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此现象和彼现象可能存在矛盾。她的内心世界也不是只有一个“本质”在主宰，而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思想情感在交战，占上风的那一面才表现为主导的倾向。作者在这个人物出场不久就用“罕言寡语，安分随时，人谓藏愚，自云守拙”这样简约的评语提携后文，可以看作人物性格的一个纲领。它表明薛宝钗是一个善于自制，城府很深的人，在通常情况下，她总能理智地，冷静地控制自己的言谈举止，喜怒哀乐。但是这并不等于薛宝钗这个人就没有感情，或者任何时候都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她也有偶尔忘情的时候，这就能让人看到他的性格的另一侧面，甚至窥见他心灵的某些奥秘。“失态”之于“常态”当然是矛盾的，但同样都是薛宝钗。比如说薛宝钗是很有涵养从不动怒的，但听见宝玉将她比作杨贵妃，说她“体丰怯热”时，她不由得勃然大怒，立刻拿话回敬，并借小丫头找扇“机带双敲”，发作一通：“你要仔细，我合你玩过你再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跟前，你该问她们去”，还以“负荆请罪”讪笑贾宝玉和林黛玉。真是凌厉尖刻，一反常态，此时倒有点象林黛玉的一贯作风。
事实上，不仅薛宝钗形象本身存在着矛盾，就是作者对薛宝钗这个人物的态度也是充满矛盾的。在这个问题上，自称曹雪芹“后世的知音”的哈斯宝在一百多年前曾发表过独特的评论，他说道：“这部书写宝钗、袭人，全用暗中抨击之法，粗略看去，她们都象极了忠厚的人，仔细想来却是恶极残极”，“全书许多人写起来都容易，唯独薛宝钗写起来最难，大体上，写那许多人都用直笔，好的真好，坏的真坏。只有宝钗不是那样写的。乍看全好，再看就好坏参半，又再看好处不及坏处多，发复看去，全是坏，压根儿没有什么好。一再反复，看出她全坏，一无好处，这不容易。但看出全好便最难，读她的话语，看她的行径，真是句句步步都像是个极明智极贤淑的人，却终究逃不脱被人指为最奸最诈的人，这又是为什么呢？史臣执法，《纲目》臧否全在笔墨之外。便是如此。”[4]（114页）（《新译红楼梦》回批）他的可取之处在于他看到了作者对人物“似褒实贬”的方面。但如果完全依照哈斯宝的逻辑推下去，那么揭开了薛宝钗“极好极忠厚”的外衣，所剩下的就是“极恶极残”，岂不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面人物。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是不是一个反面人物呢？恐怕不是。作者对薛宝钗的态度不能只用“贬斥”或“否定”一言以概之，实际上要复杂得多，有贬也有褒，褒中又带贬，而且无论是贬还是褒，都不是抽象的孤立的，总是在同各种人物的对照中显现出来，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含义。
这样看来，在薛宝钗这个人物身上不止是“表与里，还有冷与热，理与情，远与近等种种矛盾存在着，这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有着自己的思想感情、心理特征、个性气质的活生生的人”[8]（101-102页）。如果不能揭示出复杂的内在矛盾，人物就没有立体感，就不会那么丰满。
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还祷福，多情女情重愈斟情”有这么一段：“黛玉一行哭着，一行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儿上来，可见宝玉连袭人不如，越发伤心大哭起来……”“……宝玉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儿上来，可见黛玉竟不如紫鹃呢。……”这就是所谓的正话反说，林黛玉知道大观园里只有贾宝玉了解她的心，而贾宝玉也知道大观园里只有林妹妹懂得他的意。可为什么二人却偏偏这样正话反说呢？其实，两个人都知道对方说的是假话，用这样的假话掩饰了真心话，分析两个人说假话的心理，便可知道黛玉的假话是处于一种小性，好猜忌别人；而宝玉的假话则是为了宽慰黛玉，当然这次不是这种原因，这次宝玉说假话纯粹是气话。
尽管，这两个人说话的表象和本质有着天壤之别，但彼此也都能看出对方的本质，即便这样现实生活中也不必正话反说，给人际交往增添无谓的麻烦。
笔者倒认为，薛宝钗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很行得通，不失为一种很好的交际技巧，生活是生活，艺术是艺术，只有分清了什么是生活，什么是艺术才能更好的生活，关于这一点薛宝钗做的远远比林黛玉好。
结语
通过我们从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和哲学的基本观点来阐述了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性格及其对命运的影响，我们单就这两个人物形象而言，今天我们的认识和作者的意图恐怕也是颇有距离的。我们也不能完全要求一个封建时代的作家具有现代人那样的“觉悟”，明确地、自觉地赞扬林黛玉身上反封建正统的道德规范和追求自由的人生态度；明确地、自觉地批判薛宝钗身上封建正统的道德规范和安分随时的人生态度。然而在小说关于林黛玉和薛宝钗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全部具体描写中，我们却看带了极其丰富生动的形象图画和内心世界，从林黛玉的“易冲动”和薛宝钗的“会做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封建的宗法和社会相沿已久的思想、道德、心理、习惯这样地渗透在她们的心灵和仪态之中，从而认识到她们的悲剧的社会原因。而作者在遵照生活的逻辑和人物的性格的逻辑塑造形象的时候是未必意识到着一切的。本文就是尝试着用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和哲学的基本观点来探究人物性格的逻辑和生活的逻辑的关系。通过上述分析得知林、薛的命运结局和她们的性情关系甚大，即便这样她们的结局也不是必然的，因为人的性格是变动的，是可塑的。所以只要是有人参与的事，都不是必然的事，人在参与的过程中注入了太多的偶然性因素，功成与否，无非环境造就，皆是时局促成。
今天的社会更加复杂，旧的道德规范已经打破，新的道德规范还没有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我们探究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性格及其对命运的影响的过程中，似乎看到了曙光，在今天的改革年代里，我们应该适度吸取林黛玉身上的敢于破除旧统的精神，只有打破了传统的条条框框，才能构筑新的东西。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太激进，对于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不仅要继承，更重要的是要在新时代时期发扬光大。这样就要求我们效法薛宝钗的实用主义。从而构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道德规范，有效地指导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进而构建和谐人情与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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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怀宏.伦理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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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红楼梦集刊[A].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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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本主义心理学与人的现代[EB／OL].中国期刊网
[8]孙正聿.哲学修养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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