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写人的文学，是写人的活动的文学，是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文学。一部作品离开对人物的精美塑造，就谈不上是小说，或者说就谈不上是优秀的小说。《石头记》的人物塑造，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就是现代的许多优秀小说家，也不得不为之叹服，并精心潜摹，刻苦学习。从各种不同角度研究《石头记》人物塑造的文章，那是数不胜数的。曹雪芹同时代的脂砚斋，早也写了不少这方面评语，今天看来也还新鲜，评论这方面评语的文章，似乎少见。归纳起来，脂砚斋大约谈过以下一些问题。
一 人物塑造的合理化
脂砚斋与曹雪芹一样，指责当时小说家人物塑造的不合理，不是“满纸红拂、紫烟”，就是“貌如潘安，才如子建”等语；不是“天下无二，古今无双”，就是“一百个女子，皆似如花似玉一副脸面”；甚至写“奸人”，则必“鼠耳鹰腮等语”，写美人则必“满纸羞花闭月，莺啼燕语”。脂砚斋常用“最恨”、“可叹”、“可笑”、“可厌”这些带有感情色彩的字眼，对千篇一律的公式化、脸谱化，提出原则性的批评。这与曹雪芹在《石头记》第一回中借空空道人与石头对话，所批评的“才子佳人等书”“千部一腔，千人一面”，是完全一致的。这些意见是不是凭空而发的呢?不是的。明末清初的文坛，泛滥着大量的才子佳人小说，诸如《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等等，鲁迅先生就曾批评瞿佑的《剪灯新话》是：“文题意境，并橅唐人，而文笔殊冗弱不相副，然以粉饰闺情，拈缀艳语，故特为时流所喜，仿效者纷起……”[1]可见脂评的针对性是很强的。
脂砚斋既然反对人物塑造方法的公式化，那么，他的正面主张是什么呢?就是他常提到的“真正情理之文”，换言之，也就是说人物塑造要合理化。
怎样才算合理化?
(1)人物塑造要与生活实际相符。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肯定符合生活实际的人物塑造。在宝、黛爱情悲剧的发展过程中，作者那支极其灵妙的笔，在第五十七回中，描绘了一出可悲可笑的喜剧镜头，那就是“慧紫鹃情辞试忙玉”[2]所引起的贾宝玉似傻如狂的病症。经过药物治疗与精神治疗后，贾宝玉逐渐康复。但大病初癒，精力毕竟不济。到了第五十八回，饭后发倦，袭人劝他：“天气甚好，你且出去逛逛。”“宝玉听说，只得拄了一支拐杖，？？？着鞋步出院外。”一个平素“形容出众，举止不群”[3]的翩翩少年，忽然变成了“惫懒”形象。如果把这一描写，放在黛玉初进贾府之际，那不仅是不伦不类，而且还会出现难以估计的笑话，甚至要使《石头记》改观。放在这里则是顺理成章之事，读者不以为怪。所以脂砚斋批了四个字“画出病势”。这就是对曹雷芹这一描写合理性的肯定，因为它符合贾宝玉病后初愈的生活实际。又如在第一回中，作者通过贾雨村的眼睛，写甄士隐家中的丫环“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朗，虽无十分姿色，却亦有动人之处”。甲戌本有一条脂批；“更好，这便是真正情理之文。”另外，贾雨村正处于穷愁潦倒之际，生活尚且不周，又何能有家有室?所以脂评又挖苦他：“今古穷酸色心最重。”“仪容不俗，眉目清朗”的印象，既是贾雨村自作多情，又是他“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心里反映，这不是很真实而又符合情理的吗?
