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肯认中国文化与儒家思想以心性之学为中心，这是钱先生中国文化观的第三大端。
    尊重朱子而被称为“新时代的新朱熹”的钱先生尤重阐发此心性之学。他说：“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人伦道德政治社会一切理想与措施，乃悉以其所认识之心性之学作基础，亦可谓中国之文化精神即以其心性之学为中心。而此种心性之学，则实具有现代之科学精神者。”［①①ｇ］又说：“中国人讲儒家思想，主要则在研究‘心性之学’。宋明理学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就为他们能研究心性之学上。”［①ｈ］他甚至认为宋明儒的“性理之学正即是心学。一切对性与理之认识与工夫，将全靠心。若抹去了心，将无性理学可言。”他对朱子的推崇也是站在心性论的立场上，认为朱子思想的核心不是“理”的观念，而是“心”的观念，谓“理学家中善言心者莫过于朱子。”［②ｈ］对中国文化与儒家心性论的肯定与阐发，在钱先生的学术思想中占有极大份量，集中见于其《双溪独语》、《晚学盲言》、《人生十论》、《中国现代学术论衡》、《朱子新学案》、《中国思想史》等重要哲学思想类著作，及散见于大量结集的学术文化论文中，同时亦由此阐发而展现出他自己的主要哲学思想，而此展现其实亦是他对心性论的阐扬。
    在儒家心性哲学中，其中心观念，在孔子曰仁，而孟子以人心（本心）与性善说仁，至宋明儒则又有性即理与心即理两说之分，钱先生赞许性即理又肯定心即理，明显地企图走承孔孟心性原论而会通程朱陆王的路子，而尤凸显心之观念。他认为孔子提出仁，孟子则说：“仁，人心也”，并补出一性善的学说，而性善之性即人所同然之心，性善便是仁。从本体论上说，即“心之本体即是仁”。［③ｈ］从认识论工夫论上说，则仁可返求之己，当体即是。此仁，当然不是肉团团的物心，而“具有真实内容的客观真理”。［④ｈ］中国文化的儒道佛三家对真理的认识原均持一实践论的观点，主要精神在信、修、行、证，在从其生活世界的实践经验中来体悟真理。钱先生指出，“中国文化则正是侧重在历史的、文化的、人类生活本身之内在经验的”。［⑤ｈ］“离开了人生实践，即无真理可得”，“必在躬行实践中求体悟有得。”［⑥ｈ］也就是说，反就己身认识自性，乃不离人生实践的逆觉体证，而不是西方的纯思辨、玄想与主客观对立的认知。而“以人心窥天心，则天地只是一仁”。［⑦ｈ］这使他阐释抉显的仁本体论具有宇宙论意义，而成心一元论的本体宇宙论，“宇宙造化之本体，亦可谓是一心，亦可谓之是一仁”。［⑧ｈ］所以钱先生认为孔孟以下儒家思想主要精神，可说是人心一元论。［⑨ｈ］
    此心一元论，亦即心性本体论，亦可称之为心体中心主义。钱先生以一体两分的思想，明确提出心本一体，心性一体，而“心性合一，即是天人合一，我心即天心”。［⑩ｈ］唯其“我心即天心”，故“人心为宇宙之核心”。［①①ｈ］此心体中心论，心一元论，并不能理解为习惯上所说的心物二元对立、心决定物的唯心论。在钱先生的阐释中，其心为动力、为主宰、为与物交融之心，”物则依心为主，心则与物为体”。［①②ｈ］五十年代钱先生在《人生十论》中，曾以文化演化论、价值论意义上提出“此五十万来以来的世界，则已是一个心物交融的世界”；［①③ｈ］宇宙间，心灵价值最高”，“而物质价值却最低”，唯“高价值的不得依赖于低价值的而表现”。［①④ｈ］后来他进而从形上学的理气论上规定了“心物交融”的意义，谓“理气合一，乃是心物交融，浑和为体”。［①⑤ｈ］
    按钱先生的诠释，此心为生命意志，为能开出新生机展出新宇宙的创造心，［①⑥ｈ］亦是孟子宋明儒所言之四端万善之心、道德本心即天命之性、性善之性。故他说：“道德心性是一，则天人亦是一，实同一体。其体变动不居，故谓之道。”［①⑦ｈ］由钱先生之诠释，此道亦不当理解为客观唯心主义。因为此道是一天人、合内外之道。分解言之，天道为人道之本源，人道乃天命之人性之表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故天道即人道，人道亦可是天道。“实则天人合一，同此一道。”［①ｉ］在钱先生对儒家哲学范畴的诠释中，亦即是在他的哲学思想中，道与心并为首重特重之观念。其谓道，形上形下一体，“即物即灵，即天即人，即现象即本体”，［②ｉ］为一宇宙大生命，一“有机的生命总体”。［③ｉ］但“大道同德，尽在此心。”［④ｉ］这一系列观念，内在地联系着，其内含的逻辑指向，即引出“即心即道，即心即天”［⑤ｉ］的核心观念，从而成就其心体中心主义的唯道论。
