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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山水诗，常常会感到禅宗非理性的直觉体验与不于境上生心的思维方式对其艺术构思的渗透与影响。如《雨晴至江渡》：
江雨初晴思远步，日西独向愚溪渡。
渡头水落村径成，撩乱浮槎在高树。
诗人写在江雨初晴的傍晚，独自向溪边漫步所看到的景象：渡头大水泻过，通向村中的小径显露出来，由上游冲下来的浮木高高地挂在树梢之上。诗人写雨后景象，仅以渡头水落后初显及遗存的物象为着眼点，仿佛电影的特写镜头，既生动又逼真，透过清淡的景象，可见诗人直观摄照的特点。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淡”，不仅是语言色泽上的“淡”，更多的是创作主体心境的“淡”。平淡的风格，来源于诗人无所缚系、任运自在，如天空中的游云一般不执着于物的主体心态。再如《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作者以素描的手法，用浅淡的笔墨，勾画出一幅幽雅秀美的江南水乡风光图，生动地描绘了湘江渔夫日常的水上生活和湘江周围的自然景色。漂泊的渔翁，清澈的江水，袅袅的炊烟，初升的红日，构成了一幅闲适恬静的画面，使人产生一种柔和秀美之感，而依稀的橹声更反衬出画面的寂静。诗的最后两句不正是禅宗“不于境上生心”的形象表现吗？再如下面这些诗句：
“远山攒众顶，澄江抱清湾。
夕照临轩堕，栖鸟当我还。”（《构法华寺西亭》）
“平野春草绿，晚莺啼远林。”（《零陵春望》）
“霰散众山迥，天高数雁鸣。”（《旦携谢山人至愚溪》）
“园林幽鸟啭，渚泽新泉清。”（《首春逢耕者》）
“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夏昼偶作》）
“旷野行人少，时闻田鹤鸣。”（《游石角小岭至长乌村》）
“鹤鸣楚山静，露白秋江晓。”（《与崔策登西山》）
这些诗句，都是使诗人在一瞬间直觉地发现大自然澄江如练、夕照临轩的画面，感受到雁鸣高天、莺啼远林、童敲茶臼、旷野鸣禽的清音。诗中静中有动，寂中有喧。这种寂静气氛的捕捉与传达，正是诗人心中那“无念”、“无住”之禅境的外化。“禅学给唐诗带来了禅境，因而也带来了诗境。这对于唐诗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禅境，才使唐诗获得了美好的意象与清醇的意境。这是唐诗艺术质量大幅度提高的关捩或秘密，是唐诗空前繁荣的最重要的遗传基因。”（注：张锡坤等著《禅与中国文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244页。）我们不防套用一句说：是禅境成就了柳诗的意境。这种宁静、淡远的意境，是以柳宗元对世俗的淡漠为前提，而对世俗的淡漠正是佛教的出世思想作用于他的结果。因而，他能够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俗事务暂时绝缘，本着一种超功利、超现实的心境，从自然中体会到了禅意，又以禅意去体味人生，从而达到了与自然纯然合一的闲散悠然的境界，放下争逐之心、功利之念，泯是非，同善恶，一死生。他“夙志随忧尽”（《酬韶州裴使君寄道州吕八大使二十韵》），“处心齐宠辱”（《献弘农公五十韵》），认识到“荣贱俱为累”（《酬徐二中丞普宁郡内池馆即事见寄》）、“居宠真虚荣”（《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甚至觉得脱离了局促的社会政治樊篱，贬谪南荒对他倒是一件幸事：“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溪居》），他可以享受无拘无束的自由：“偶兹遁山水，得以观鱼鸟”（《与崔策登西山》）从而萌发了“乐居夷而忘故土”（《钴鉧潭记》）的念头，恬淡的心情于是凝结为诗歌中的冲淡美。
3.山水景物人格化的表达形式
王国维《人间词话》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柳宗元的山水诗，虽有许多写无我之境，但更多是写有我之境。他笔下的山石溪流，花草树木，都是有灵有性而又无人赏识的。读这些山水诗，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正是借这些具有人的品格的山水景物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之气。古人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点，茅坤在《唐大家柳柳州文钞》中指出：“借石之瑰玮，以吐胸中之气”。他所吟咏的对象，无论是“窈窕凌清霜”的红蕉，还是“劲色不改旧”的青松，无论是“晚岁有余芳”的桔柚，还是“蓊郁有华枝”的新竹，都有着同诗人同样美好的品质和不幸的遭遇。这种感情在《愚溪诗序》一文中更为明确地表达出来。愚溪“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在作者的眼中，愚溪是一个与自己拥有同样的品质，同样遭遇的天涯知己，他与它对话，倾诉自己的情怀和不平，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暂时平衡和安慰。