二是否定不符合生活实际的人物塑造。曹雪芹带着极其憎恶的感情，来塑造贾雨村这一奸雄形象的，揭露了他种种的阴私和罪恶。然而作者并没有用脸谱化的方法，从外形写成奸雄的形象，相反，作者通过丫环娇杏的眼睛，写他“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可见曹雪芹对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人物的表里是有着深邃的观察和了解的，对贾雨村这一形象的塑造是符合生活实际的。脂砚斋便借题发挥，对那些不从生活实际出发的人物塑造方法作了无情的嘲笑：“最可笑世之小说中，凡写奸人则鼠耳鹰腮等语。”事实上，奸人并不一定就鼠耳鹰腮；鼠耳鹰腮的也并不一定就是奸人，如果奸人的面孔都刻着奸人的印记，那还有什么复杂的社会斗争呢?依着这个模式去塑造人物形象，只能造成公式化、概念化的泛滥。就连春秋时代的孔老夫子还发过类似的感慨：“以貌取人，失之子羽。”[4]这就是说不能从外貌的丑陋与否，来断定人的好坏。雨果《巴黎圣母院》中喀西莫多奇丑无比，然而却有着纯美的心灵[5]。所以形式与内容、容貌与品质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庚辰本第八十回，所写的夏金桂又何尝不是如此?作者通过贾宝玉认识上的矛盾来写夏金桂“举止形容也不怪厉，一般是鲜花嫩柳，与众姊妹不差上下的人，焉得这等情性，可为奇怪之至”。下面有一双行墨批：“别书中形容姤妇，必日黄发黧面，岂不可笑!”这也是借题发挥，即以曹雪芹符合生活实际的人物塑造，来否定有些作者人物塑造公式化的。
(2)人物塑造要与环境相符。这也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诗意的环境，塑造诗意的形象。《石头记》第二十三回，既写了贾宝玉在沁芳闸桥边把吹落的桃花兜起抖在池内，让其飘飘荡荡随水流去，又进一层写了林黛玉把花装在绢袋里，埋在土里，名之曰；“葬花塜”。既写了“西厢记妙词通戏语”，又写了“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作者就是以水流花榭的景色，动人情感的戏剧文学，笛韻悠扬、歌声婉转的音乐，未来难以预卜的环境，来作为背景，描写这位也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孤女“感慨缠绵”、“心痛神痴，眼中落泪”的。可见《石头记》是多么善于描写诗意的环境，又是多么善于描写诗意环境中，富有诗意的人物形象，从而使读者感到这是活的人物，真的人物，有个性有感情的人物。脂砚斋也是深明此理的，在庚辰本中留下一则眉批：“情小姐故以情小姐词曲警之，恰极当极。”又于尾批加以总结说：“前以《会真记》文，后以《牡丹亭》曲，加以有情有景消魂落魄诗词，总是争于令颦儿种病根也。看其一路不迹不离，曲曲折折写来，令观者技亦难持，况瘦怯怯之弱女乎?”[6]这就是讲的人物塑造与环境的关系问题。马克思说过：“恶犯的巢穴和他们的言谈反映罪犯的性格，这些巢穴和言谈是罪犯日常生活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所以描写罪犯必然要描写到这些方面，正如描写情妇必然要描写到幽会密室一样。”[7]如果我们不去断章取义，不作简单的类比，而是从“人物塑造要与环境相符”这一点来理解，马克思的话不是很深刻的吗?
二是特殊的情况就有特殊的表现。贾宝玉在《石头记》中算不上是最有才华的青年，然而在众多的贵族青年中，也还算是佼佼者，可是在贵妃省亲的当儿，奉命题泳，构思甚苦，不仅想不出恰当的典故，甚至写出了与贵妃爱好相违的语句，弄得满头是汗，还是薛宝钗提醒他改用唐钱翊《咏芭蕉诗》头一句“冷烛无烟绿腊乾”中“绿腊”一词，代替他原稿中“绿玉春犹掩”中的“绿玉”二字。一个有才华的青年，此时此地为何又如此迟钝呢?甲辰本中有一条脂评解释得极有道理：“乃翁前何多敏捷，今见乃姐何反迟钝，未免怯才，拘紧人所必有之耳。”在家时的元春，也不过是象迎春、凤姐一样：身为贵妃的姐姐，就是特殊的姐姐了；贵妃姐姐的归省，那就是一种特殊的场面。在这样特殊场面之中，面对着这样特殊人物，贾宝玉感到“拘紧”，因而“未免怯才”。“怯才”就是贾宝玉的特殊表现。又如庚辰本第二十六回写贾芸到怡红院来见贾宝玉，只听到贾宝玉在“里面隔着纱窗子笑说道：‘快进来罢!’”