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宋以来有关李白生卒纪年诸说，主要毛病都是回避或无视唐人文献的原始性，不同程度地歪曲、擅改或疑误原始记录，为迁就己说擅疑古人，肆意否定传世文献。因此，对李白生卒纪年问题，仍有重新审视的必要。我们的出发点是，让本来简单，但却被上述诸说因回避、曲解、疑伪而引入复杂的问题回归原本。基于此，我们认为，对自来相传的唐人文献李《序》、范《碑》及李华《墓志》业已明言李白生于“神龙之始”或“神龙初”，享年“六十有二”，已经没有必要再作讨论或另立异说，因为这已有新出史料为有力佐证。

    只是有一点需要辨析，以公元纪年划线，李白生年究竟是“神龙之始”的705年，抑或是林文据范《碑》“神龙初”推定的706年？李白生活下限的“大历初”，究竟应定在元年（766）抑或是二年（767）？就通常习惯而言，某一年号之言“初”者，其范围往往具有一定的伸缩性，既可是改元当年，也可是次年或稍后。但这种“初”的伸缩范围，是以该年号本身的时间容量和跨度为转移的，某些年号时间很长如唐“开元”有29年，“初”的范围可稍宽而延及次年或稍后，大历也有十四年，李士训的“大历初”也可能“初”至元年以后；但是，如果某些年号时间很短，其初年就应是建元当年，“神龙”年号便是如此。神龙（公元705年1月—707年8月）总共不足三年，“初”的范围显然不可能占去三分之二而延至次年，这一点李《序》“神龙之始”已经点明。由于李《序》直接受托于李白，较之范《碑》更为原始，范《碑》“神龙初”实际是对李《序》“神龙之始”的转录和改写，时间概念完全等同，二者均指公元705年。李白生年一定，其下限“大历初”的“初”也就自然明白了：李白生于神龙元年，享年六十有二，其卒就应是大历元年，即公元766年。

结      语

    探求李白生卒年，本当以其同时代诸人的记载为准，李阳冰《草堂集序》、范传正《新墓碑》所言李白之生年，李华《墓志铭》所言李白之享寿，李士训《记异》所言李白活动之下限，皆当时人记当时事(甚而是当事人记所历事)，为我们清楚地记录了李白生活的时段（即705――766之间）。遗憾的是，从前学人惑于“卒于宝应元年说”，对以上信史文献多致怀疑，或谓《李序》“神龙”为神功之误，或改《李志》“年六十二”为“六十三”(或六十四)，或疑《自荐表》伪托不可信，等等。我们认为，在对李白生卒纪年的辨析中，凡是以疑伪传世典籍、擅改序跋传记等原始资料为基础建立的说法，都是不可靠的；剪除枝节，廓清遮蔽，重返唐人第一手碑志、序跋原始资料并以之持据持论，才是我们考察李白生卒纪年实事求是的态度。

[①]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卷十六著录李白《李翰林集》三十卷，自注：“家所藏本不知何处本，前二十卷为诗，后十卷為杂著，首载阳冰、乐史及魏颢、曾巩四序，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碑志。”(第12——13页)   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四部丛刊》本，商务印书馆影印宋淳祐袁州刊本)亦于“《李翰林文集》三十卷”自注：“希弁所藏三十卷，(略)然第一卷乃李阳冰、魏颢、乐史三人所作序，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四人所作志与碑。”(卷五下，第4页)   所载俱与后世所传李白集格局相同。可见李集之有“四碑”、“四序”自宋已然(赵希弁所藏唯缺曾巩序)。

[②]   李阳冰《唐翰林李太白诗序》，杨齐贤集注、萧士赟补，《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首，《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癸卯郭氏济美堂刊本   。

[③] 范传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王琦《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   ，第17—18页。

[④] 李华《故翰林學士李公墓志并序》，《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首，《四部丛刊》影明嘉靖郭氏济美堂本   。

[⑤] 郭忠恕《汗简》卷七《目录略叙》引，郑珍《笺正》本，《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清刻本。按，《四库》本无卷七。

[⑥] 韩愈《科斗书后记》，《韩昌黎先生集》卷三，《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朱文公校本，商务印书馆。

[⑦] 按，吴筠《宗玄集别录》引“唐元和戊戌（十三，818年）吳筠”所作《南统大君内丹九章经原序》：“元和（806—820）中，游淮西，遇王师讨蔡贼吴元济，避辞，东之于岳，遇李谪仙，以斯术授予曰云云。”似李白生活下限直至元和时期。然而据权德舆有关吴筠的文集序和传文，吴筠已于大历十三（778）年去世，何得元和十三年作序？且李白元和中尚在世之说与白诗文无一映证。可见，此《原序》显为道士制造的吴筠、李白成仙传道的仙话，不可视为信史。

[⑧] 李白《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囚参谋幕府因赠之》、《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为宋中丞自荐表》、《为宋中丞祭九江文》，载《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一第4页、卷二十二第18页、卷二十六第2页、第4页、卷三十第20页，《四部丛刊》影明嘉靖郭氏济美堂刊本。

[⑨] 乐史《李翰林别集序》，《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首，《四部丛刊》影明嘉靖郭氏济美堂刊本。

[⑩] 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0二《李白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763页。

[11] 魏颢《李翰林集序》，《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一，《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

[12] 李白集有《狱中上崔相涣》(《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十一，第4页，《四部丛刊》印晴嘉靖郭氏济美堂刊本)、《系寻阳上崔相涣》(卷十一，第28页)、《狱中上崔相百忧章》(卷二十四，第17—18页)，将两次系狱亦分别甚明。其单题“狱中”者两篇，乃前次在彭泽狱中；题“系寻阳”者篇，则后次在寻阳狱中。

[13] 司马光撰、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二，中华书局校点本1982年版，第7106页胡注。

[14] 王琦《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一，《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

[15] 王琦《李太白年谱》，《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五，《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

[16] 往时文学通史类著作(若通行诸本《中国文学史》)、百科类辞典(若《辞海》《辞源》等)因非专题研究，其取此说者姑不深论，而新出之唐代文学系年以及李白研究之专著亦复如是，如傅璇琮等《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91页、《中唐卷》第111页；郁贤浩主编《李白大辞典》(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第14页；詹瑛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版)等，仍都取“卒于宝应元年”说，则深为憾事。

[17] 按，“疾亟”一词又作“疾革”，《礼记·檀弓下》称卫太史柳庄“疾革”，陆德明《经典释文》曰：“本又作亟，急也。”疾革、疾亟通用，皆指病重危急状态，本身并无死亡之义。

[18] 范祖禹《唐鉴》(四库全书本)卷七：“(睿宗)十四年(即万岁通天二年——引者)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作九鼎。秋七月，享於通天宫，赦天下。改元神功。冬十一月甲子，享於通天宫，赦天下，改元圣历。”(第14页)

[19] 曾巩《李白集后序》，《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首，《四部丛刊》影明嘉靖郭氏济美堂刊本。  

[20] 王琦《李太白年谱》，《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五，《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

[21] 同上注卷一八。

[22] 李从军《李白卒年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五期，第80－85页。

[23] 林贞爱《.李白身世及生卒年代新考》，《四川师范学学报》，1989年第三期，第3—9页。

[24] 陈钧《李白卒于广德二年补证》，《盐城师专学报》，1999年第一期，第52－54页。

[25] 阎琦《李白卒年刍议》，《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三期，第64－71页。

[26] 林贞爱《李白身世及生卒年代新考》，《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三期，第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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