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首开李白诗文系年研究，对李白诗文创作年代“考其先后而次第之”，由于他有这番工作，后人也相信他的结论有如他自称的那样：来自“白之诗书所自叙可考者”[21]。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细详其所谓“白之诗书自叙”能够有助李白生卒享年考订者，主要还是那篇李白代宋若思作的《为宋中丞自荐表》。由于李白在该《表》中自称“年五十有七”，因此，认定了该《表》的制作年代，便可考定李白的生年了。曾巩在《李白集后序》中，非常看重并重点转述了《自荐表》中相关内容，但恰恰是这篇具有内证作用的《自荐表》，提供了否定曾《序》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之说的强有力证据。兹录曾《序》云：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璘迫致之。璘军败丹阳，白奔亡至宿松，坐系寻阳狱。宣抚大使崔涣与御史中丞宋若思验治白，以为罪薄宜贳，而若思赴河南，遂释白囚，使谋其军事。上书肃宗，荐白才可用，不报。是时白年五十七矣。

    文中称及“是时白年五十有七”的“上书”，正是李白所作的《为宋中丞自荐表》一文。根据曾《序》文意，认为李白此文作于安史之乱发生之“明年”即天宝十五载（756）。然而，即便按本年李白57岁顺推，至宝应元年(762)即曾《序》认定的李白“卒年”，李白享年连虚岁计算也只有63岁，与其“六十有四”之说不合。更何况，李白作《自荐表》的时间根本不可能是在756年。原因很简单，李白因永王璘谋反失败坐系下狱，此《表》是脱狱入宋若思幕府之后作的，这一点曾《序》自己也有明述。而考诸史籍，永王璘兵败是在至德二年即757年2月，李白下狱、脱冤及被荐等一连串事情，都是在永王璘兵败之后发生的事。而天宝十五载（756），这一系列事情均没有发生，李白又怎么可能为宋若思作《自荐表》呢？显而易见，李白作《表》时间，至少都是至德二年（757）以后的事。由于李白“卒于宝应元年”（762）已被曾《序》定死，因此，李白“五十有七”的年代越往后，与曾《序》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之说的距差也越大。由此，曾《序》重点转述的一条有关李白“五十有七”的纪年材料，不仅丝毫无助于其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之说的成立，反而无情地否定了他据之构建起来的说法。由于曾《序》再也没有为其李白享年“64岁说”提供佐证，因此，其对唐人李华《墓志》李白“六十有二”之说的否定，从根本上不能成立。曾《序》李白“64岁说”既无凭无据，不足为信，那么，南宋“薛氏据之”，“自宝应元年逆数六十四年”以定李白生年为圣历二年即公元699年的说法，自然也是无本之木，难以立足成论。

    自宋至清，关于李白生卒享年只有上述两说互相角力，而以清王琦之说占据优势，影响最大。两说的共同毛病是曲解李《序》中的“疾亟”一词误为宝应元年（762）李白已卒，却无法交待李《序》和范传正《墓碑》的“神龙之始”或“神龙初”李白方生的问题。由于疑窦尚多，分歧没有解决，因此，关于李白生卒年问题的探讨，还将继续进行。

三、当代学人李白生卒年新说商榷

    20世纪以来，人们又对李白生卒年展开了新的探讨。这场探讨，首先在于纠正了历史上李白“卒于宝应元年”的误说，将其卒年向宝应以后作了下延。

    首倡其说者是李从军《李白卒年辨》[22]，该文提出：李白并非“卒于宝应元年（762）、终年六十二岁”，而是“卒于广德二年(764)、终年六十四岁”。《卒年辨》首先否定了唐李华《墓志》所载的“62岁说”，认为“这个墓志，乃是伪作”。其理由有四：一是该志“终唐之世，乃至北宋前期，均不见文献记载”；“古本李白集中，也未附此文”；“《文苑英华》收李华所作碑铭十余篇，唯独没有该志”。二是志文本身“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之句，“泄露了天机”。认为“青山北址”即范传正《李公新墓碑》所载从初葬地“龙山东麓”改迁“卜新宅于青山之阳”的“青山之阳”，“而元和十二年李白墓迁葬于青山北址时，李华已去世五十年了!又怎么可能作（此）碑文呢？”三是范传正碑文称《新墓碑》，是相对于龙山李白墓的刘全白《李君碣记》旧碑而言，而刘《碣记》并未言前已有碑，“可见原龙山旧墓无碑……所谓的李华碑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四是此志文字“短得可怜”，与李华所撰其他碑铭“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都“殊异”，“仅就碑铭文字本身来看，亦非李华之作。”

    上述认定李华《墓志》为“伪作”的发难，是《卒年辨》一文立论之关键，但该文所列四条理由，都经不起推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李华所作《李白墓志》自宋以来都载诸李集，并无伪造迹象；“青山北址”并非“青山之阳”，李文犯有南北不分的错误[23]。其次，李文将树于墓前的碑碣和埋于墓中的墓志混为一谈，以不见地面的墓碣而否定地下的墓志存在，其误明显更不可取；还有，《李白墓志》短于李华所撰其他墓志，也不能成为定其真伪的铁证。李华未给李白写长篇志文，实有其自身的苦衷：他因安史乱军攻入长安时逃散未及，被强署伪职，两京收复后，他也成了罪贬之人闲居江南，作为与李白有相同遭遇并且也是待罪之身的李华，除了惺惺相惜，一唱三叹外，还方便对李白生平作过多的议论吗？

