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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钱大昕考校两《唐书》的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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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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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之崇卑。其僚属或出朝命，或自辟举，亦皆差遣无品秩。如使有迁代，则幕僚亦随而罢，非若刺史、县令之有定员有定品也。此外如元帅、都统、盐铁、转运、延资库诸使，无不皆然。即内而翰林学士、弘文、集贤、史馆诸职，亦系差遣无品秩，故常假以它官。有官则有品，官有迁转而供职如故也。不特此也，宰相之职，所云平章事者，亦无品秩，自一、二品至三、四、五品官，皆得与闻国政，故有同居政地而品秩悬殊者；罢政则复其本班。盖平章事亦职而非官也。[3]下册卷58，849
钱大昕的论述，揭示了唐朝使职差遣的普遍性，这一认识对后人研究探讨唐朝的使职差遣制度不无启发意义。
此外，唐代官员的头衔往往叠床架屋，使人莫知所云，如官名之前常加有检校、兼、知、行、判等字，钱大昕就考证所及也加以阐释。关于检校，钱大昕说：“唐初检校官乃任职而未正授之称，故《新史·宰辅表》开元以前检校左右仆射、侍中、中书令者，皆与正官同列；肃、代以后，检校但为虚衔，故检校之三公、三师不入于《表》。”[3]下册卷60，870至于兼、判，钱大昕认为其“皆未正授之称”。又据《新唐书·宰相表》载陈叔达武德元年六月以黄门侍郎判纳言，次年乃兼纳言一事，推知“判又在兼之下也”[3]上册卷46，705。
钱大昕研究历史尤其重视氏族谱系，而史书又往往缺乏系统的记载，即使已有的记载如《新唐书》之《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也偏而不全，且错漏百出。因此钱大昕在考证两《唐书》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对人物世系的校正和梳理，其考证《新书·宰相世系表》讹误之文，几乎占到其考证《宰相世系表》篇幅的一半，其于氏族源流、世系支脉皆能详悉言之。在钱大昕有关唐代氏族的研究成果中，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于对唐代豆卢氏源出慕容氏的辨正。《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豆卢氏本姓慕容氏，系前燕高祖慕容之弟慕容运之后，“运生尚书令临泽敬侯制，制生右卫将军北地愍王精，降后魏，北人谓归义为‘豆卢’，因赐以为氏，居昌黎棘城。二子：丑、胜”。又慕容胜有子名鲁元，后魏时位至太保，封襄城公。[6]卷74下《宰相世系表》清人沈炳震考证其非有二：据《北史》豆卢氏乃北地王精之后，“精未尝封归义侯，则所谓以归义为豆卢者，亦未的也”；《魏书》有《卢鲁元传》，言鲁元曾祖副鸠仕慕容氏为尚书令、临泽公，祖父并至大官。《后燕录》又有《副鸠传》，不言其为慕容氏之族。“《鲁元传》又不言豆卢改姓为卢，且祖父皆不书名，则鲁元非特非胜之子，而自姓卢氏，其与豆卢氏绝不相蒙，大误也。”[7]卷10钱大昕考证认为，据《新表》尚书令临泽敬侯制乃鲁元之曾祖，“制”与“副”字形相似，官与封号又同，惟“公”、“侯”字小异，《新表》所载尚书令临泽敬侯制与《魏书》所言鲁元之曾祖显系一人，《新表》于“制”字下脱‘鸠’字。又慕容氏出于徒河，而《魏书·卢鲁元传》亦称其为昌黎徒河人，“其为慕容之支庶，亦无可疑”。“魏初改姓豆卢，犹之改秃发为源氏，其单称‘卢’者，必是孝文迁洛时，改代北复姓，因去‘豆’存‘卢’，故魏收修史仍之也。宇文泰据关中，悉复代北氏族之旧，故豆卢宁仍称本氏。沈氏谓鲁元自姓卢氏，与豆卢绝不相蒙，斯不然矣。《晋书·后燕载记》称‘慕容麟以兵劫北地王精，谋率禁旅弑主，精以义距之，麟怒，杀精’，是精无降魏之事。《北史·豆卢宁传》云‘燕北地王精之后，高祖胜，以皇始初归魏，赐姓豆卢氏’，盖得其实。又据《北史》，宁父苌是胜之曾孙，而《表》以苌为丑之孙，疑亦当从《传》也”。[3]上册卷50，750-751经钱大昕考证，知《新表》记载虽有讹误，但其言豆卢氏源出慕容氏实不误，而沈炳震之辨证则错上加错。如今豆卢氏源出慕容氏业已成定论，钱氏辨正之功自不可没。
总之，钱大昕对两《唐书》的考证与研究，不仅解决了两书在传钞刊刻过程中出现的文字上的脱、衍、倒、重等现象，还纠正了两书中的许多讹谬，尽量还其本来面目。钱大昕的考证精密详审，除以两书互证外，还杂采他书，广征博引，而其引用文献之广博，亦远非王鸣盛、赵翼之所能及。这种精详的校勘为研治唐史的学者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资料，正如周振鹤先生所言：“一部《廿二史考异》处处皆点石成金之语，不是因为其多谈考据而这样说，而是因为其考据高明，使不可读或读不懂之典籍变成可读可懂之史书而这样说。”[8]同时钱大昕的校勘也为其后两《唐书》的整理及研究奠定了基础，道光年间罗士琳等撰《旧唐书校勘记》，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两《唐书》校点本时都曾广泛汲取了钱大昕《考异》中的成果。钱大昕关于两《唐书》编纂得失的议论，不仅使后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了两书的缺陷，同时也为史书编纂者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黄永年先生评价《廿二史考异》的体例过于谨严，“除校勘外对各史的得失不多作评论”恐怕言过其实，至少对两《唐书》部分来说不甚公允。[9]钱大昕对唐代有关典章制度的考证研究也起到了正本清源、抛砖引玉的作用。尽管钱大昕所作的考证繁杂而琐碎，对许多问题的阐述孤立而分散，缺乏系统性、全面性，然钱大昕考史的目的在于“祛疑指瑕，拾遗规过”[3]《廿二史考异序》，因此缺乏全面系统的议论并不足以掩盖其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王引之.王文简公文集[M]∥王念孙，等.高邮王氏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3]钱大昕.廿二史考异[M].方诗铭，周殿杰，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钱大昕.潜研堂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第302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
[5]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第8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沈炳震.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M]∥唐书合钞.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8]周振鹤.点石成金、披沙沥金与脸上贴金[J].读书，1995(3)：144-151.
[9]黄永年.唐史史料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49. 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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