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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钱大昕考校两《唐书》的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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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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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铉传》书之，“此亦例之不一也”。[3]下册卷59，860
晚出的《新唐书》同样也存在体例不一的问题。有唐一代因赐姓、避讳等原因而改姓更名者屡见不鲜，钱大昕认为史书在叙述这些人物时须统一体例，否则一人两名很容易造成误会。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在这个问题上就出现了体例不一现象，“李世责力本徐氏，《表》从徐氏，不从李氏，此一例也。元载本景氏，《表》不别出景氏，而于元氏世系之后云‘大历宰相元载，本景氏，故不著’，又一例也”。又《表》中载有武什方，据钱大昕考证，“什方本韦氏，赐姓武”，然《表》于此人“既不入韦氏，又不附书武氏之后，于例亦未当也”。[3]上册卷50，750又如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刘齐贤，避章怀太子讳改名景先，《新唐书》之《高宗》、《武后纪》俱作“刘齐贤”，《宰相世系表》言“齐贤更名景先”，《宰相表》作“刘景先”。“《纪》书初名，《表》书改名，于例殊未画一”。[3]上册卷46，705-706
钱大昕认为两书记载武氏诸王，依体例不及削封而卒者书当时之官爵，“余皆书所降之封”。但《新书·宰相世系表》关于武氏诸王封爵的记载混乱不一，如武攸宜自建安王降息国公，武攸绪自安平王降巢国公，武攸宁自建昌王降江国公，而“《表》并公爵亦不书”；又武重规已降封郐国公，“而《表》仍书高平王”；武懿宗已降封耿国公，“而《表》仍书河间王”；武崇训已降封镐国公，“而《表》仍书高阳王”；武延义已降封魏国公，“而《表》仍书嗣魏王”。其体例前后不一，“自相违反”，一篇之中乖谬如此。[3]上册卷50，750
关于人物的列传，钱大昕认为依体例应在传主姓名之下，书某州某县人，“其无可考者，亦于传首言之”，通常用“史失其何所人”、“亡乡里世系”等语。但是《新唐书》中的刘知几、元结、韩全义、刘栖楚、韦表微、李翱、王、裴坦、郑綮、孙偓、萧颖士、柳并、皇甫冉等人的本传皆缺此一项。钱大昕进一步论述说：“《结传》载自释一篇，述其族望乡里甚备，篇首不书可也。《知几传》叙其撰《家史》，称彭城丛亭里诸刘，出楚孝王嚣曾孙居巢侯般云云，篇首不书亦可也。若全义诸人，乡里既无可考，当依卫伯玉诸《传》之例，方合史法。”[3]上册卷53，784-785
2.繁简失当
钱大昕提倡编纂史书力求史文繁简得当，他认为：“文有繁有简，繁者不可减之使少，犹之简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胜于《公》、《谷》之简，《史记》、《汉书》互有繁简。谓文未有繁而能工者，非通论也。”[4]卷33《与友人书》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钱大昕对两《唐书》的繁简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指摘其繁简失当之处，并论及原因。如钱大昕认为《旧唐书》各帝本纪“前后繁简不均”，具体而言，“睿宗以前，文简而有法；明皇、肃、代以后，其文渐繁；懿、僖、昭、哀四朝，冗杂滋甚”。同时，钱大昕还分析了《旧唐书》本纪出现前后繁简不一的原因，他认为睿宗以前五朝之本纪盖源于国史，此国史“经吴兢、韦述诸人之手，笔削谨严”；而唐中叶以后，修撰国史的柳芳、令狐等人缺乏史才，故叙事虽称完备而其文渐繁；至宣宗、懿宗以后，“既无实录可稽，史官采访，意在求多，故卷帙滋繁，而事迹之矛盾益甚也”。[3]下册卷57，827相对于《旧唐书》而言，《新唐书》号称“文省事增”，然其各帝本纪也同样存在繁简不均的问题。钱大昕认为，总体而言，《新唐书》本纪“以简要胜”，惟独《僖宗纪》与《昭宗纪》二篇，“繁冗重复，与它卷迥别”。