    另外，《卒年辨》对曾《序》李白“64岁说”极备推崇，推测说：“《李（白）集》中原存有关‘唐广德以后事’，曾巩所云‘终年六十四’盖由此出。”这就大错特错了。考广德年号自763年起始，而曾《序》明明白白记载说：李白“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曾巩既已认定李白宝应元年（762）就死了，怎么可能会再据763年以后的“唐广德以后事”来延长其享年呢？

    《卒年辨》一文的毛病，在于缺乏根据地否定传世李华《墓志》和误解曾《序》李白享年“64岁说”的立论依据，由于该文以此持论的两大支撑均不能成立，故其李白“终年六十四岁”之说当然也不能成立。但也需要指出，《卒年辨》一文对李白宝应以后诗文的考订非常可贵，通过李白诗文的内证否定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说”，这是该文特别值得称道之处，因此亦有人与之呼应以示信从[24]。

    继李从军《李白卒年辨》之后，阎琦《李白卒年刍议》又出新论，提出李白享年63岁，卒于广德元年(763)说[25]   。   阎文对《卒年辨》疑伪李华《墓志》大为赞赏，以为该《志》“即使不伪，亦必然有严重的夺误或漶漫”；“年六十有二不偶的‘二’”，“值得大大的怀疑!”《刍议》通过考辨李白《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诗中有“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的行迹和“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月衔天门晓，霜落牛渚清”的节令，考定李白至当涂投奔李阳冰，时间应在宝应元年初冬。并认为，本年十一月虽然李白“疾亟”病重，但“事实上李白病渐有好转，差不多又活了一年，到广德元年(763)才去世”。

    《刍议》根据刘全白《李君碣记》“代宗登极，广拔淹瘁。时君亦拜拾遗。闻命之后，君亦逝矣”之语，认为代宗广德二年（764）正月下诏拜李白为拾遗时，“并没有李白的死讯传到朝廷，朝廷推荐李白的人，也必然约略知道李白尚未死。”接着，进一步推论：“李白的死，当在广德元年(763)年终，与代宗之诏是前后的事。倘若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即李白死后一年多，乃有代宗左拾遗之诏，这显然不大可能。”《刍议》明确表态：“同意李从军关于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的主张，却不能同意他的李白卒于广德二年、享年六十四之说。”

    阎文的可取之处与《卒年辨》同，都突破了李白卒于“宝应元年”旧说，并且，《刍议》还较《卒年辨》作了更多寻求李白文集内证的考察，这是非常宝贵的。但其毛病也与《卒年辨》同，也是建立在怀疑和否定李华《墓志》基础上的。由于《刍议》在否定李《志》李白享年“62岁”说后，对其“63岁”新说始终拿不出直接史料证据，只凭一系列“约略”、“倘若”、“不大可能”之类的推测遽下定论，因此，阎琦《刍议》“63岁”新说同样失之无据。此外，《刍议》对与其新说相抵触的李白乃“神龙之始”或“神龙初”出生的唐人《序》、《碑》等原始材料，始终只字不提，似有故意回避之嫌。

    问题没有解决，于是林贞爱撰《李白身世及生卒年代新考》[26]，对李白身世和生卒又作新的考辨。林文认为：“记载李白身世及出生年代最原始最权威的材料，要数李阳冰的《草堂集序》。这篇序文不仅对李白家世的变迁，而且对李白的出生时间、地点、名字的来源都作了交代。既是诗文集的序文，也是作者小传。是今天我们研究这一伟大诗人的宝贵文献。”由此，林文立论主要围绕李《序》展开，确信李白是其父“神龙之始”从流放地逃回四川所生，但具体出生年月，则又不是李《序》所说的“神龙之始”即元年（705）。这是因为：“李白父母归蜀时，先流寓嶲州(今四川西昌市)，后内移定居绵州彰明青莲乡时才生李白的，因此公元705年不可能是李白降生之年，应考虑神龙二年(706)是李白降生之年比较合适。”这样，李白生年被林文定在神龙二年（706）。至于李白的卒年，林文认为：“历代研究者确信卒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仅仅是李阳冰作《序》之日，而《序》中虽言李白‘疾亟(病重)’，但未言其卒。”由此可知，在李白卒年问题上，林文与上述李从军《卒年辨》及阎琦《卒年刍议》的看法完全一致，均对自宋曾巩以来李白卒于“宝应元年”之说予以彻底否定。

    那么，李白究竟卒于何年？林文认为李华《墓志》可信，在对该志的流传情况和内容作了考证后，林文称：李华《墓志》“虽没有说具体年代，却说‘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现知李白生于神龙二年(706)，后推六十二年，便知诗人卒于大历二年(767)。”于是，李白神龙二年(706)生，大历二年(767)卒，享年62岁，便成为林文《新考》的最终结论。

    林文新说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进一步廓清了因袭前人曲解“疾亟”而臆定李白卒年的迷雾，更在于肯定了唐人李《序》及李华《墓志》的原始性和可靠性，把李白生年考辨导入史有明载的“神龙”范围，使这一问题开始接近历史的真实。但是，林文所定李白卒于大历二年（767），是根据其自定706年为李白生年后推算出来的，缺乏必要的佐证。而且，横亘于林说面前的最大障碍，仍然是无法解释诸家所谓“至德二年”（757）李白作《为宋中丞自荐表》时已“年五十有七”的问题。因为，若按“至德二年”李白“五十有七”推算，大历二年（767）李白卒时当为67岁而不是林文赞同的62岁。这一问题不能回避也没法回避，鲠骨在喉无法解决，于是，林文干脆果断：鲠骨并不存在——“《为宋中丞自荐表》是伪作，不是李白所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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