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锄，本其静矣”（《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碑》）的佛教，“可以转惑见为真智，即群迷为正觉，舍大暗为光明”（《永州龙兴寺西轩记》）所以应将“真乘法印，与佛典并用”（《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以“丰佐吾道”，实行教化。实际上就是把佛教作为工具，利用其宗教力量为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服务。他治理柳州就是实施了这一“援佛济儒”的主张。他一方面认为“人去其陋，而本于儒”，到柳州两个月，就重修孔庙，期待以儒家学说对当地尚未开化的群众进行教化，使他们能够“孝父忠君，言及礼义”（《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一方面又认为对于“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的蒙昧边民来说，“唯浮屠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复大云寺记》）于是主持修复大云寺，借佛教以达到“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柳州复大云寺记》）的目的。可见，他修佛寺完全是功利性的，不是出于信仰的动机，而是作为一种治世化人的手段。
柳宗元不仅以固有的儒家观点来审视佛教理论，而且以同样的态度审视僧人。他所称道的僧人，都是具有顽强毅力，严谨持身，对自己的信仰和事业绝无纵肆懈怠之态的高僧。他们既有明确的目标，积极的行为，又有“不爱官，不争能”的高尚的精神境界。“这些僧人不是以出世者的面目呈现在柳宗元的文中，而更象严以律己，勤于求道教人的学者，……他们在自己的信仰领域内，所作所为皆有目的，有成效，他们的人生意义主要不在虚幻的解脱成佛，而表现为行道的积极追求”（注：陈晓芬《柳宗元与苏轼崇佛心理比较》，《社会科学战线》 1995年第2期。）。由此可见，柳宗元是按照他固有的儒家思想来理解佛教及僧人的。“统合儒释”，实际上是援佛济儒。“柳宗元的禅世界处处洋溢着一种不可须臾即离的儒风。……所以柳宗元的禅世界是禅为表，儒为里；禅为用，儒为体的统合禅儒的世界，是一个极其独特的禅世界”。（注：张锡坤等著《禅与中国文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208页。）
正如章士钊先生指出的那样：“子厚自幼好佛，并不等于信佛。求其道三十年而未得，自不足言信仰”（《柳文指要》上卷第25页）。柳宗元对佛教及作用的独特理解，势必减少佛教作为宗教对他的麻醉作用。因而，使他在追求超脱时，又不能忘怀政治，难以保持与现实社会的距离，虽有好佛、参禅之举，却无彻底解脱之意，只能徘徊于儒与佛、入世与出世、社会与自然之间。其山水诗作便常常传达出这种矛盾状态：
“进乏廊庙器，退非乡曲豪。”（《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
“喧卑岂所安？任物非我情。”（《酬贾鹏山人》）
“仙驾不可望，世途非所任。”（《零陵春望》）
三、佛禅对柳宗元山水诗的影响
1.清冷幽寒的画面
常言道：“天下名山僧多占。”古刹名寺一般都座落在山清水秀的幽静之乡，既没有尘世的车马喧闹，又远离人事的格斗纷争，这种清静的自然环境，同佛教追求的“禅定”境界，同高僧们潜心研读经典必需的清静心境，达到了天然的默契与和谐，使他们忘怀世事，把思想和意念导引到“清静无为”的境地，从而潜心于体悟禅理经义。所以，尽管禅宗也主张“平常心是道”、“担水劈柴，无非妙道”、“行住坐卧，无非妙道”，主张在正常的与世俗无异的生活中体悟自性，证得无上菩提，但他们仍然偏爱这幽静的所在，与自然山水有着一种巨大的亲和力，在生灭不已的朝晖夕阴、花开花落的大自然永恒宁静中妙悟禅机。佛门以“空”为本，即世间万事万物都没有常住不变的本相。“空”为一法印，是佛教第一要义。在佛家看来，“四大皆空”，一切事物都既非真有，又非虚无，只有把主体与客体尽作空观，方能超脱生死之缘。
佛家这种讲出世、重自然、追求平静、清幽的境界，对柳宗元的审美趣味影响很大。大自然是丰富多彩的，而柳宗元却非常偏爱或者说只偏爱静寂荒冷、色彩幽暗的景物。他对清冷幽寒的山水景物非常敏感。这种审美趣味决不是无意识的，而是自觉的，他在《永州龙兴寺东丘记》中曾把美的形态概括为两种：“游之适，大率有二：奥如也，旷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郁，寥廓悠长，则于旷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回合，则于奥宜。”这种美学观自然体现在他的山水诗的创作上，于是，反映幽深静寂的图景，便成了柳宗元山水诗的一个显著特点。他的诗中多次出现“幽”、“寒”等充满凄冷意味的字句。例如：
