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钱先生的中国文化观，择要而说，首先就是认为中国文化是一大生命，也就是说大生命是中国文化的体性。
    民族是一大生命，历史文化是一大生命，这原是钱先生思想中一极重要观念。“生命”观念，是他哲学思想的中心观念之一，贯串于他的史学和哲学文化学著作，自《国史大纲》首揭“历史文化生命”，直至《中国历史精神》《中国史学发微》及一系列文化散论，提出“历史生命与文化生命”、“文化是一大生命”。［④ｄ］他以此生命观念诠释中国历史与文化。
    对此“生命”观念，须作三点概念性说明：
    第一，钱先生认为“民族并不是自然存在”。［⑤ｄ］即是说，民族固然有其自然性血统性，但更有历史性与文化性，民族由其历史文化所陶冶而成，而“代表中国人，代表中国的只就是中国文化”。［⑥ｄ］“倘使我们并无这样一套文化，我们也就根本不能成为这样一个民族。”［⑦ｄ］
    第二，所谓历史生命与文化生命的概念，在钱先生是同一的。他说：“一个
家和一个民族，他们的一部历史，可以活上几千年，这是文化的生命、历史的
生命。我们该了解，民族、文化、历史，这三个名词，都是同一个实质。”［⑧ｄ］。与第一所揭合而言之，即三者融然一体不可分。故可合称历史文化或传统文化，钱先生在强调其民族性时则称为民族文化，所指乃一。
    第三，这历史生命与文化生命，“不是物质生命，而是精神的生命”，［⑨ｄ］即谓历史性与文化性是民族生命的精神性，精神性始是其民族性。因此历史文化生命具有一种超越性客观性，“人类文化本身，只是一种人类的生活，此种生活所以称它为文化，乃在其超越了各个人各集体各地域各时期之实际生活，而有它客观的存在。”［⑩ｄ］也就是说，客观上的历史文化，原本自始即是人类的客观精神生命之表现。
    由此大生命的观念，必关联或内含着一文化特性与生命性质同一的观念，“中国人名此曰性”。又认为，文化有其历史性传统性，而“传统则亦是生命性的。此种生命，则是大生命。大小生命，各是由内向外，有其独特性。”［①①ｄ］所谓文化独特性，亦即生命的特质。“在文化存在中，尤与其他存在不同，它里面含有一个生命的性质。这是文化的特性。”［①②ｄ］由此理念，钱先生逻辑地强调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可以说，他一生阐扬中华传统文化，根本上即是要抉发其独特性。
    那末，中国文化的特性是什么呢？钱先生说：是“‘伟大’、‘悠久’。可大可久，可称是中国文化的特性。”［①③ｄ］所以说，中国文化是一可大可久的“大生命”、“长生命”［①④ｄ］，“可以永远存在”。［①⑤ｄ］
    钱先生对中国文化独特性的肯定，不只是一客观的认知，还是生命存在的当下肯认。中国文化这超越的客观的历史文化生命，在他的观念和感受中，“就是我们的生命”［①②ｅ］，也就是我们内在的生命。用他常说的一句话来说，叫既超越又现实。而此现实乃内在之现实。他说：“文化即是一个生命，生命应在我们各人自己身边，生命决不外在”。［①③ｅ］中国文化则就在中国人身上，在中国人心里。“只要是个中国人，在他身上就有中国文化传统”。［①④ｅ］“中国文化乃一生命文化，存藏在己。”［①⑤ｅ］人当然不会否定自己是活的生命，但中国人不能不自觉自己乃中国文化所孕育亦应是中国文化的承载。哲学地说，即中国文化乃中国人的存在性。人若能自觉为一活的生命与其存在性，则自可由之而肯定有超越客观意义的中国历史文化为一活的大生命。这其实是一很常的道理。唯这也必须没有或摒除宋儒所谓的意见之障蔽，即有一种真正开放的心态者，始能体识。同时，既然认为中国历史文化为一可大可久的活生命，为一“存藏在己”的大生命，那末，自必对中国历史文化存温情与敬意，而不是漠然无情地视之为博物馆中仅供观赏的秦砖汉瓦，亦不会客观主义地视之为与吾人生命了不相干的知识。
