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坐道人不作汉语，或问此意，简文曰:“以简应对之烦。”（刘孝标注引《高坐别传》曰:“性高简，不学晋语。诸公与之言，皆因传译。然神领意得，顿在言前。”） （《言语》）

这类“神领意得，顿在言前”的表现，效法的是庄子式的“心意自得”。再如欣赏言约意丰的有:

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 （《文学》）

从阮孚的读后感中，不难看出郭璞八字诗句的朴茂意趣。再如欣赏言意相得的有:

乐令善于清言，而不长于手笔。将让河南尹，请潘岳为表。潘云:“可作耳。要当得君意。”乐为述己所以为让，标位（作）二百许语。潘直取错综，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乐不假潘之文，潘不取乐之旨，则无以成斯矣。” （《文学》） 潘、乐的成功合作，恰可说明一种言意相得之状。下例亦是对这种状态的叹赏:

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 （《文学》）

情文相称之极，乃至有情文相生之感了。无论言语以简约或繁复之态以达意，都旁及言者的表达力问题，《世说新语》中所记对“能言人”的赏爱，也透露出这个时代哲学与文学取向的某种气息:

谢安年少时，请阮光禄道《白马论》，为论以示谢。于时谢不即解阮语，重相咨尽。阮乃叹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文学》）

力赏“能言人”与“索解人”，正是这个时代对人才的趣味所在。谢安后来当然也成为这一时尚的先锋人物，从同篇所载“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条，可概知他超卓的玄思与辞采:

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透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

在玄学与文学的双重导引下，晋人尽管好尚“言不尽意”，其实总趋势还是深化了对“能言”的追求。

庾敳的“在有意无意之间”，也暗示了语言之用“在尽与不尽之间”的充足空间。当然这更多的还是一种理论视野中的笼统期待;就庾敳本人的文学实践而言，尚不免留下“意荣而文悴”之讥 32，其间的反差是无疑的。但这种理论期待的流露，毕竟是有相当的时代意义的。 

三 “言旷无隘”与“言含余意”

魏晋玄学思潮激荡下的言意之辨，对当时与后世的辞赋创作及其创作意识上的反思，其影响不可轻忽。

首先，从创作上看，由于言意之辨的玄学成果的激发，辞赋创作上促成一种性道题材的累积，尤其在唐代，热心搬用玄学话题的赋家颇有人在。在两晋时期，直接以言意关系为主旨的赋篇于存世文献中实不多见，而更易见的是吟赏以“得意”为生活方式的作品。例如阮籍《清思赋》开篇引出的一段玄理是:“余以为形之可见，非色之美者;音之可闻，非声之善者。”阐发的是老子“大音希声”之旨。同时他并不取消主体对“色之美”与“声之善”的真知:“是以微妙无形，寂寞无听，然后仍可以睹窈窕而淑清。”赋中用大段篇幅描写出的“岂觉察而明真，予诚云梦其如兹”的遭遇美人的情感体验，是对“达意”人生过程的一种形象 33 。再如孙楚《笑赋》所设“度俗公子”的人生态度是“总万物之细故，心仿佛乎巢由，以得意为至乐，不拘恋乎凡流”，以表明“笑”的源泉所自 37 。谢灵运《山居赋序》提出“意实言表而书不尽”，并把这种言意观内化为“遗迹索意，托之有赏”的人生观 35。以上都可以说是偏于从道家思想取义的。这时期也有从儒家传统出发而间接证实言可达意的作品，如束皙《读书赋》，此赋所设耽道先生的“呼吸清虚”等神态虽有道家味，但他相信儒家诗书的教化之力，以为“颂《卷耳》则忠臣喜，咏《蓼莪》则孝子悲” 36，以此确定读书明理的价值。南朝人虽有涉及言意观的作品，然而玄理思辨的色彩似已淡漠，如梁简文帝的《舌赋》等人事之题，篇中设奚兹先生对何斯逸士曰:“夫三端所贵，三寸著名，故微言传乎往记，妙说表乎丹青。……然后浮伪可息，淳风不朽” 37。从本题出发，已认可言能尽意，担心的只是所达是否为诚意的问题。

到了唐代，“课虚责有”、“得意忘言”、“无声乐”、麈尾、竹如意等玄学话题或引发玄学联想的物品，成为赋篇主题的资源之一，且由于提供科举试赋命题的不时之需等原因，往往出现同题共作的兴盛现象。如《竹如意赋》今存苏子华与陆龟蒙各一篇，都以“简素轻易适手便人”为韵。苏子华赋竹如意的灵通在于“启嘉论之要端，导指纵之弘度”，唯意所之，嘉论可弘;而这种畅言尽意的效果，在于“唯此物之闲素，通达人之深义”，“闲素”的品质也提示了认知主体无为与有为的辩证性。相比而言，陆龟蒙的同题赋作一意描写竹如意“指事明意，此焉攸寄”，“愿如君言以靡极”38，似乎缺乏借玄意触发的体物的深度。