    再看钱先生对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的阐发，亦同样凸显心之观念。他认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中心观念、中心思想、最高信仰及中国文化的最大特质所在，是性道合一观，此性道合一观，实是其即心即道的唯道论从性上说。其根本特征仍是天道性命相贯通，其理论渊源仍在孔孟的仁论与性善论，其中心亦仍在心之一观念。他之阐释性道合一观，即是从天赋人性之善上来指示天人相通、内外相通的大道达道，认为人生一切大道都由禀自天而蕴于内的德性发出，亦都通过人生之内在德性为归宿。而“此一德字，即性道合一。”［⑥ｉ］此所以他说性道合一，即天人合一，亦即内外合一，心物合一，人神合一，而“其主要之点则在人之心”。［⑦ｉ］又所以说中国文化特质，乃可以以“一天人，合内外”六字尽之。［⑧ｉ］可见此性道合一观，乃一心体中心主义的性道合一观。而“德是行道有得于己之谓，故可合称道德。”由钱先生的阐发，可见以心为中心的性道合一观，乃中国文化的道德精神、人文精神的内在观念。
    在钱先生的思想中，中国文化此一性道合一观，从心上说亦可概约为唯心观，从性上说则可概约为唯论观，而从道上说即概约为唯道观，从体上说乃心体即性体即道体，三者为同一真实。故他谓中国文化的哲学思想，“为一种唯心观，或唯性观，或唯道观”。［⑨ｉ］
    显然唯道观是钱先生对中国文化与儒家心性论，也是对其最推尊之天人合一观的高度概括的阐释。陈荣捷在《中国哲学资料书》中曾分别以唯心论与唯理论来概括“接着宋明理学讲”的冯友兰氏与熊十力先生的哲学思想，如是，则钱先生对儒家心性论的阐释及其所展出的心体中心主义的唯道观，倒可谓是独树一帜。冯友兰氏抗战时在成都时，曾与牟宗三先生说：“现时中国哲学只有两派，其余皆说不上，此如以前所谓程朱陆王，你们那里代表陆王，我们这里代表程朱。”牟先生认为冯友兰氏以新实在论的共相潜存说解析程朱之理根本与儒家无关，与程朱理学亦无关。［⑩ｉ］此且不论。但其说实有强分门户之嫌。其前在云南联大冯氏著《新理学》时际，钱先生见其于宋明儒的心性论不著一字，而劝其在理论气下附论心性，以使新理学与旧理学能一贯相承，但冯氏终未纳。［①①ｉ］显然钱先生之儒学属冯氏所划的“你们”之中。如是，被称为“新朱熹”的钱先生以“唯心观”、“唯性观”、“唯道观”并可概括中国人所抱有的一种根本观念，不仅表现出他企图融合会通程朱陆王的意旨，也是对冯氏强分门户之鉴照。

            七

    本中国文化之根据开现代化，钱先生的说法叫“贵能由传统中求现代化”，［①②ｉ］或概括为“据旧开新”、“守旧开新”。［①③ｉ］这是一综合概念，有两层意思：一是“据旧”，即本中国文化之根据；二是“开新”，即开现代化。也可以说，前者所表现的为保守主义，后者为创新主义。
    然而，“据旧”而并论“创新”，则必直接基于其对“旧”（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批判的认识，即认为中国文化有不足，这表现了钱先生中国文化观中的超越内省精神。据钱先生的省察，中国历史文化自有内在弱症，中唐以后开始暴露，宋以后其症尤显。这个弱症即中央权力过于集中、阶级消融、社会平铺散漫而显得无组织无力量。而宋儒富于哲理的日常生活的享受和体味，其精神偏重修养的内在方面胜过治平的外王方面，减弱了对大全体整个总局的努力与强力向前要求的兴趣，故宋以后国势一蹶不振，遇到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就抵御不住。若从文化结构体系来看，中国文化偏重道德艺术，其最弱症正在西方所偏重的宗教与科学。因此，须要开新，要“在旧文化里演出新花样”［①ｊ］，即开出现代化。从文化交流与接触上言，即是如何赶快学到欧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弱症之揭示即开新的必要性之揭示。
    但“据旧创新”所强调的，与其说是“开新”，勿宁说是“据旧”，即本中国文化之根据。这是由于钱先生所感受到的时代主潮流乃激进的尽废故常、要把传统文化的本根统统铲光而使然的。其大要又有四层层层扣紧的意思：
    其一，“新”之本在“旧”。于此，钱先生有一本体论的说法：“新只是一工夫，旧乃是其本体”［②ｊ］，为其立论之理据。依此而言，则现代化绝不能脱离传统，斩断传统，凭空而生，凭空而立，即“新的只能从古老中产生，斩断了古老的根，便不能有新生”［③ｊ］。故“开新之前，必先守旧”［④ｊ］。
    其二，中国文化能自新，从比较文化学意义言，即是说中国文化能融化西方文明而开新。此即谓中国文化开现代化、据旧开新有其可能性。因为钱先生认为文化弱症并不是文化本质，随时而忽起的病态亦非自古以长存的生力。中国文化自有民族融和与文化更新的能力，并不存在排拒外来文化的内在质性。中国文化结构可以容受宗教与科学，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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