“高岩瞰清江，幽窟潜神蛟。”（《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
“月寒空阶曙，幽梦彩云生。”（《新植海石榴》）
“危桥属幽径，缭绕穿疏林。”（《巽公院五咏.苦竹桥》）
“风窗疏竹响，露井寒松滴。”（《赠江华长老》）
“木落寒山静，江空秋江高。”（《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
“磴回茂树断，景晏寒川明。”（《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
这些诗句，勿需外在的刻意渲染，就已弥漫着清寒幽冷的气氛，表现了“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小石潭记》）的境界。据李育仁《论柳宗元的诗歌审美情趣》一文统计，在柳宗元一百六十多首诗中，竟有七十三首使用了“幽独”、“清寒”的意象。足见其审美情趣的独特性。 2.宁静淡远的意境
贬谪中的柳宗元，虽然在主观上依旧处于压抑与寂寞的氛围中，但在客观上，他毕竟远离了官场倾轧与政治纷争的污浊，与释门高僧的频繁交往，进一步拉开了他与现实的距离。他同他们参禅论道，谈玄说佛，并写了许多有关佛教的诗序碑铭。佛教的出世间法，慰藉着诗人孤独寂寞的灵魂，不时地淡化着他的自我情志，使他步入淡泊宁静、与世无争之途。在青灯梵呗、晨钟暮鼓的氛围中，他暂时忘却了人生的恩怨得失，泯灭了是非荣辱，得到了“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晨诣超师院读禅经》）的愉悦与满足，因而，作品更多地表现出“乐山水而嗜闲安”（《送僧浩初序》）的宁静、淡远的意境。
古人早就注意到柳诗情绪冲淡这一重要特征。苏轼曾说：“所贵于枯淡者，谓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东坡题跋》上卷《评韩诗》）杨万里说：“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柳子厚也。”（《诚斋诗话》）柳宗元确实擅长从普通的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中发掘和构思淡雅秀美的意境。试看《溪居》：
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
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
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
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这首诗是作者被贬永州后定居愚溪时所作。诗中写自己已厌倦了长期官场的拘束，认为这次被贬南荒反是幸事。作者透过对晨出夜归的田园生活的描写，展示了一幅悠雅清淡的图画，表现了作者悠闲惬意的心境。诗中船桨碰撞溪水中的石块发出清亮的音响及作者的引吭长歌，衬得山中更加幽寂。因为这些声响正是以“来往不逢人”的夜的宁静作背景，诗中虽描写了声响，但最终还是导向静谧的，在意境的创作上，着意追求一种无人之境的宁静之美。再看《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
宿云散洲渚，晓日明村坞。
高树临清池，风惊夜未雨。
予心适无事，偶此成宾主。
全诗清空恬淡，没有世俗的喧嚣扰攘。诗人以“无事”之心，造宁静之境，描写了雨后愚溪北池早晨的景色：云散日出，溪景明丽，高树临池。诗人置身其间，闲适的心境与清幽的景物如宾主相得，浑然融契。全诗的景物平凡、自然，丝毫看不出诗人主观情绪的涉入。这些景物以本来形态直接与心灵契合，似乎已经消除了语言的中介。“就文学范围而言，柳宗元与佛教关系的启示，重要的并不在于其悟道的深度，而是在于禅学思维方式对诗歌创作构思的渗透与影响。”（注：许总《论柳宗元谪居心理空间与诗境构造方式》，《汕头大学学报》 1995年第4期。）禅宗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坛经》），主张任运自在，随处领悟，反对拘泥束缚，雕琢藻饰，一切都在本然之中，都是自然本心的流露，一切都是淡而无为，而不应是用心著力的。禅宗许多公案表现了这种淡然忘机、无系于心、无所挂碍的精神。“僧问：‘如何是僧人用心处？’师曰：‘用心即错！’”“问：‘如何是学人著力处？’师曰：‘春来草自青， 月上已天明’”（《五灯会元》卷11）。禅在自然而然中，如春日草青，月上天明一样自然， 不可以用心著力。读柳宗元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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