗，“对酒当歌”，又表现为异样的消沉、哀婉和失意。上述种种，看起来是相反、对立、冲突的，但在曹操身上却显得那样和谐，这是矛盾、统一的完美、集中体现。正如毛氏父子所云：

    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听荀彧勤王之说而自比周文，则有似乎忠；黜袁术僭号之非，而愿为曹侯，则有似乎顺；不杀陈琳而爱其才，则有似乎宽；不追关公以全其志，则有似乎义。……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15)

    “奸雄”是《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基本特点，“奸”与“雄”的矛盾与统一也是曹操形象复杂性的具体表现。从全书总的倾向来看，作者对曹操的态度是有贬有褒，但贬多于褒，作者着力突出的是他的“奸”，清人顾家相就曾经说过：“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16)。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历史演义小说，它的成书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在创作中，作者主要以《三国志》、裴松之注以及《通鉴纲目》等“正史”为依据，但又大量吸收了民间传说以及杂剧、话本等民间艺术中的有关内容，它是三国故事的集大成者，也是长期以来流行的三国文化在文学领域的一大总结。作品中的曹操形象，带有千余年来各种文化的印迹，又倾注了作者的思想感情、美学理想，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政治观念、历史观念、道德观念和爱憎态度，因而这一形象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

    首先，对曹操的否定，表现了作者“善善恶恶”的伦理道德观念。

    中国文化是伦理型的文化，传统价值观重伦理道德而轻个人才智，重道义而轻功利，对人物的品评也往往是用道德判断取代价值判断，因此，在对人物作审美观照时强调真、善、美的统一，而首先着眼于善。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对曹操的否定，实际上也主要是在道德上的否定，这在作品中主要是通过与刘备形象的对比体现出来的。

    曹操和刘备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人物，在二人身上，不仅集中地表现了封建时代政治家的不同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品质，而且形象地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同的道德观念。对此二人，作者一直是自觉地作为两个对立的艺术典型来加以塑造的，正如小说中刘备所云：“今与我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纵观整部小说，两人确实事事处处显示了这样一种性质的对立，而宽仁与残暴、忠义和奸险成了最大的区别。作者对两人的态度是尊刘贬曹，这实际上就是尊崇仁爱，贬斥残暴；尊崇忠义，贬斥奸诈。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种褒贬归之于封建正统观念而一笔抹杀。正如孙逊先生所说：“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正反映了人民的愿望、要求和选择。即：在政治思想的选择上，人民愿意选择王道仁政，而不愿要霸道苛政；在对待政治家的选择上，人民宁愿选择一个干略相对稍次的仁慈之主，而不愿要那种虽有雄才大略却奸诈残忍的暴君；在社会道德的选择上，人民则崇尚忠义，而贬斥奸诈”(17)。

    其次，褒刘贬曹，表现了作者渴望明君仁政的社会理想。

    作品中的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因此，尊刘贬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传统历史文化中“正统”观念的影响，但这不是主要的。作者对刘备的歌颂，主要是因为他自身的优点，即宽仁爱民，待士以诚，因而将他视做理想的明君。相反，作者笔下更正统的汉献帝、刘表、刘璋等则没有一点光彩，甚至刘备的儿子刘禅也是以一付不讨人欢迎的面目出现的。与刘备相反，作者是把曹操作为封建时代奸臣权相的代表来塑造、来批判的，这更多地受到了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影响。

    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就提出了“民为国本”和“政得其民”的思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18)。稍晚的荀子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19)，这一关于君民关系的形象比喻，对历朝统治者都有一定启发。总之，“民为邦本”、“使民以时”、“民贵君轻”等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极端利已主义的典型，“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集中体现了他的人生哲学，这决定了他一生的活动轴心就是他的个人利益，因此，尽管他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但在具体作法上却是视百姓为草芥，可以肆意杀戮。在攻打徐州替父报仇时，竟公然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杀戮”，以致曹操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这种残暴不仁的恶行自然不是明君所为，也必然受到谴责。

    在评价人物上，作者还受到了儒家“仁”的精神的影响。原始儒学以“仁”为核心，这既体现了人道的原则，同时又为理想人格提供了多重规定，从正面来说，仁德首先表现为对人的尊重、关心、真诚相待，在君与臣的关系上，最理想的就是人们喜闻乐道的刘备与诸葛亮式的鱼水关系，这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作品中的曹操以求贤爱才著称，但对下属却一味使用机诈权术、残酷不仁，“梦中杀人”，“借首”平忿，诛许攸，杀杨修，不一而足，就连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谋士荀彧也难以幸免。在作品中，作者曾借刘备之口对曹操的这一特点作了描绘：“曹公只可同忧，不可同乐，若心一变，死无地矣！”张松也有类似的评论：“曹操轻贤傲士，只可同忧，不可同乐”。这种极端利己主义的行为，正是作者所深恶痛绝的。

    第三，对曹操有贬有褒的态度，表现了作者在品评人物上，推崇智勇的审美观念。

    如上所述，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是重伦理道德而轻个人才能，重道义而轻功利。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在对自己笔下的人物作审美或历史的评价时，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这种传统价值观的局限，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人物的功绩和价值，特别是肯定了功利的价值，这在对曹操的态度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作者在塑造曹操形象时，不是一味地贬低，而是在突出其“奸”的同时，也着力描写了他“雄”的一面。在曹操身上，奸臣权相的本质是他的核心性格，另一方面又有雄才、机智、豪爽、爱才和富有政治远见等特征。在曹操出场时，作者就写下了赞美之词：

    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在曹操身亡时，作者又引陈寿的话赞扬他“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对曹操的雄才大略以及统一北方的功绩都做了充分的肯定。这表现了罗贯中独特的英雄史观。

    作者这种审美观念在全书中多有体现。作者品评人物的最高标准是“忠”和“义”，小说中诸葛亮和关羽形象堪称其代表。此外，对智慧、英勇、刚毅、严正、贤良、博识、善辩，不畏强暴、勤于王事之士，以及忠、孝、节、义者，无不热情地歌颂之；而对丧权废国的庸弱昏愦之君，专权乱国的奸佞之臣，以及谄媚小人，作伥丑类，无不愤怒地鞭挞之。这种褒贬原则，既有传统文化影响的痕迹，又有对传统文化一定的超越，体现了作者特有的审美观念。

    要言之：作为小说人物的曹操，是《三国演义》中，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典型的人物形象之一，撇开社会道德的评价，曹操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是相当成功的，不可多得的。曹操形象的形成，有一个由历史人物不断艺术化、小说化的历程，其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来自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影响，因而这一形象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意蕴。曹操形象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晶。

    注释：

    ①《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②《史通·探赜》。

    ③《祭魏太祖文》，见《全唐文》卷十。

    ④(13)穆修《河南穆公集》卷三。

    ⑤《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卷二十八。

    ⑥《得建业倅郑觉民书》，见《剑南诗稿》卷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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