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课艺评点为清代一些书院的文学教育手段，清代钟山书院与经古精舍的课艺评点都很重视文学创作的承嗣与求新、重视因材施教以及重视对生徒习作的褒扬，前者偏重于内容分析，尤其是道德教化渗，透而后者偏重于艺术评价与考据评判，前者对内发性文学创作有所关注，而后者对地位卑微的词作积极肯定。这些评点对于提高生徒的文学创作水准、拓宽生徒的文学创作视阈以及增强生徒的文学创作自信心等方面大有裨益。不过。由于二者过于重视表彰成就而忽视揭示缺点，因而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徒更好的创作。
[关键词]清代书院；文学教育；钟山书院；经古精舍；课艺评点
清代书院刻书的一个亮点是出版课艺等连续性读物，及时反映书院学术成就，开今日学报先河，绝大多数课艺为生徒习作，不过也间有掌教者范文或研究成果，由于出版课艺会宣示学术主张或展示研究成果，因此得到清代不少书院的重视。课艺内容驳杂多样，有经史之学作品、文学作品、自然科学作品等，其中，文学作品占据着重要地位。清代不少书院通过课艺评点来对生徒实施文学教育，钟山书院与经古精舍便是如此。这两所书院均为清代汉学书院，位于江苏省境内(前者位于南京，后者位于常州)，前者在雍正十一年被定为省城书院，后者是由龙城书院演变而来。《钟山书院乙未课艺》(清代梁星海编，收入《中国历代书院志》第十一册)刻于光绪二十一年，《经古精舍课艺》(清代华若谿、缪荃孙编，收入《中国历代书院志》第十二册)刻于光绪二十七年，刊刻时间较为接近。这两所书院的课艺评点可谓清代书院课艺评点典范，因此，选定二者评点进行分析来展示清代书院文学教育之一面，颇有意义。
钟山书院的课艺评点较为详密，如潘宗鼎《君子固穷》所得的评点为：“寓牢骚于温厚，托情抱于芳菲。短调长歌，低徊欲绝。然明珠必耀，幽蕙自馨，保此清寒，勿孤吾意。”吴鸣麒《君子固穷》所得的评点为：“文思深至，说理真切，极力写出君子身分，大有长剑倚天之慨，非寻常文字也。”朱照《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所得的评点为：“忠爱缠绵，词尽意不尽，意尽泪不尽。一字一凄怆，一句一盘折，文品高绝，文心妙绝，真吾党心。”鲍梓生《隐居放言》所得的评点为：“心志正大，风度端凝，于政教风俗之原能有所见，维持清议，抒写深衷，得力亭林遗书多矣。作者潜心向学，心地志趣均好，他日有所成立，不专在文字也。”从中可见，钟山书院的课艺评点偏重于内容分析尤其是道德教化渗透。经古精舍的课艺评点较为简练，如张潮《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赋》所得的评点为：“使笔如剑，靡剑不摧。”吕景柟《拟孙可之骂僮志》所得的评点为：“词旨俊迈，迥异譁嚣。”魏声龢《山涛论》所得的评点为：“一纵一横，笔锋可畏。”刘蔼《小冠杜子夏赋》所得的评点为：“气清笔洁。”谢天民《迎秋赋》所得的评点为：“组织工丽，极佳之作。”从中可见，经古精舍的课艺评点偏重于艺术分析与评判，充满着浓郁的文学性意味。经古精舍的课艺评点虽有时也会涉及内容评判，但这些评判不太注重道德说教，如卜宗俊《输攻墨守赋》所得的评点为：“树义必坚，措词无懦。”汪燮元《拟唐黄文江秋色赋》所得的评点为：“秀色可餐。”
西方文学尚创新，中国文学尚传统。西方文学演进如放花炮，中国文学演进如滚雪球。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文学具有内敛性。中国历代文学的复古运动，正是中国文学内敛性的典型反映，中国文学的这种特质在钟山书院与经古精舍的文学教育中有明显体现。这两所书院的课艺评点就极为重视文学创作中的承嗣，如钟山书院课艺中，石凌汉《君子固穷》所得的评点为：“依仿《七发》，藻采纷纶，深思缥缈，不见三日，精进如此，喜之志。”鲍梓生《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所得的评点为：“奇字奥义，高志深怀，如读鲍明远寄妹诸作，又似李昌谷诗。”傅良弼《事前定则不困》所得的评点为：“中散如鹤，轩昂不群。见理明，论事切，良可宝贵。