    中国历史文化又何以具有此可大可久的独特性呢？于此，在《国史大纲》中，钱先生就提出了生力生原论，即一民族与国家历史自有所由推进的根本动力，其文化自身内部自有其“永久生命之泉源”。在比较中西文化中，他提出了一脉分张论，说：“西方是诸流竞汇，中国是一脉分张。”所谓一脉分张，主要是说“中国文化，从头即是自本自根，从一个源头上逐渐发展而完成。”［①⑥ｅ］而在发展进程中，亦是“统之有宗，会之有元”。［①⑦ｅ］而所谓分张，则是从结构文化学意义上说的诸流分张，即中国文化结构体系的经济、政治、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七要素配搭比较妥贴，经济、社会、精神三阶层层层超越，层层包含，循次递进，发展合理稳健，符合于文化演进的正常轨道。这文化构造理论是钱先生的独特创造，兹不详说。而一脉分张论，亦即他自谓的“中国文化上一体相生”［①⑧ｅ］的一本论的进一步说明。
    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生命可大可久的解释中，钱先生还提出了三统生命说，即谓中国文化是道统高于政统、政统高于血统、三统会通和合融为一体而可大可久的大生命。他认为这三统一体是中国民族的历史文化之一大传统。由于文化道统高于尊于政统，故政治必以尊王贱霸为统，而政制虽有变，“而政统大道贵王贱霸则一承而不变”，即道统不变。而由于三统一体，故中国文化生命可大可久，“历久而不变，与时而弥新。古今新旧，则长和在一传统中”。［①⑨ｅ］这三统说，亦是钱先生的创造与理论特色。须指出的是，其所谓贵王贱霸的政统大道，其实仍落在“道”上说，而不是落在制度上面说，乃一政治文化学术思想与精神传统，故谓政制有变，政统大道不变而三统说之意旨，也正在肯定道统为立国治政之本，谓政制的变化从未能影响到道统不已的传续。
    此中国历史文化是一大生命及其所内含与展衍的独特性、一本论、三统生命说，可以说是钱先生历史文化思想的观念基础，更是他对中国文化的一大阐扬与基本疏释。  

    对中国历史文化生命与道统的有情肯定，已经表现了他独特的民族文化立场。而此历史文化大生命的观念及其所内含所展衍的诸观念，往前推进，亦是深入一层，就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儒学为中国文化主要骨干”［②⑩ｅ］的儒学主干论。这是钱先生中国文化观之第二大观念。
    所谓儒学主干论，亦即儒学主脉论、主源论。于此，钱先生说甚夥甚久亦甚坚持。二十年代他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执教时，即著《论语要略》、《孟子要略》，粗发孔孟学术大体、仁性义理，奉《语》《孟》为中国文化的“无上之圣典”。［①ｆ］其后，即明确提出：“儒家思想形成中国民族历史演进之主干”，所以，“要复兴中国民族传衍悠久之文化，儒家思想的复兴，应该乃是其最要之主源。”又说：“儒家思想是中国民族性之结晶，是中国民族文化之主脉。”
    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主脉，其实乃中国历史上一客观事实。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反孔非儒，实际上是从否定取向上承认了这个事实，即使是扬道墨以抑儒，也是在价值取向意义上的，并不是从事实上认为道墨为中国文化的主干主脉。所以，就这个事实的客观性而言，五四以降，向无异议。只是到近期中国文化的价
值愈来愈无法被全盘推翻的情况下，始渐渐对此一客观的事实有了争议。海内外有的学人在反传统文化时反儒，亦即把儒学视作中国文化的主干、代表、顶缸的替罪羊来反，而当反传统主义因其非理性反理性日益为人所认识已明显地不能占领市场时，他们的反儒心态与情绪却并未扭转过来，于是就提出“（非儒）某家主干论”，借以批评、反对“儒家主干论”，其意十分明白：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人价值的，但其价值不在或主要不在儒学，而在非儒家。