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薛宝钗坚持的则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约翰密尔在《功利主义》一书里说：“承认功利为道德基础的信条，换言之，最大幸福主义，主张行为的正当是与它增进幸福的倾向成比例。幸福是指快乐和免除痛苦；不幸福是指痛苦和丧失快乐。”[2]71页

　　三十四回写宝玉遭打后，宝钗来看他心里想到的却是何不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早听人一句劝，也不致今日吃亏，总因素日不正。至于金钏含冤投井，宝钗全不动心。她并不知底细，便对王夫人劝慰得头头是道，以为金钏不是失足便是糊涂，因此死不足惜。其实宝钗这个聪明人岂不知其中必有隐情，然而在她看来，做丫头的原该驯服受分逆来顺受，根本不应该有这样大的“气性”，赌气寻死是咎由自取。薛宝钗这种功利思想那个时代的大众思想，所以，宝钗在大观园里的口碑很好，这样“贤惠”的女子怎么不受到贾母的喜爱呢？就连元春也对她情有独钟。

　　“……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犹未想完，只得“咯咯”一声宝钗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到：“颦儿，我看你往哪里藏！”一面说一面故意往前赶。（二十七回）

　　这一幕对宝钗的性格刻画极其复杂，评者有褒有贬，替宝钗鸣不平者理由有二：一则是宝钗原是邀请黛玉饯花的，见宝玉进去了，倒是回来了。这为后文作了铺垫，以后急中扯了黛玉来作“替身”，似乎事有凑巧，不觉突兀。二则宝钗编谎的目的主要在于摆脱干系而非设计陷人，这同她藏愚守拙，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是一致的。笔者认为以往评者的这两点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宝钗原本是想去邀请黛玉的，这难道就是急中扯了黛玉来作“替身”的理由吗？她刚刚和“三春”、李纨、凤姐分别去找了黛玉的，怎么不扯到她们身上呢？可见宝钗这样做是存心害人的。至于说宝钗编谎的目的的主要在于摆脱干系而非设计陷人则更是笑话，从说谎的动机说，说谎有三种：一是善意的谎言；二是无善意无恶意的谎言，例如玩笑的谎言；三是恶意的谎言。显然，宝钗的谎言是恶意的，因为她的谎言的后果的确损坏了黛玉的人格。即便这并不是宝钗的主观意愿（从全书的内容综合来说，这很可能就是宝钗想要的结果），但客观上的确对黛玉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当然，在当前这样的社会里，处于社会的转型阶段，各种社会思潮萌生，我们就应该大力提倡林黛玉的性格完美论，追求一种完美主义，完善性格修养，使自身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力求达到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的人性化，人的自然化，谋求人与社会的协调，构建和谐社会。但是，一口不能吃成胖子，和谐人情与和谐社会不能一蹴而就，它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当前我们的社会发展程度很低，各方面还在发展阶段，所以，我们不能苛求每个人都能像林黛玉那样为了追求性格完善论，不惜自身的性命。相反，笔者倒认为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多多效法薛宝钗的实用主义。不可否认，实用主义较之性格完善论更适合市场经济，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怎样才能发展呢？纯粹的性格完善论是不能发展经济的，当然纯粹的实用主义可能会使发展走些弯路。这样就要求置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人们，用性格完善论来调剂行动中的实用主义。如果这样和谐社会指日可待。

三、个体的生活方式：敏感和时务问题

　　这一小节着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探究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性格及其对命运的影响。根据朱光潜在《忧郁的解剖——痛感中的快感》所说，“从动力心理学的观点出发，就比较容易分析和解释忧郁。依动力说，一切不受阻碍的活动都导致快乐，而一切受阻碍的活动都导致痛苦。忧郁本身正是欲望受到阻碍或挫折的结果，所以一般都伴之有痛苦的情调。但沉湎于忧郁本身又是一种心理活动，它使忧郁的能量得以畅然一泄，所以反过来又产生一种快乐。一切活动都可以看作生命力的表现，这种表现的成功或失败就决定伴随这些活动产生的情调的性质，当生命力成功地找到正当发泄的途径时，便产生快感。所以，任何一种情绪，甚至痛苦的情绪，只要能得到自由的表现，就都能够最终成为快乐。同样，任何一种情绪，甚至快乐的情绪，只要得不到自由的表现，就都可能最终成为痛苦”[3]（162页）。多愁善感的林黛玉，之所以泪珠儿从冬流到夏，或许她就是从悲痛中找到一种解脱，一种快感。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一事有这么一段：

