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钱穆宾四先生尝自言：“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此后造论著书，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其开始转机，则当自为《思想与时代》撰文始。此下遂有《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①ａ］这当然是他对自己一生学思历程与宗旨的概括。
其实，《国史大纲》以前所为的历史性论文，都是为中国文化伸冤作不平鸣，对中国历史文化应抱有同情与敬意正是《国史大纲》所首先标出的信念。其少作《国学概论》亦断然批评要尽废故常的反传统和“西化”思潮，欲以豁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内涵的“吾中华民族自身意识”。［②ａ］即使是被学界视为考据之作的《先秦诸子系年》，亦实不安不平于清末民初推道墨以反儒的思想文化运动而著。故与钱先生联袂南奔并共事近二十年的唐君毅先生说，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推尊道墨之风，相沿至新文化运动而与西方输入之各种主义相结合以倾此中华民族命脉所在之儒学，而钱先生之《先秦诸子系年》之所以杜塞藉道家之先于儒家之言，以贬抑孔子之地位者之口者，固有其时代意义在也。［③ａ］《中国现代学术》和《晚学盲言》是两部专作中西文化比较的书，其实亦是从比较中来阐扬中国文化。
钱先生不是“为学问而学问”，他有着“为民族文化奉献一生至死不悔的情操”。［④ａ］阐扬中国文化贯串于他的学思之中，是他一生为学的职志。
二
阐扬中国文化与反“反传统”是钱先生复兴中国文化的两种持论运思方式。［⑤ａ］这不仅仅是知识意义的学术行为，实际上首先是他对当代的生命反应。
唐君毅先生在《钱宾四先生还历纪念》一文中曾说：钱先生一生之学问，一直与中国甲午战败以来之时代忧患共终始。［⑥ａ］诚哉斯言。钱先生生于忧患，死于忧患。钱先生去世后，钱师母胡美琦女士曾撰《时代的悲剧》长文，专门记述了钱先生生活在这个两岸阻隔的时代太多无可奈何的悲痛情味。中国文化在这个时代遭遇到西方强势文化入侵的空前厄运。他称这相当于一整个元代史的近百年忧患，是中国历史文化“走进了一步大恶运”。［⑦ａ］“忧患迭经”［⑧ａ］的钱先生，对这“恶运”时代，有着深切伤悲的存在感受，忧患不已，悲情常诵。他曾多次勉励新亚书院同学，说：我们在忧苦中诞生，在忧苦中成长，还该在忧苦中前进。［①ｂ］这终生不已的忧苦情怀，正是他在这个时代的存在感受与文化悲情。
须要指出的是，钱先生的忧苦情怀，不是悲观，它透发着人文理想主义之光辉，闪蕴着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自信心，也就是中国文化中自古典儒到当代儒都有的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忧患意识。理想，悲情，文化自信，原就是中国文化的忧患意识一体所有、一体所发的。［②ｂ］就在前面所提的那篇对新亚同学的勉励辞中，钱先生对忧患意识作了以理想为本质的意义诠定，说：“理想的本质便是忧与困。任何一理想，无不在其内心藏有忧。”又说：“忧与困也即是人生之本质。……理想正是面对忧与困而来。理想便正要在忧与困里打开一出路。”
忧患意识乃是一正面的道德意识，是由以万物为一体之仁者的个人的存在感受，进而兴发与融结着对家国天下的关怀。按钱先生的说法，也就是由于自己的忧与困，进而了解社会大众国家民族乃至世界人类的理想。他指出，此即是该求的真学问，该有的真智识。［③ｂ］钱先生在解释新亚书院的理想时还曾说：“我们的理想，认为中国民族当前的处境，无论如何黑暗与艰苦，我们必会有复兴之前途。而中国民族之复兴，必然将建立在中国民族意识之复兴，以及对于中国民族已往历史文化传统自信心复活之基础上。”此亦即是钱先生与其忧患意识一体的理想，是他所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国人应有的理想，照明与指引“要在忧与困里打开一出路”、“在忧苦中前进”的理想。
其实，在忧苦中诞生，在忧苦中成长，在忧苦中前进，正是钱先生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的一生学思的自我写照。他曾自述一生学问受宋明儒精神所滋养、以斯文为己任：“顾余自念，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立，未尝或忘先儒之矩ｙｕē＠①，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文，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虽数十年光阴浪掷，已如白驹之过隙，而幼年童真，犹往来于我心，知天良之未泯，”［④ｂ］这里所说的“往来于我心”的“幼年童真”，包含着他获自庭训的中国文化的民族观念与忠义意识。［⑤ｂ］
中国文化在近百年当代史的最大不幸，其实不来自外而来自内，在理应对中国文化承担存亡续绝的知识分子之“欲对中国文化作一墙的倒尽”。对此，钱先生尤震惊愤慨，斥之为“浮现在上面的逆流”，［⑥ｂ］认为其病即“实于自己旧文化认识不真”。［⑦ｂ］如是，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立场，阐扬中国文化，在钱先生自是理之当然，事之必有。而要抗衡反传统主义的世纪狂风怒潮，“在忧与困里”为中国文化“打开一出路”，绝非一赶潮流、吃文化饭的新科举人所愿，亦非只是找材料写论文而与自家生命了不相干的案头学术所能，它须将生命顶上去，故钱先生说“其中有整个生命在”。［⑧ｂ］