钱大昕进一步列举出二本纪中或“无足轻重，徒费笔墨”，或纪、传重复，可省而未省的五大事例予以说明。钱大昕认为出现这一弊病的原因可能是史臣自夸其采摭之富，“欲求胜于《旧史》，而不知其繁而无当也”。[3]上册卷42，671-672 另外，钱大昕认为体例不一也是造成两书记载繁简失当的原因之一。如《旧书》本纪的体例就极为混乱，“本纪之例，宰相除免皆当书。《高祖纪》书拜而不书罢，如刘文静之除名，《纪》亦失之也。睿宗以前本纪，惟书宰相除免，明皇以后，卿监、方镇亦书矣。兴元、贞元以后，两制、中丞、六尚书亦书矣。又如元和以后，宰相多兼集贤殿、弘文馆大学士，纪皆不书，而《宣宗》、《昭宗》、《哀帝》三纪，则具书之。诸臣除授散官勋封例不书，而《宣宗》、《昭宗》、《哀帝纪》亦书之；诸臣赐紫赐绯例不书，而《宪宗》、《穆宗》、《宣宗》、《哀帝纪》屡书之；礼部知贡举例不书，而大中、咸通间屡书之，此纪文之所以益于前也”。[3]下册卷57，828
3.彼此重复
由于纪传体史书分别以纪、书、表、传等形式记载史事的特点，史事的重复在所难免，这就要求史臣在编纂过程中能够统一协调，尽量避免。但是由于官修史书成于众人之手，往往各自为政，顾此失彼，前后重复而不知，一再叙述而不觉，作为官修史书的两《唐书》也难免此弊。在考证过程中，钱大昕一一指出两《唐书》中的重复现象。如《旧唐书·王方庆传》载王方庆驳辟闾仁讠胥告朔之议，已详见《礼仪志》，“而此《传》复叙其事，几五百言”。[3]下册卷59，857《新唐书·礼乐志》载神龙元年议立始祖为七庙，有人建议以凉武昭王为始祖，太常博士张齐贤、博士刘承庆、尹知章均上言以为不可。钱大昕核检三人本传认为，张齐贤的章疏已见其本传，“意同而文异”；而刘承庆、尹知章之议已见此《志》，又入载《张齐贤传》，“此重出也”。[3]上册卷43，679又《新书·韦嗣立传》载宋务光任监察御史时上言建议停止征封，“一切附租庸输送”，皇帝没有采纳。钱大昕认为宋务光此疏已见其《本传》，而此《传》又及之，不禁发出了“何其词之赘也”的叹惜。[3]上册卷53，780
值得指出的是，钱大昕不仅一一列举出了两《唐书》记载重复的史事，有的还指出了具体的处置方法。《新唐书·宦官传》详细记载了唐内侍省的机构组成、官员人数及职掌，钱大昕认为内侍省官已见《百官志》，“此重出，可删”。[3]下册卷56，816《新唐书·车服志》载“皇太子将释奠，有司草仪注，从臣皆乘马著衣冠，左庶子刘知几议曰：……太子从之，编于令”。钱大昕加案语曰：“《知几传》亦载此事，凡一百八十余言，当去彼存此。”[3]上册卷43，679-680《旧唐书·黄巢传》载杨复恭“露布献捷于行在，陈破贼事状”，露布七百余言，《旧书·僖宗纪》已载之，《黄巢传》又重出之，钱大昕认为“当存此而删彼”。[3]下册卷60，877针对《新书·张又新传》中的重复，钱大昕曰：“又新与拾遗李续、刘栖楚等为逢吉搏吠所憎，故有‘八关十六子’之目。此事又见《李逢吉传》，宜存彼去此。且又新以谄附见讥，其事迹散见于《李逢吉》、《李绅》诸篇，其历官本末自可附于父《荐传》，何必别立传乎?”[3]上册卷55，801《新书·诸帝公主传》载于琮初尚永福公主，“主与帝食，怒折匕箸，帝曰：‘此可为士人妻乎?’”于是改尚广德公主。钱大昕认为：“永福主折箸事，又见《于琮传》，宜删彼存此。”[3]上册卷51，761
对于有些重复，简单的删减不足以解决问题，钱大昕也一一指明处理方法。《新唐书·张易之传》载武后时张昌宗与李峤、张说、宋之问、富嘉谟、余彦伯等26人编纂《三教珠英》一事。钱大昕认为，此事在《新唐书》的《艺文志》及《李适传》、《徐坚传》中都有记载，“此四处重出，而人数多寡同异各殊，所当删并以归于一也”。[3]上册卷52，770-771《新唐书·艺文志》在《大唐氏族志》及《姓氏谱》下注明撰者，钱大昕案：“此两书撰人名已见《高士廉》、《李义府》二传，此注重出，但云某人等撰可矣。”[3]上册卷45，702《新唐书·艺文志》在《窦叔向集》下注云：“字遗直。与常衮善，衮为相，用为左拾遗内供奉，及贬，亦出溧水令。”钱大昕加案语曰：“《窦群传》云：‘父叔向，以诗自名。代宗时，位左拾遗。’若以此注云云改入本传，则文省而无重出之累矣。”[3]上册卷45，704《新唐书·杜忄宗传》载宣宗世，夔王以下五王居大明宫内院，而郓王居十六宅，“帝大渐，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等以遗诏立夔王，而左军中尉王宗实等入殿中，以为归长等矫诏，乃迎郓王立之，是为懿宗”。钱大昕认为，“此事已见《懿宗纪》，毋庸更入此《传》。若云‘初懿宗之立，非宣宗意，及即位久之，遣枢密使’云云，则文省而意益明矣”。[3]上册卷54，795-796《新书·杨嗣复传》载武宗即位并非宰相的意愿，“中人多言嗣复、珏不利于陛下。帝刚急，即诏中使分道诛嗣复等。德裕与崔郸、崔珙等诣延英言：……”钱大昕认为此语已见《李德裕传》，“此但当云‘德裕等诣延英极谏’，不必更举其词也”[3]上册卷55，801。