　　宝玉道：“我又有了，这一改可妥当了。莫若说：‘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黛玉听了，忡然变色，心中虽有无限的狐疑乱拟，外面却不肯露出，反连忙含笑点头称妙，说：“果然改的好。再不必乱改了……（七十九回）

　　脂评说，诔文“明是为与阿颦作谶”。“知虽诔晴雯，实乃诔黛玉也，试观《证前缘》回，黛玉逝后诸文，便知”。当时，“黛玉听了，忡然变色”，突然预感到，这间者是宝玉祭祀自己的亡魂！尽管在前面已经多次预示过黛玉将泪尽夭亡；但是，处在斯时斯地，当着斯人斯景，这一预感借用了晴雯屈死的全部悲剧力量，就具有前面所有的鲜明性，紧迫性和神秘感，猛然袭击了黛玉的灵魂。一刹那间，“茜纱”之句，沁芳之泉，冰鲛之觳，芙蓉之祭，在黛玉的预感了全部变换为诔自己的亡魂而设。自己仿佛已经葬身黄土垄中，在聆听宝玉的哀悼了。

　　“根据拉康的镜像阶段论，主体通过镜像阶段，体验到只能自己还原到外部的他人之中这种对他者的输离。它将我们导入这样一种自己与他者的不可思议的关系中，即‘我’灾成为自己本身之际认同的对手并非自己，而是他者，我为了成为真正的自己而必须舍弃自己本身，穿上他者的衣裳”[4]（45，46页），镜像原理告诉我们：人只有通过他者才能认清自己。黛玉听了宝玉为晴雯而作的诔文之所以“忡然变色”那是因为她把自己看作了晴雯，晴雯的死只是她的预演，她看到封建势力的魔掌正向自己伸手过来，她和晴雯一样，或者干脆说晴雯就是她的投影，她深知自己逃脱不了“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命运。《葬花吟》是林黛玉用她的全部生命在唱吟，同时，又是无意成谶。全诗以落花自况，“葬花”实是“葬侬”的隐喻，预示了林黛玉之死的朦胧前景，仿佛命运自己在咏叹。曹雪芹也点到这里有谶语。他在写宝玉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山坡上，……试想林黛玉的花容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岂不心碎肠断！这不是明晰地预示将来吗？所以，脂砚斋在这里强调须要“俟看玉兄之后文再批。”知道全书结局的明义在《题红楼梦》中说“‘伤心一首《葬花吟》，似谶成真自不知，安得返魂香一缕，起卿沉痼续红丝？’”[5]这里明白地说，《葬花吟》是谶语，而且后来应验了。

　　不管是芙蓉誄，还是《葬花词》，这都是对将来的预示，使一种生活的征兆。何为征兆？无非是人和自然的一种感应。不管是过去，现在和将来。这种感应都是存在的人，人一旦把握了这种感应，即所谓的征兆，便可以见微知著，从而防微杜渐，减少所谓的痛苦。单从心理学上说宝钗要比黛玉做得好得多。三十回写宝玉遭打后，第一个来看望他的正是宝钗，足见殷勤关切，然而她却不像黛玉那样高唱“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宝钗知道在那个“无才便是德”的时代，是不会让一个女子这样做的，封建礼教规定：“妇者，服也，从人者也。”在这样的时代，一个女子要取得幸福生活，便要恪守三从四德的信条，放弃个人的一切思想，感情和要求。服服帖帖地做个替男人生孩子“传宗接代”的工具。至少你表面上应该做到这些。从宝钗在大观园的地位来说，她不可能不是一位有着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要求的女子，只是她在众人面前掩饰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要求罢了。“弗洛伊德把人的各种本能和派生本能看作相反的对立物，如生与死、爱与恨、建造与破坏、主动与被动。”举例子说一个人对他人怀恨在心，他可能因此坐立不安；这时他的自我为了掩盖起敌意，便会对人激发出一种超乎寻常的爱。我们似乎可以说这是以爱代替了恨，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在爱的下面，仇恨情绪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可以更恰当的说，爱是恨的面纱，这种以其对立面来掩饰某种本能与意识之中的机制，叫做‘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ation）”[6](81-83页)