这在意趣上仍不过是承袭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以道反儒、以墨反儒论，而在理论上则远不及，不及就不及在漠然无视并悖离了中国历史几千年事实，其内在的反儒心态与其表现出来的“（非儒）某家主干论”实自相矛盾、互为否定，是一套语言两套标准。因此，那就不仅是“偏狭”，实在是为反对而反对的意气。八十年代初，有一位自称在学术风格上很接近钱先生的美国汉学家狄百瑞教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就是到今日，像钱穆先生的学术也仍须面对对新儒家思想的敌视态度，甚至要面对政治上对儒家思想的激烈攻击。”［②ｆ］钱先生的肯定取向的儒学主干论，乃是面对五四以降对儒家思想的敌视之一主体性抗争。
    既然是主干论，那就不是封闭型的保守主义和僵硬不化的独断论、排斥一切的唯一论。这是他承先儒“道并行而不悖，万物相容而不相害”观念而来的开放的学术文化心态所使然的。钱先生的一脉分张论之“分张”亦自内含并可展出学派竞流的意义。他明确地强调：“儒学亦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主干，除儒学外，尚有百家众流。”［③ｆ］百家中，他尤重道家，认为儒家偏重道德，道家偏重艺术，两家同为中国文化结构的两大支柱、两大精神。此在钱先生《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一书中说甚详。钱先生从不否认百家各自所有的价值，又极重视佛道思想意义的抉发，此有《庄老通辨》、《庄子纂笺》及一系列禅宗专论为证，兹不赘。
    但既是儒学主干论，则儒学在中国文化中自居一中心地位，此即钱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的领导精神。事实上，如时下流行的“儒道互补论”的“互补”也罢，“儒道同为主干说”的“同干”也罢，终仍不免有一主辅之分；无论是百家“多根”，还是众流“分张”，总有一“中心根干”、一主要血脉。纵观二十四史，则这“中心根干”、主要血脉，舍儒家其谁？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已涵有百家以儒为源渊的疏理。他详陈，百家通源于儒，儒家在晚周及汉初一段时间内，已将先秦各家学说，吸收融会，共成一炉，组成一系统。又认为宋儒思想更包进融化了道家言，说：“儒家思想中，早包藏有道家精神”［④ｆ］所以他自著《语孟要略》起，即认为儒学是中国文化之结晶，是“最高领导全体人生之思想大传统”。［⑤ｆ］儒学正统是孔孟思想。“中国文化，本以孔孟学说为中心”，［⑥ｆ］是孔子教义领导下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传统尽由孔子思想而演成，除却孔子思想，将无由有中国人与中国文化”。［①ｇ］所以钱先生的儒学主干论，亦即儒学中心论。
    儒学主干论中心论乃是从“学派”上说，而此“学派”上说则又是根据于钱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精神与儒家义理之学的把握。按钱先生之见，此精神即道德精神，而此道德精神亦即儒家在人伦日用即生活世界中成就道德人格的学问之内在的超越性的抉示。他指陈，中国文化是一本相生的，在其全体系中有一主要中心；在三统生命中，有一一以贯之的精神。这个主要中心，这个精神，乃人文精神、道德精神。他说：“中国历史，乃一人文精神，或文化精神之历史。”［②ｇ］又说：“道德两字是中国文化特点即其特殊精神之所在。”［③ｇ］中国历史文化精神，“要言之，只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④ｇ］而“这一种道德精神乃是中国人所内心追求的一种做人的理想标准，乃是中国人所向前积极争取蕲向到达的一种理想人格。”［⑤ｇ］此所谓理想标准乃人自觉地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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