钱大昕关于两《唐书》编纂的论述，除以上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彼此重复等问题外，还涉及到史料的裁剪及措置不当问题，如当书而不书者、不必书而书者、当书于彼而存于此者、宜见于本传而见于他传者等等，在考证过程中都一一论及。此外钱大昕还对两《唐书》的编纂者缺乏史识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凡此，都体现了钱大昕关于历史编纂的思想及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三、考证过程中的探幽发微
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在校勘史籍并对廿二史所及人物的姓字、世系、里居、官爵、年齿等问题进行精密考证、纠谬正讹的同时，还就有关问题深入研究，探幽发微并进行概括总结，其独特的见解往往着墨不多，甚至只言片语却发人深思。清代学者阮元称赞钱大昕所著《廿二史考异》“皆实事求是，于天文、舆地、官制、氏族数大端，说之尤极精核”。[5]阮元《三统术衍序》钱大昕考证两《唐书》的成果中也不乏“精核”之处，而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于其对唐代官制及氏族等问题的总结论述。
唐代的官制问题十分复杂，官职时增时减，职掌屡有变迁，职事官之外，又有差遣之官，检校之职，不明官制，就不能正确理解文献中的有关记载，更谈不上深入研究。因此，钱大昕在有关两《唐书》的考证中，对唐代的官制问题十分重视，他一方面对两《唐书》中有关官制记载出现的错误予以纠正，另一方面又对有关官制的源流演变及职权消长进行梳理论述，尤其是后者，已远远超出了单纯考证的范畴，而已深入到有关典章制度的研究领域，显示了钱大昕敏锐的观察力和综合贯穿的能力。
唐代宰相的名号复杂多变，钱大昕在考证两《唐书》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随手加以总结。如关于宰相称“同中书门下三品”之始终，《新唐书·百官志》载始于李责力以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之时，钱大昕进一步解释说：“太子詹事与侍中、中书令阶皆正三品，然惟侍中、中书令为宰相，故云同中书门下三品，以别于他三品也。大历以后，升侍中、中书令为二品，“自是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称。”[3]上册卷44，689唐中后期又有“使相”之称，钱大昕认为，“盖唐自中叶以后，节镇加宰相衔者极多，谓之使相，亦称外相，非真宰相也”。[3]上册卷50，744
中书舍人是唐代中书省的主要官员，负责起草诏敕、宣读册命等事务。钱大昕在考证两《唐书》的过程中，发现中书舍人的职掌在逐渐削弱，因此他总结说：“唐中叶以后，常以它官知制诰，行中书舍人之职，与学士对掌内外制，当时亦呼为舍人。然必官至前行郎中以上，乃得正授舍人。若学士除中书舍人者，仍典内制，不兼外制也。”[3]下册卷57，833钱大昕已经认识到唐中期以后，翰林学士职掌内制已经削弱了中书舍人的权利。此外，钱大昕还从中书舍人人数的变化进一步说明其职权的消长，在解释《旧唐书·权德舆传》“德舆居西掖八年，其间独掌者数岁”时，钱大昕说：“唐人称门下为左掖，中书为西掖。据《六典》，中书舍人本六人。中叶以后，常以它官知制诰，行舍人之职。德舆以贞元十年迁起居舍人，即兼知制诰，至十八年，拜礼部侍郎，故云居西掖八年。至德以后，始置翰林学士，专掌内制，而中书但掌外制，西掖之员渐少，乃有一人独掌制诰如权德舆者。”[3]下册卷60，867唐代官制中的使职数目繁多，两《唐书》官志虽有所涉及，但对其职掌、品秩、统属、数量等问题皆略而不记，钱大昕在考证的过程中对使职问题做了简要的总结：
节度、采访、观察、防御、团练、经略、招讨诸使，皆无品秩，故常带省台寺监长官衔，以寄官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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