　　反向作用既可以用来反抗来自人内部的威胁，也可抵御来自外界的危险，一个人如果害怕另一个人，他反倒对那个人特别友善，畏惧社会党人可能会自己苛求自己严格遵循社会的传统习惯，只要一个人对某种规章制度表现出过分严厉刻板的顺从，我们便可以肯定它的这种顺从是一种反向作用。在其顺从的伪装后面，他实际上正受着反叛和对抗情绪的不断驱使。薛宝钗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她表面上没有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要求，恪守封建的三从四德，其实，在骨子里她未必真的喜欢这些东西，她不是和林黛玉一样也读过“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吗?对于薛宝钗来说，《西厢记》《牡丹亭》一类的闲书杂曲虽则无不知晓，但不会像林黛玉那样读了就觉芳香满口，心动神摇，而是能够自持，以至于为其“移了性情”。再者只是她自己不说罢了，所以宝钗的行为就可以用反向作用来解释。

　　“马斯洛海认为，心理学不能孤立地研究人的心理的各个侧面，，而应当把人作为一个有思维、有情感的统一体来加以研究。他强调研究心理健康和机能健全的人类有机体。他的自我实现论很好地体现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张。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都相信人有尽其所能的自我实现的内在潜能或倾向”[7]。就应该用这种观点研究薛宝钗，薛宝钗就是一个有思维、有情感的统一体。滴翠亭她并非不是设计陷害颦儿，但她做得滴水不漏，合情合理。她对待宝玉的感情不是那么炽热，但并不能说她就没有去争宝二奶奶的欲望，在大观园这女儿国力她也要实现她的价值，而她是知道最大的价值就是做这个院子里的宝二奶奶。“这种自我实现并非柱状个人主义，并非是自私自利的哲学。自我实现者表现出高度的自觉后的自发性，对生活采取一种尽其所能的态度，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在某种意义上自我实现者正如菩萨一样，他们都超越了功利，体现了一种‘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献身精神”[7]。大观园里的林黛玉要实现她的价值，就得博得宝玉的欢心。事实上，她得到了贾宝玉的爱，她之所以患得患失是因为她对宝玉爱得深。林黛玉的爱表面上看是哭哭啼啼、斤斤计较。但深层次上她的爱是以贾宝玉为中心的，也就是说这份爱不是自私自利的，是一种有着献身精神的爱。

　　生活中会有许多这样根据心理学而见微知著的例子，当然这样的事情也有人会视而不见，但不管人是不是已经预见到了，很多的事还是这样不知不觉，先知先觉的发生了。这里笔者并不是有意说林黛玉是多么高雅不俗，同样的道理也不是有意说薛宝钗是多么虚伪世俗。客观地说，作为一个现实的社会中的人，精神上应该多多向往林黛性情，现实社会活动中应该多多效法薛宝钗的识时务，也只有薛宝钗的这种识时务的精神才能更好地做到人与人的和谐相处。

四、个体性格的层次本质和表面问题

　　现在我们着力从哲学方面探究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性格及其对命运的影响。

　　薛宝钗这个人物形象对于读者来说很复杂，对于曹雪芹和高鹗来说同样是复杂的，作者对这个人物形象矛盾复杂的情况还不止于像以往的评者说的那样。所谓现象和本质的矛盾当然是存在的，但并非她的每一个“极明智极贤淑”的外部表面都包藏着“最奸最诈”阴险狠毒的内在本质。因为薛宝钗并不是某种邪恶本质经过伪装了的话甚或是封建道统名教的形象图解，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丰满完全的艺术形象，她又自己的精神世界，有自己的内心矛盾。她的外部表现并不是一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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