空寂的佛门，宁静的大自然净化着他来自世俗尘网的怀抱，但儒家强烈的入世意志又使他难以忘怀世事，于是在他的笔下，那些原本是自然存在的山水都被解读为因遭贬而屈居是州。面对钴鉧潭西的小丘，他叹息到：“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户、杜，则贵游之士争买之。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钴鉧潭西小丘记》）。来到小石城山，他又说道：“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劳而无用”（《小石城山记》）。无疑，他是在通过这些秀美山水的无人赏识来证明他的自身价值和不公命运。“永州那远离京华的自然环境，山水之奇崛几乎就是他自己被弃绝不用的美才的写照”（注：陈幼石著《韩柳欧苏古文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56页。）。读柳宗元的山水诗文， 我们很难分清作者是写山水，还是在写自己。可以说，它们句句是景语，字字是情语。作者在观照自然时把自己的感情移入了眼前的景物，使得山水景物无不带有抒情主人公的感情。这种物我一体的审美移情表达方式，正是受佛门物我同根的思想影响所致。
佛性说到天台宗荆溪湛然时，在原来“众生有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无情有性”说。意思是不仅一切有情众生具有佛性，就连砖瓦石块这些无情之物也具有佛性，因为佛是无处不在的。禅宗主张法遍一切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景德传灯录》）。而作为重巽的俗家弟子及被苏轼誉为“妙绝古今”的曹溪南岳诸碑的作者柳宗元不可能不受到这一学说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原本无情的山水景物，都具有了人的感情。下面我们具体分析几首诗：
《商山临路有孤松》
孤松停翠盖，托根临广路。
不以险自防，遂为明所误。
幸逢仁惠意，重此藩篱护。
犹有半心存，时将承雨露。
这是诗人在元和十年诏回长安，再出柳州，途经商山而作。诗题中这样写道：“商山临路有孤松，往来斫以为明，好事者怜之编竹成援，遂其生植感而赋诗”。正如详注中指出的：“盖有自况之意”。诗中处处写孤松，又笔笔写诗人自己。作者写松，取其冬夏常青，岁寒不凋的本色，正是写自己怀抱理想，坚定不移的品格；而一“孤”字，更托出自己去国离乡，茕茕孑立的特定心情。前四句写自己在仕途上的遭遇：秉正而行，光明磊落，却遭到奸党小人的迫害。诗人在同期写的《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一诗中也作过同样的反思：“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把政治失败归之为自己行为的直道而行，不拘小节和才华、名气太大而遭到奸小嫉妒。两诗对照着读，更能领会诗人曲折而深刻地表现出来的愤懑之情。后四句写出诗人对同情者的感激和对统治者抱有的幻想，而这种幻想正是作者不甘沉沦，实现抱负，建功立业的渴望。再如《再上湘江》：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来。
不知从此去，更遣几时回。
诗人把自己的命运和湘江流水的命运联系起来，流水的一去不复返，不正是诗人终身贬黜，难返故乡的写照吗？再看《南中荣桔柚》：
桔柚怀贞质，受命此炎方。
密林耀朱绿，晚岁有余芳。
殊风限清汉，飞雪滞故乡。
攀条何所叹，北望熊与湘。
这首诗，表面上是写桔柚的贞质和命运，实际上仍是写诗人自己的品格和遭遇。诗的前四句就桔柚的“贞质”、“余芳”，赞美了自己的才华和品格，肯定了自己的理想抱负；后四句以“殊风”、“飞雪”暗喻奸党小人的打击和阻挠，使自己北归无望，只能北望故乡，攀条叹息。诗人把自己的生平遭遇与桔柚的品质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境界。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是以佛门的物我同根的审美移情表达方式，抒发了其儒家的怀才不遇的愤懑抑郁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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