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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胡适新诗倡导中的话语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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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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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者乔纳森·卡勒在《结构主义诗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指读者在长期的阅读中形成的一种用以理解和阐释文本的一整套约定俗成的程式。胡适尽管在理论上论证了新诗成立的合法性，但对于读者大众来说，新诗仍然是一种非常陌生的文学样式，处于大多数人审美经验之外，尚未形成有效的“阅读程式”。要使新诗建立起广泛的传播空间，必须建立并普及新诗的“阅读程式”。而新的“阅读程式”要在短时间里形成，不能被动等待读者的自发行为，它必须有赖于有意识的阅读上的导引。
“学衡”主将之一梅光迪曾撰文批评胡适等人：“今则标榜之风盛行，出一新书，必序辞累篇……”的确，胡适之著述立说便惟恐“不在世俗之知”，这一点比梅光迪所说到的也许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胡适的《尝试集》一版再版，最先是请“我的朋友”钱玄同作序，钱先生在序中着重鼓吹白话。胡适则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对自己的新诗作品来了一次较为全面的盘点。尤其在他认为大有可为的音节问题上，通过对自己作品的总结分析，得出“‘白话诗’的音节”一说。此后，文学史家陈子展在《申报·文艺周刊》上发表《略论“胡适之体”》(1935年12月6日第6期)，胡适又在《自由评论》上以《谈谈“胡适之体”的诗》(1936年2月第12期)作答，谈到“胡适之体”的标准是：“第一是清楚明白，第二是注重意境，第三是能剪裁，第四是有组织，有格式。”这样，不管他的诗是否果真如此，但至少标准是很清楚了。
这种自我宣传、自我鼓吹的行为，当然是自言“深恶标榜，文不苟作”的梅光迪等人所不屑为。但他们不知，胡适之不避沽名钓誉之嫌者，其实意在通过阅读引导来建立起新诗的“阅读程式”。而用自己的新诗做例证来加以说明，引导读者，显然是不二之选。
胡适的论敌章士钊曾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中说：“以为今人之言，有其独立自存之领域，又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目无旁骛，笔不暂停……”虽然语涉讥讽，却也从另一个侧面见得胡适早在1923年之前就已经通过《尝试集》以及与之相关的系列评论，确立了其新诗的统治地位，为较大范围内的读者成功地建立起新的“阅读程式”。
不仅如此，胡适还在各种其他谈新诗的理论文章中反复援引自己的作品，通过反复品评来进行自我宣传。在他不到一万字的《谈新诗》中，便不惜引用了自己的《应该》、《鸽子》、《老鸦》等三首白话诗来向世人昭示好诗的标准，指点新诗品读的门径。
就在这篇《谈新诗》的结尾中，他说：“我们徽州俗话说自己称赞自己的是‘戏台里喝彩’。我这篇谈新诗里常引我自己的诗做例，也不知犯了多少次‘戏台里喝彩’的毛病。现在再犯一次……”可见他的“戏台里喝彩”实在是有意为之，不但不怕遭人诟病，反而有怕别人不够明白他的用意而要反复加以阐明的倾向。
在他的《尝试集再版自序》的结尾再次说：“‘戏台里喝彩’是很难为情的事；但是有时候，戏台里的人实在有忍不住喝彩的心境，请各位看官不要见笑。”如果演戏时能够博得观众的满堂喝彩，固然是令演员感到欣慰的事情。然而在胡适看来，“我自己觉得唱工做工都不佳的地方，他们偏要大声喝彩；我自己觉得真正‘卖力气’的地方，却只有三四个真正会听戏的人叫一两声好!我唱我的戏，本可以不管戏台下的是非。我只怕那些乱喝彩的看官把我的坏处认做我的好处……”新诗究竟好在哪里?怎样欣赏新诗?在新诗渐渐成为一种时尚，进入大众传播空间之后，胡适又担心一些拿新诗装点门面的叶公好龙之徒，其实并未能真正窥得新诗的奥妙。这是他“戏台内喝彩”的另一重苦心。
胡适不仅是一个密切关注传播形式的鼓吹者，更是一个对良性接受效果孜孜以求的传播者。难怪到了1922年，胡适就开始高唱胜利的凯歌：“《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地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而在这之前的1920年，北洋政府已经明确规定所有国民小学一二年级的教材必须完全用白话，白话新诗被正式编入教材供新一代的读书人诵读、学习。胡适作为新诗运动的发起人、倡导者，可谓是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也正因此而确立了他永久的文学史地位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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