细观此卷文字，有一种沉凝英迈之概，未知平日曾读何书?仰慕古人取法何人?顺一论之。”翁长芬《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所得的评点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乐天论诗之旨，贤乃得之。”经古精舍课艺中，沈时际《拟李文饶文章论》所得的评点为：“气味古荡，纯乎魏晋六朝文者。”吕景柟《何易于腰笏引舟上下赋》所得的评点为：“笔力坚卓，词旨雅赡，求诸近人，雅似陈秋舫《简学斋集》中笔墨。”许国英《萧望之论》(五篇)所得的评点为：“五论反覆抑扬，持论平允而波澜起伏，颇窥古文家标格。”费葆谦《拟唐黄文江秋色赋》所得的评点为：“格摹唐律，词托骚心。”黄隽《天宝小乐府》所得的评点为：“浑脱顿挫，乐府正声。”
文似看山喜不平，文章忌讳平淡，翻新出奇，求新求变，力去陈言，戛戛独造，是古今文学欣赏以及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只有立意新颖、结构曲折的文章，才能令人耳目一新，给人以一种心灵满足。有鉴于此，历代不少书院非常重视此点，从钟山书院与经古精舍的课艺评点也可窥几斑，如钟山书院课艺中，翁长芬《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所得的评点为：“文如看山无一平处；如看花无一俗处。冰壶濯其魄，雪椀扇其芳，真是雅才。”郜怀沁《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所得的评点为：“运笔下字，无一处随人，故奇崛如此，兴采壮烈，心志悲凉，可歌可泣之文也。”杨炎昌《君子固穷》所得的评点为：“无一笔不曲，无一语不深，无一字不雅，气味馚馥，神思幽微，直是散体文家妙境，此题得此文，吾满志矣。此文不特文字好，并见志趣亦好。真能固穷之士也，愿守此终身，不负厚望。切属!切属!”杨熙昌《隐居放言》所得的评点为：“一讲沉郁绝伦，大有长剑倚天之慨。以下两比，词意稠叠，无一直笔，无一常语，能手也。”徐德辉《隐居放言》所得的评点为：“吸诸子之髓，汇群言之宗，奇奥幽杳，无一字一语拾人牙慧，何处得此异才，惊喜之至。”经古精舍课艺中，恽宝元《中秋赏月词》所得的评点为：“无语不新，无字不炼，名作也。”范耀宗《脉望》等四作所得的评点为：“君房言语妙天下。”黄隽《拟陆机演连珠》所得的评点为：“精言力透纸背。”吕景柟《九寒诗》所得的评点为：“格高意炼。”不过，与钟山书院相较，经古精舍的课艺评点在此方面的措辞显得较为含蓄。
因材施教为中国教育重要方法，此法对中国历代书院教育有很大沾溉，钟山书院与经古精舍的课艺评点便受此法熏染，同一选题不同习作的评点角度或内容往往有所不同，如钟山书院课艺中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一题，杨炎昌习作所得的评点为：“淡远隽永，文品洁矣。幽愤凄伤，文心烈矣。此才此人，爱之重之。”孙启椿习作所得的评点为：“心血数斗，结为此文，沉挚悱恻，忠臣孝子，此其选也。”石凌汉习作所得的评点为：“渔猎山渊，属笔璀璨，论其所诣，可几丽绝当世矣!好为之。”经古精舍课艺中的《刑九赏一论》一题，姚祖颐习作所得的评点为：“引证博洽，后段考秦重刑，尤为有识。”姚祖晋习作所得的评点为：“持论笃实，行文朴茂。”姚祖泰习作所得的评点为：“根柢深厚，引证确实，九一字须活看，汪容甫《释三九》上下篇尽之矣。”此处值得注意的是：一、钟山书院课艺评点重视道德教化渗透，而经古精舍课艺评点重视考据角度评判，以考据作为课艺评判一圭臬。二、经古精舍中姚祖泰的课艺评点瑕瑜互见，不过，像这样也对生徒习作指瑕摘疵的情况在钟山书院与经古精舍的课艺评点中都极为少见，二者评点都很重视对生徒习作的褒扬，而对一些较难习作更是推崇备至，如经古精舍中徐霖《冬菜》所得的评点为：“七律比五律止多二字，其难诗倍，诗组织工稳，风韵独绝，才学均加人一等矣。”这种积极肯定法虽对增强生徒的文学创作自信心有立竿见影之效，但由于不对习作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使生徒难以发现习作中的缺陷所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又会限制生徒更好地创作。
