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韩孟与姚贾在诗歌发展史中均有着深远的影响。唐李肇《国史补》卷下曰：“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俱名为元和体。”唐末张为作《诗人主客图》，尊孟郊为“清奇僻苦”之主，下属晚唐诗人陈陶、周朴、刘得仁、李涣等。东坡曾言：

    “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王直方诗话》）。叶燮在《原诗》内篇上中进而指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王、黄，皆愈为之发端，可谓极盛。”二人指出了韩愈为变革唐风、开启宋调的关键所在。姚贾诗风不仅独擅晚唐五代，宋代“九僧”、“永嘉四灵”、“江湖诗派”均以学姚贾相号召。特别是南宋中后期，永嘉四灵、江湖诗人开始自觉地对以姚贾为代表的晚唐诗风进行模仿，“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沧浪诗话?诗辨》）《石洲诗话》卷四云：“南渡自四灵以下，皆摹拟姚合、贾岛之流”。四灵对姚贾推崇备至，赵紫芝甚至在选唐人诗作时别于《众妙集》之外另选姚合、贾岛二人诗为《二妙集》，“赵昌父选贾岛、姚合为《二妙集》，贾八十一首，姚一百二十一首。”（《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四）通过江湖诗人的自觉学习和积极倡导，特别是《二妙集》的编纂和传播，姚贾诗风迅速蔓延，学习姚贾成为南宋后期诗坛上的主导潮流。刘克庄称：“旧至四人为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题蔡炷主簿诗卷》，《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此时姚合与贾岛作为晚唐诗风的代表，已经成为南宋后期众多诗人的共识，诗人们在摩习之时也往往对二人并行不废，其中许多诗人颇能得姚贾之神韵。宋后，明代以钟、谭为代表的“竟陵派”，直至清代的“高密派”和“同光体”诗人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师法姚贾。姚贾在身后的一千多年里，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总的来讲，相对于姚合，韩孟对贾岛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尽管贾岛日后与姚合携手别开天地、另创家门，但究其门径主要还是韩孟二公。姚贾在“穷苦之言”的歌咏内容、以丑为美的审美心理、苦吟励炼的创作态度、以文为诗的写作倾向、奇峭瘦硬的风格体貌、标新立异的开拓精神等方面均受韩孟诸人的浸染。在晚唐诗坛，姚贾可以说是较为系统地继承了韩孟诗歌的精粹，并使韩孟所开创的事业得以延伸。但姚贾之所以为姚贾，能于晚唐独树一帜，其创新变革之处则更为突出，在创作思想上变元和年间重功利思想为为艺术而艺术倾向；题材上，由社会人生转为自我关注；交游方式上，变韩孟的以文章道德相依托为姚贾以诗艺切磋为纽带，关系更加疏散自由；诗歌体裁上，变五古为五律，并蔓延晚唐；风格上，变瘦硬为清幽，变奇险为平淡，姚贾诗歌从整体上向平易处发展，与韩孟分道扬镳；格局上，由外张变为内敛，气格局促，诗料狭小，变以才力为诗为以意味为诗。姚贾的种种努力和变革使姚贾诗风最终形成了独有的质性，上承大历韩白，下启晚唐五季，别具一格，自成一家法度。

    注释：

    ①后蜀何光远《鉴诫录》卷八《贾忤旨》：“贾又吟《病蝉》之句以刺公卿，公卿恶之，与礼闱议之，奏岛与平曾等风狂，挠扰贡院，是时逐出关外，号为‘十恶'。”

    ②《诗话总龟》卷三九、《唐诗纪事》卷四十皆言於兴化凿池种竹、起台榭者为裴晋公度，从文意上讲应是。

    ③施蛰存先生认为贾岛在贬斥之前可能官职高于主簿，故言贬斥。参见《唐诗百话》，第45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版。宋人亦为之曲解，以为唐代举子地位较高。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九：“唐贵进士科，故《志》言‘责授长江'，如温飞卿亦谪方城尉。当时为乡贡进士，不搏上州刺史则簿尉，固宜谓之‘责授'。若使今世进士得罪而责授簿尉，则唯恐责之不早耳。”

    ④参见余恕诚先生《韩白诗风的差异与中唐进士阶层的分野》，《文学遗产》1993年第3期。“诙谐戏谑是韩愈发泄无聊、放纵精神的一种方式，对其诗文创作有重要意义。……由于好戏谑，韩愈心理上的跺郁，常被变形扭曲，加以外化，奇诡滑稽，而内含尖锐冲突。”

    ⑤关于贾岛与孟郊在洛阳的交游唱和情况，详见张国举《孟郊在洛阳的家事、交游和诗歌创作》，《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年第3期。

    ⑥宋人对郊岛之讥讽主要是他们的诗歌内容和行为性格方面，宋人学孟贾主要是针对其创作手法，对孟贾诗歌的精神内涵则多有抵触，这一点与宋人学杜韩有类似的地方。时过境迁，在学富五车、温润乖巧的宋人那里很难再听到类似孟贾这样的带有怨上色彩的声音了，即便是一些苦寒之音到了永叔、子瞻、严羽那里就成了不和谐音，显得那样刺耳，郊岛虽在宋以后还有市场，但也仅剩下副躯壳，他们惊叹于这些木乃伊的精制，他们甚至喜爱它的陈旧，于是他们又照模照样地做出许多来沿街叫卖，而当这些激愤的游魂偶然光顾时，他们却又将其赶走，说它们“不合雅奏”、“究非正声”或视为“虫吟草间”。假使苏东坡真正还有韩愈、孟郊那样的精神气骨，那么“乌台诗案”的制造者根本不必煞费苦心地去曲解诗意、罗织罪名，韩愈、孟郊、贾岛这样的人是很典型的唐人，在宋代几乎找不出来。反倒是元白一类的个性在宋代士大夫中不乏其人。江西之与杜韩，四灵之与姚贾，虽均打着唐人旗帜，但实际上却是貌合而神离的，它们都可以说是俱为宋诗类型的典型代表。宋人刻意为文，在很多方面对唐诗的领域均有所延伸和发展，但由于文人地位的变化和中央集权的强化，在精神气骨方面却与唐人分道扬镳，唐人的洒脱与叛逆并非宋人所好尚。对于孟贾，他们仅重其皮而不重其神，宋诗精于文辞典故而短于气骨精神，孟贾之精神气骨尚且失之，更何况杜韩呢。由此处管见唐宋诗之别，除却风格体貌之殊外，最根本还是在于时运与性情之别。

    ⑦闻一多：《唐诗杂论?贾岛》，第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⑧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第303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⑨参见景凯旋《孟贾异同论》，《文学遗产》1995年第1期。大意为，倘若以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为界，孟郊的诗歌创作是结束于此前，贾岛的诗歌创作则是开始于此后，如前所论，这一时期正是中晚唐诗歌的体变时期。如果说孟诗是在风雅不兴、竞为近体的大历之后，以五古的形式继承陈子昂等人所倡导的诗统，贾诗则是在元和以后对政治普遍淡漠的时代氛围中，在五律方面近承大历的变革。一是崇古，一是趋新，都以各自的诗歌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孟郊的辞世和贾岛的崛起标志着唐代诗歌史上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⑩见谢荣福《论姚合的佛道信仰及其对思想创作的影响》，《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文章认为姚合具有佛道两方面的信仰，或可商榷。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