将生命顶上去，也就是将自家生命投入、通入、融入国族历史文化大生命，与中国文化同命运，是连着生命讲文化，以学思生命为中国文化作承当。几千年吾国族血肉浇灌养成的中国文化既内在于吾人生命，又是个客观存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其中若无生命投入，则其所谓理解、了解，纵难免隔靴搔痒、貌似神非、玩弄光景，遑论“同情”、“客观”？生命投入、通入、融入，是进入式了解、内在地了解。此了解方式，乃是得主观融入客观，化掉物我之执的了解，如此，同情的理解、客观的了解，始有真实的可能。在这里，生命的行为与学术的实践是一致不悖的：为中国文化作承当。所以连在某些观点上对钱先生有不客气的批评的徐复观先生都说：“钱先生的一生，即此（中国）忧患文化真诚之实践也。”［①ｃ］已走入历史的钱先生，他的学思生命以阐扬中国文化的真诚实践，而与中国文化相融相即，联在一起。
三
钱先生对中国文化的阐扬，集中表现为他的中国文化观。
按钱先生的文化概念，文化是一个人生的综合体，［②ｃ］乃指全部人生之物质方面及其背后支撑、推动此种物质生活的许多重要观念信仰理论以及欲望的积业而成，［③ｃ］也就是一种精神共业。［④ｃ］钱先生对中国文化的阐扬正表现为整体性与部分的两个方面，或说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对人生综合体各横剖面各部分或学科各分类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宗教、教育、文化、哲学、史学等的探究；二即是直接就整体探抉其体性、命脉与精神。后者即中国文化观；前者，若从各横剖面各部分学科各分类去讲文化，乃中国文化观的“理一分殊”之表现，本文不遑论及，要讨论的是后者。
不过须要交代一下的是史学。史学是钱先生的文化学的学术基础。他又认为史学与心学同为中国学术的两大主干。史学也是钱先生一生学问的基础，他的学问几乎都是从历史上来说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教育等文化各部分，亦即都可以置入史学之学科范畴来处理。在他一生的著述中，最成系统最具规模的即史学。史学本身即属文化，钱先生的史学亦即是他对中国文化的大贡献。对钱先生的史学贡献，笔者已另在系统地疏理，这里仅补充交代三点。
第一，中国文化关怀，原是贯串钱穆史学之一精神，它表现为以揭示文化真相、文化认同与文化担当为史学宗旨。此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已表露无遗。其谓今日所需要的国史新本，必具备两条件：其一乃必将我国族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其二乃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在的中国之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以为改进所本。后者之所谓问题，综括而言，即文化问题。后来钱先生在《文化学大义》一书中，明确地说过，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今天的中国问题，不仅是一个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或外交的问题，都已是一整个世界的文化问题。《国史大纲·引论》还认为“若一民族对以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指出了历史知识与文化存在的关系。所以所谓新国史的两条件，实提出了史学责任与文化认同的问题，其要即在明中国文化之生力、生原与病态，以重光中国文化。［⑤ｃ］《中国历史精神》专门阐扬中国历史精神、文化精神、民族精神。其书卷首〈前言〉更明言：“我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在我自己，已经是一种宗教般的一种信仰。”此宗教般的信仰乃是一种超越的感情、一种奉献与担当精神，亦即是本文前揭的“为民族文化奉献一生至死无悔的情操”。
第二，钱先生持一历史文化体相观，以历史为文化体的表现相，［⑥ｃ］更强调历史与文化的同一性，谓“民族、历史、文化，三名一体。一而三，三而一，三名称实是一事实。”［⑦ｃ］“一部中国史，乃一部中国人文化成史，亦即一部中国文化史。”［⑧ｃ］
第三，认为历史是认识文化真相的途径，谓“中国文化表现在已往全部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①ｄ］这个历史认识论也是钱先生治学与阐扬中国文化最基本的方法论，他自述一生著述，“主要不外乎三项原则。一是文化传统，二是国民性，亦即是民族性，三是历史实证。”［②ｄ］钱先生是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文化及其民族性的，换言之，其对中国文化的思考、审视、阐扬，是建立在“于客观中求实证”［③ｄ］的基础上的。
所以钱先生的史学也是与中国文化相融相即联在一起的。而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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