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还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诗人。魏庆之尝谓：“人生作诗不必多，只要远传。如柳子厚，能几首诗？万世不能磨灭。”（注：魏庆之著《诗人玉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 月版第121页。）刘克庄亦称：“如柳子厚诗，……得一二首似之， 足矣。”（注：刘克庄著《后村诗话》，中华书局1983年12月版第10页。）可见其诗对后世的吸引力之大，生命力之久远。柳宗元诗歌特点形成的原因，一方面同作者的才情秉赋、遭际阅历有关，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当年广为流布的佛教，尤其是中国化佛教业已形成后的诸多门派对其诗歌创作影响，也是一重要因素。本文主要追踪柳宗元谪居岁月与释门的广泛交游，以廓清柳氏佛学思想的基本面目，从而在思维方式、情感逻辑等方面探寻佛禅对其山水诗创作的直接、间接的影响和受益受病的某些规律性问题，探讨其山水诗的意境、风格及其成因。
一、佛教的出世法则与柳宗元的生活情趣
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这三十多年大致可分为幼时的盲目、为政时期的附会时尚和贬官后的自觉三个阶段。（注：袁家耀《柳宗元“好佛”略谈》，《江淮论坛》1995年第3 期。）他在长安应举和为政时期，曾与文畅等出入官场文坛的僧侣结交，很欣赏晋宋以来谢安石、王羲之、习凿齿、谢灵运、鲍照等人与和尚支道林、释道安、慧远、慧休的关系，并极力称赞那些与自己同时代人的那种“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图之事”的亦儒亦佛的生活（详见《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只不过这时他在政治上一帆风顺，忙于实现政治抱负，不以文为意，所以作品少，佛教思想也表现得不明显。被贬永州后，他由一朝重臣而流落远荒，社会地位的巨大反差，内心的极度痛苦，使他不得不到佛教中寻求寄托甚或解脱。初到永州，居无定所，只好寄居在重巽的龙兴寺，这样每天接触的是经书禅堂，促使他进一步研究佛教教义，从而对佛教有了深切的体会。他曾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一文中颇为自负地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即永州），吾独有得焉。”他改贬柳州后，来到提倡“顿悟”的南宗禅的老巢，进一步受到禅宗的浸染。苏轼曾说：“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绝妙古今”。（注：《柳宗元全集·卷六·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详注》，中国书店1991年8月版第64页。 ）佛教的出世间法已影响到他的生活情趣与审美趣味，并渗透于他的诗歌创作中。
柳宗元认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送玄举归幽泉寺序》）这正是他改革失败后被贬永州的真实心理状态。受佛禅影响，他悠游山林，并于自然山水中体味到了“与万化冥合”的禅意。他早有悠游山间林泉的好尚，“夙抱丘壑尚，率性恣游遨。”（《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贬永州后，随着对佛教教义理解的加深，加上认为自己“既委废于世，恒得与是山水为伍”（《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于是，“自肆于山水间”（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更有意识地在这人烟稀少的远僻之地搜奇觅秀，遨游丘壑林泉以求得内心的平静与精神的快适，从自然山水中寻找慰藉，以排解心中的郁结。他在《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中这样写道：“谪弃殊隐沦，登陟非远郊。所怀缓伊郁，讵欲肩夷巢？”可见他登临游览的目的就是要借此宽解胸中的郁闷。他毫不掩饰自己是满怀牢骚来游览登临的。他的许多山水诗作常常这样开头：
“隐忧倦永夜，凌雾临江津。”（《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回斜对香零山》）
“拘情病幽郁，旷志寄高爽。”（《法华寺石门精室三十韵》）
“窜身楚南极，山水穷险艰。”（《构法华寺西亭》）
“苦热中夜起，登楼独蹇衣。”（《夏夜苦热登西楼》）
在永州十年间，他经常与朋友、僚属“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在浪迹山水、悠游山林的过程中，他确实于自然山水中寻到过慰藉，体会过与自然冥然化合的境界。当登上西山后，他感叹道：“知是山之特点，不以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注：《柳宗元全集·卷二十九·始得西山宴游记》， 中国书店1991年8月版第314页。 ）他仿佛觉得脚下的西山与元气混而为一，自己也仿佛消融在这邈远无垠的大自然中。在游览小丘时，他感觉到“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滢滢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注：《柳宗元全集·卷二十九·钴鉧潭西小丘记》，中国书店1991年8 月版第315页。）这种“心凝神释， 与万化冥合”的物我两忘境界的获得，则正是受佛教影响所致。
除了悠游山林，他还植竹禾，艺花卉以自遣，“筑室茨草，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渔，种黍可以酒，甘终为永州民。”（《送从弟谋归江陵序》）过着“把锄荷锸，决泉为圃”和“浚沟池，艺树木，行歌坐钓，望青天白云”（《与杨诲之第二书》）的闲适生活。这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清静淡泊、恬然自适的生活情趣，也正是受佛禅影响的结果。