徐复观认为，从创作角度可将中国文学分为三类：一是由感动而来的文学，这类作家多情善感。二是由兴趣而来的文学，如中国因老庄思想之助而出现的山水田园诗。这两类文学都是作家将感情投入到对象中，并将对象融入到生命内，可称为内发的文学。三是由思维而来的文学，作者并无创作动机，只是出于某种要求不得不创作，只好凭思维之力建立观点，如一些科举之文、应酬诗等，这类文学难以注入自身感情，只能在写作技巧上特别用心，往往以艺术性的形式来掩盖空洞的内容，这类文学受外界压力所为，可称为外铄的文学。清代书院官学化增强，不少书院纷纷沦为科举附庸，以科举之文为教学鹄的，由于科举之文的永恒价值与社会评价相背离，它虽有一定的社会评价，但与永恒价值无缘。因此，清代虽有不少书院在社会压力或生徒需要等因素下从事科举之文教育，但掌教者往往规劝生徒加强根柢教育，提升道德水准，绝不可仅仅逗留于科举之文研习，清代出现的不少汉学书院教育便是如此，如杨绳武等人主讲钟山书院时主张科举之文研习应以经史之学为根柢，不以经史之学为根柢的科举之文为无根之文，不值得提倡，而从钟山书院的课艺评点可见，此时掌教者重视创作的有所感、有所发，重视内发性文学创作，也对当时流行的无根之学的科举之文深为不满，如梁菼《事前定则不困》所得的评点为：“意致高简，心情愤抑，必非沉霾制艺中人也。”杨炎昌《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所得的评点为：“沉酣群籍，发摅孤心，洁净精微，得此乃满吾意也。篇中精思独到处，不当以时文观的，是异才。”钟山书院课艺实际上属于外铄的文学，是生徒在掌教者的要求下而作，而钟山书院的课艺评点显示出掌教者要将内发性文学创作要求嫁接在外铄的文学这一形式上。
老舍认为，中国文学有三潮，一为正潮，是指秦汉以前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自有发展，各具特色；二为退潮，是自秦汉直至清末这种长而不猛的潮，在此潮中文以载道渐成天经地义。三为暗潮，词、曲、小说在摹古的潮下暗自活动，这类文学非常娇好但终居妾位。传统文学观念是文以载道，由于词、曲、小说与文以载道无缘，因此地位卑微，不过，清代有些书院能够冲破传统观念的牢笼，倡导词、曲、小说的研习与教育，经古精舍课艺就保存了一些词作及其评点，如恽宝元《洞仙歌·春怨》一词，既有“词笔沉著”这一宏观评判，又有对该词的语句出处或典故来源的微观说明：“僝风僽雨，(宋刘筠《送春诗》‘莫移风雨怨’)，早困人天气，粉盠余香懒重理。(宋薛极诗《春人怨》‘遥夕慵理旧妆台’)算缠绵，清恨宛转相思，都被那，一片柳花兜起。(唐杜牧诗《楚管》‘能吹柳花怨’)江南人独去，题遍残红，谁解殷勤付流水。(唐于佑诗‘曾闻叶上题红怨’，按：即御沟流叶事，《清异录》谓‘在暮春时’)多事恼啼莺，好梦惊回，依旧是，筝床空倚。(梁何逊《春怨诗》‘已切空床怨’)拼悬泪，镇朝立花前。但极目邮亭，(宋杨允孚《春别诗》‘当时不信邮亭怨，始信邮亭怨转多。’)莫烟无际。(宋辛弃疾《春望诗》‘莫烟怨煞渡江人’)”从经古精舍的课艺评点可见掌教者思想之解放，不过，这种思想在清代书院中已不再寥若晨星，不少掌教者能够摆脱束缚、解放思想，在其影响与推动下，生徒们可以自由漫步于词、曲、小说这块靓丽花园，惬意地吸取一股股醉人芳香。
要之，课艺评点为清代一些书院的文学教育手段，钟山书院与经古精舍的课艺评点为清代书院课艺评点典范，二者都很重视文学创作的承嗣与求新、重视因材施教以及重视对生徒习作的褒扬，前者详密而后者简练，前者偏重于内容分析尤其是道德教化渗透，而后者较为淡化道德说教，偏重于艺术评价与考据评判，文学性意味极为浓郁。二者的文学贡献还在于：前者对内发性文学创作有所关注，而后者对地位卑微的词作积极肯定。这些评点对于提高生徒的文学创作水准(如重视文学创作的承嗣与求新、关注内发性文学创作等)、拓宽生徒的文学创作视阈(如重视词学创作)以及增强生徒的文学创作自信心(如重视对生徒习作的褒扬)等方面大有裨益，不过，由于二者过于[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