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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李白《蜀道难》的演变过程 ——兼论《蜀道易》系列诗的政治意义

时间:2009-8-8 16:54:26  来源:不详
多用于肯定的评价。开头的“噫吁嘻!雄哉壮乎!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四川盆地古本大陆海,海水汪汪向东注。流成瀑布三千丈,地质年代远迈蚕丛及鱼凫。……”是这首诗的开始,第六章和第九章反复提到的“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一句,为这首诗的主题,它展示的是蜀之奇观壮美。作品虽然对与蜀地有关的历史人物五丁、李冰、司马相如、扬雄、诸葛孔明、李白、杜甫、苏轼等的历史功绩做了再评价,但他所歌颂的是经过长征和革命,依靠人民力量所形成的新中国的伟大疆域,对现代全川的壮观景象给予了称赞。可以说,这首诗是献给人民中国的一大赞歌。郭诗的趣旨在肯定、歌颂蜀地的人杰地灵即是肯定、歌颂新中国这点上,是极富政治意义的。附带说明的是,近代所修的川陕公路建成于1936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又在这条公路的西侧修建了宝成铁路,因而使得自太古以来人员物资的往来变得更加容易。此外,第八章所说的有关三峡大坝的预言,目前正在施工,作为世纪目标和现实的吻合,它所带给人们的回味是悠长的。
    其次,写作这首诗时的郭沫若,看起来还是有所选择的。(注:这一时期郭沫若的活动,参照龚继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下第1159~117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建国后,郭沫若在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和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外,还担任各种外交使节团的团长等,在政治、学术、文学、艺术各领域也担任了众多的要职。他所度过的每一天都是繁忙充实的。郭沫若的社会地位和活动,是与这种高扬的精神相适应的,这首诗表现了当时的郭沫若对故乡四川和祖国的毫不掩饰的感慨心情。对出生在现在乐山市沙湾地主家庭的郭沫若来说,蜀地是他反抗封建制度、经历辛亥革命、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地方。所以,他由称赞四川的发展,进而称颂新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从建国12年后当时的社会氛围和郭沫若的地位来看,郭沫若的称赞肯定是发自主观内心的。(注:附:郭沫若的这首诗,即使是现在仍保留在当地人民的意识中,如《西南旅游》总第三十九期(一九九三年五月出版)所刊登陆宣、光韶的《蜀道美》,便是这类赞扬蜀道的文章。)
    然而,作为文学家、学者、政治家的郭沫若尽管影响巨大,但以今天的眼光来冷静看待他的作品的话,他对新中国特别是对毛泽东的奉迎追随感仍是不可否认的。就诗歌而言,与抒情性、艺术性相比,现实性的政治味道如果较浓的话,那么就会更富于宣传性了,因此评价作品也应该放在一定的界限之内才会言之成理。

      六、结束语
    以上概括的是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蜀道易》的系列作品,并对其诗和背景以及诗人的传记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以下几点是需要指出的。
    每个作者的诗作,分别存在着不同的差异。首先,作为诸例的共同外在要素,作者基本上都是和蜀地有实际关系的人物。他们或是作为布衣漫游过蜀地,或是朝廷派往蜀地的官僚和学者,或是故乡在蜀地,总之,他们都与蜀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诗型上来说,虽有长短两类,但印象最深的是方孝孺和郭沫若的长篇作品。大概方孝孺和郭沫若两人都感觉到,不用像李白《蜀道难》那样的长篇诗体,就不可能全面地描写物产丰富并且以中原人眼光看来是充满神秘性的蜀地庞大而复杂的地理空间。
    其次,从作品主题的研究上看,自然只有李白《蜀道难》的主题解释史是与此有关,关于《蜀道难》的主题即李白的表现意图,千百年来一直众说纷纭,难成定论。尤其是“剑阁峥嵘而崔巍”句以下的政治寓意性及其事实根据,早已成为了百家争鸣的景象,至今主要说法大概有近十种。古典之说,以承认其政治寓意性为主;而近人之说,则不承认其特定的“寓意”,如送友人王炎赴蜀,歌颂蜀土故乡山川的壮丽奇险等说法就是如此。(注:参詹锳《李白〈蜀道难〉本事说》第25~36页(载《李白诗论丛》,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松浦友久《李白乐府论考》第298~303页(载《李白研究》第七章,三省堂,一九七六年出版)。)
    在这种主题解释史中,《蜀道易》的作品系列处于了什么样的位置呢?从以上各例可以看出,范成大和一部分宋诗始终是以纪行诗的角度而产生联想转换的,这些作品和陆畅及方孝孺、郭沫若等人的政治性极强的诗混在了一起。因此,在解释史上,政治寓意性有无的问题,能够反映出各个诗人对李白《蜀道难》主题的解释倾向。
    《蜀道易》的系列作品,在表现内容上,从“难”转“易”实际上可以说是对李白的《蜀道难》最直接的继承。就此而言,在其他诗话类和诗歌理论中,它对《蜀道难》的涉及以及在理论上的解释是有所不同的。在比例上,方孝孺和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其社会性和政治性都是极强的。对韦皋、蜀王(天子)和新中国权力的政治性歌颂,他们创作了带有政治意图和表现内容的作品,他们以李白的作品为依据,把政治寓意包含在诗歌中,至少而言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可以说,他们把李白原诗中一部分可能具有讽喻性、政治性扩大到了整个诗歌作品中了。因此,暂且不论陆畅,就是方孝孺和郭沫若等人作为时代的代表,他们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类的解释还是给人们留下了较多的回味。
    类似的《蜀道易》的反面联想,在李白之前是没有的。正因为由于有了李白的《蜀道难》的出现,这种联想才成为了可能。因此,李白的《蜀道难》在成为过去《蜀道难》系列咏蜀诗集大成的同时,对以后的作品而言,其集大成诗的典型性和规范性仍是给人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由此而产生的《蜀道易》的反面联想,直至今日仍被继承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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