二、柳宗元对佛教的独特理解
柳宗元绝不是生性淡泊之人，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是积极执着的。他虽然好佛，但他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儒家的。他一生有两项重大活动：一是参与永贞革新，一是领导古文运动。这二者都与他复兴儒学、佐世致用的思想有关。他既身体力行了“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答贡士元公谨论仕进书》）的政治理想，又明确提出“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辅时及物”（《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的主张和以儒家经典为“取道之源”（《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原则。他早年“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谨论仕进书》），热衷仕进、向往功名，自言“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冉溪》），“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即使在被贬逐后，他仍坚持“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的儒家思想。他时刻寻找东山再起的时机，渴望重新回到社会中一展抱负。他常以屈原自喻，“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注：《柳宗元全集·卷十四·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中国书店1991年8月版第477页。）。同时在个人生活上，他也是按照儒家的道德准则来立身行事的。他因妻子杨氏早逝，“寡居已十余年，……至今无以托嗣续，痛恨常在心目”（《与杨京兆凭书》）。他念念不忘求胤嗣，甚至提出愿娶老农女为妻，生儿育女。可见儒家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观念对他根深蒂固的影响。
尽管柳宗元自称“自幼好佛”，天台宗也把他列为重巽的俗家弟子（注：孙昌武著《柳宗元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8月版第 288页。）。但他却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博采众家，苏轼赞许他“儒释兼通、道学纯备。”（注：《柳宗元全集·卷六·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详注》，中国书店1991年8月版第64页。 ）他对佛教的接受，主要是领会佛教义理，以图“统合儒释”，把佛教思想纳入儒家思想体系。他在《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送元暠师序》、《送僧浩初序》等文中，都提出并阐述过“统合儒释”这一思想主张。他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上，以固有的儒家的人生准则审视并阐释佛教理论，对佛教徒那种与儒家道德相违背的“无夫妇父子”的行为是极力反对的，从维护封建统治这一原则出发，他也反对佛教徒“不为耕农蚕桑”而坐食的行为。而自己所注重的，是佛教这些外在迹象掩蔽下的内在“韫玉”，即与儒家的经典《易》、《论语》相合的义理精神。一般说来，儒家“入世”，释家“出世”，似大有抵牾，但柳宗元认为佛与儒有相通之处，主张“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斜，要之与孔子同道”（《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通过他的独特理解，二者不但能相圆通，而且是相辅相成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他认为佛教教义在伦常上与儒家有相通之处。
他非常赞同慧能的“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坛经·疑问品》）的孝道思想，认为“金仙氏之道，盖本于孝敬”（《送濬暠上人归南觐省序》），“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于元暠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对“行求仁者以冀其心”，“由孝而极其业”的元暠师尤为赞赏，对那些“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的僧人提出批评（《送元暠师序》）。
二是他把佛教戒律与儒家礼制作用等同一致。
他认为“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孔子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儒以礼行，觉以律兴”（《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他非常反对那种“小律而去经”的做法。对律宗深有好感：“其有修整观行，尊严法容，以仪范于后学者，以为持律之宗焉”（《送濬上人归南觐省序》），而对禅学末流，持明显的批判态度：“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送琛上人南游序》）；“传道益微，而言禅最病。拘则泥乎物，诞则离乎真，真离而诞益胜。故今之空愚失惑纵傲自我者，皆诬禅以乱其教，冒于嚣昏，放于淫荒”（《龙安海禅师碑》）。
三是他认为儒佛都具有济世的功用。
在柳宗元看来，“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
[1] [2] [3] [4]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