不可否认，唐代赋家对玄学话题的搬用，在整体上已不具有思想开拓的意义。但尽管如此，某些局部的再体认仍然是颇为生动的。例如对陆机《文赋》论文学创造的快乐在于“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李善给予了富于本体论意味的注释:“《春秋说题辞》曰:‘虚生有形。’《淮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39这里虽只是注出典据，但意在说明陆机的创作论受到道家有生于无思想的深刻影响。这是否构成过度阐释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正如张少康《文赋集释》所指出的，陆机原意就“强调文学作品的产生是从无到有，并且有含意深远，味之无穷的特点”。有趣的是，《集释》还举到唐末黄滔的《课虚责有赋》来作旁证:“虚者无形以设，有者触类而呈。奚课彼以责此，使从幽而入明。寂虑澄神，世外之筌蹄既历;垂华布藻，人间之景象旋盈。昔者陆机赋乎文旨，推含毫伫思之道，得散朴成形之理。虽群言互发，则归于造化之中;而一物未萌，乃锁在渺茫之外。” 40 由此可见，黄滔对《文赋》创作论得力于玄学之处领会极深，道家讲“散朴为器”，陆机讲“课虚责有”，尽管“群言互发”反映的是语言把客观化作为本质，显示了人造的文学之境，但还应以“归于造化之中”的神妙自然之品为最高。

其二，从辞赋体性特征的反省来看，言意之辨的玄学成果也带来了重要的理论启发，即对赋体如何在“言旷无隘”与“言含余意”间得以兼包互摄的思考。陆机《文赋》所论当然不限于赋，不过赋体的大量创作积累应该是其文学反思的重要对象。在论述文学构思外化为文辞体式时，陆机曰:“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在有无而黾俛，当浅深而不让。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而尽相。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不难感到，“期穷形而尽相”之功最为赋家所擅长，并且“夸目者尚奢”、“言穷者无隘”之例也最易在赋体推出代表。作为对这种“尚辞”、“尚奢”倾向的反省，陆机提出关键在“辞达而理举”，并明确要求不以“冗长”为贵。这一主张所具有的时代新义，应与玄学的言意观相呼应而给予评价。王弼就反省道:“夫立言垂教，将以通性，而弊至于淫;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于繁。”尽管其批判性主要落实在汉代经学的繁杂，但汉代儒学体系下的大赋创作也难逃其咎41。陆机的“辞达理举”之义在文论上所具有的思路，是与魏晋玄学开辟出来的尚清、尚简的趣味相呼应的。

刘勰在其融贯周密的文论体系中，对玄学言意观精华的吸收就更为内在化了。关于辞赋的文体特征，刘勰定义为:“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可以说是一种擅长于语言或文采表现的体裁，对此刘勰更表述为:“抑滞必扬，言旷无隘。” （《文心雕龙·诠赋》） “言旷无隘”的提法源自上引陆机所分析的“言穷者无隘”，指穷尽言辞而无迫隘。“抑滞必扬”的提法可以在《文心雕龙·夸饰》中得到互证:“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也。……信可以发蕴而飞滞……夸而有节，饰而不诬。……旷而不溢，奢而无玷。”所谓“发蕴而飞滞”，类似“抑滞必扬”，指通过修辞手段而充分传旨达意。就赋体尤其是大赋而言，夸饰是其典型手法之一。刘勰对这种“壮辞”的语言效果给予了相当的肯定，不过他同时也注意到语言效用的限度，仍需做到“夸而有节”、“旷而不溢”。这种文学策略是以辩证的的言意观为其底蕴的，即“言旷无隘”与言含余意的结合。无论是什么文学体裁，都会碰到刘勰在《明诗》中所曰“诗有恒裁，思无定检”一类的问题，作家除了遵循一定的规制体式而发挥言可尽意的一切潜力，还要意识到言不尽意的妙用。刘勰在《神思》中就提到:“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那么，真能做到“旷而不溢”，避免滥用文辞，其理论上的根据就包括承认寄意言外的自由，这也是文学的“隐秀”原理之所在 （《隐秀》） 。总之，刘勰一方面重视畅言的文学效果，另一方面也注意它的限度，并仍从意识或神思自由的角度着眼，提倡“入兴贵闲”、“析辞尚简”的趣味 （《物色》） 。在这里也取得了对陆机“无取乎冗长”之论的发展42。

言意之辨曾在文艺领域发生广泛影响。从与辞赋创作的交涉看，言意之辨的渗透力有其一定的表现，略加总结，也有助于从一个方面体察中古思想史与文学史关涉的情形。

注释

①陈元龙辑《历代赋汇》卷六八。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

②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44页。

③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09页。

④蜂屋邦夫《言尽意论与言不尽意论》指出:《庄子·外物》筌蹄之旨“视言意为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认为达到目的之后手段就毫无用处，并不像王弼的见解一样具有诡辩性”。辛冠洁等编《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4页。

⑤参汤用彤《言意之辨》，载《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4—217页。

⑥《周易·系辞上》，《王弼集校释》第550页。

⑦《周易，系辞下》曰:“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王弼集校释》第565页。

⑧此亦本于《周易·系辞下》“圣人之情见乎辞”，《王弼集校释》第557页。

⑨见《周易·系辞上》，《王弼集校释》第541页。

⑩见《周易·系辞上》，《王弼集校释》第598页。

11见《周易·系辞上》，《王弼集校释》第195页。

12卢盛江《魏晋玄学与中国文学》论玄学与古代散文创作（包括赋）时有所论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231页。

13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页。

14《大隐山人稿序》，载《湖广通志》卷一○二，《四库全书》本。

15对庾敳答词，王世贞评曰:“此是遁辞，料子嵩文，必不能佳，然有意无意之间，却是文章妙用。”《世说新语汇校集注》第229页。

16周勋初《〈文赋〉写作年代新探》指出:“庾敳之说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文史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17《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晋阳秋》谓“乃作《意赋》以寄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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