贾芸进入碧纱厨后，见到“宝玉穿着家常衣服，？？？着鞋，倚在床上，拿着本书，看见他进来，将书掷下”。这里可以断定贾宝玉拿的决不是他喜爱看的《西厢记》、《牡丹亭》之类的书，因为在第二十三回中，茗烟给贾宝玉买了不少古今小说、传奇脚本，他踟蹰再三，挑了一些拿进大观园，偷偷放在床顶上，无人时自己密看。可是他在贾芸面前，并不迴避看书，所以可以断定那是与儒教无碍的书籍。贾宝玉是有名的“愚顽怕读文章”的人物，偏偏在贾芸面前装出爱读书的样子，这种举动显然有点特殊。那么我们就要提出疑问，贾宝玉为什么如此做作呢?脂砚斋解释：“这是等芸哥看故作款式，若果真看书，在隔纱窗子说话时已放下了。”贾芸年龄虽比贾宝玉大，但贾宝玉却是贾芸的叔辈，贵族家庭的等级制度极其森严，贾宝玉在这个来往并不算多的晚辈面前，不得不作看书的姿态，以作表率，这就是一向率真的贾宝玉一反常态的原因，作品是极其符合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脂评抓住了曹雪芹塑造人物的奥妙。
(3)人物塑造要与身份、地位相符。《石头记》所写人物之多，是古今小说所罕见的。解？？？居士则指出：“其人则王公侯伯，贵妃宫监，文臣武将，命妇公子，闺秀村妪，儒师医生，清客庄农，工匠商贾，婢仆胥役，僧道女冠，尼姑道婆倡优，醉汉无赖，盗贼拐子，无所不备，维妙维肖。”[8]甲戌本脂评也说：“《石头记》中公勋世宦之家，以及草莽庸俗之族，无所不有，自能各得其妙。”曹雪芹笔下的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物，是不是“维妙维肖”和“各得其妙”呢?
我们先看看脂砚斋所评的贵族夫人。邢夫人接过傻大姐拣来的绣春囊一看，“吓得连忙死紧攥住”。紧接着有一双行墨批：“妙，这一‘吓’字方是写世家夫人之笔，虽前文明书邢夫人之为人稍劣，然不(亦)在情理之中，若不用慎重之笔，则邢夫人直系一小家卑污极轻贼极轻之人已，己(岂)得与荣府联房哉。”在曹雪芹的笔下，邢夫人是一个贪婪、自私、庸俗、无能之辈，然而在对待绣春囊事件的态度上，她那维护贵族门第声誉的阶级本能，自然“吓”得死紧攥住，同时也表现出她不愿公开这一事情，因为大观园中居住的多是女儿之辈。脂评认为“这一‘吓’字方是写世家夫人之笔”，正是肯定了邢夫人这一形象塑造是符合她的身份、地位的。至于脂评又认为“若不用慎重之笔”，把邢夫人写成小家之人，就不能与荣府联房、则是贵族观点的流露。再以王夫人为例，王熙凤想趁查处绣春囊事件之机，撵走一批丫头，王夫人不同意这样做，似乎是一个慈善家的形象，其实另有贵夫人的打算，她说：“我想他们几个姊妹也甚可怜了。”接着又以林黛玉母亲未出阁时为例，认为那才象个千金小姐的体统，“如今这几个姊妹，不过比别人家的丫头略强些罢了”。脂评又道：“所谓观于海者难为水。”指出了老一辈贵族夫人见过更大的世面，过过更荣华的生活，为了维护贾府的体统，所以在对某些问题的处理上，和年轻的当家人王熙凤尚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和各人的身份有密切关系的。
我们再看看脂砚斋对贾府下层人物形象塑造的评论。第十九回，贾宝玉从演戏的东府，和茗烟二人私自跑到花袭人家中去了，他房中的丫头们恣意的顽笑。宝玉的奶妈李嬷嬷拄着拐进来请安，看见盖碗里的酥酪，便说：“怎不送与我去，我就吃了罢。”说毕拿匙就吃。脂砚斋评道：“写聋锺奶姆，便是聋锺奶姆。”一方面是指老年人的形态而言，另方面还指她的身份地位。奶妈，虽也是贵族之家的“下等人”，但又不是一般的“下等人”，特别是告老解事的奶妈，更可以倚老卖老，当然就不把那些不尊敬她的丫头们放在话下了。如果是别的仆妇，断断不会如此随便和放肆的。又比如，甲戌本第八回，贾府门下清客相公詹光、单聘仁一见贾宝玉，“都笑着赴上来，一个抱住腰，一个携着手，都道：‘我的菩萨哥儿，我说作了好梦呢，好客易得遇见了。’”旁边脂评：“没理没伦，口气毕肖。”清客相公与告老解事的奶妈不一样，他们有一定的文化，有比较丰富的处世经验，寄食于豪门贵族。他们为了能生存下去，自然就会养成察言辨色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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