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言：庄学奥义，沉埋千古
    郭象(252～312)及其无数追随者曲解妄注《庄子》，究竟是“论之不及”？还是“智之弗若”？
    主因是“论之不及”，即世界观迥异。晋人郭象与其两大护法唐人成玄英、陆德明，无不固持儒学“成心”且“师心”自用，因此即便在某些局部略窥庄学正解，也非得曲解妄注不可。若不曲解妄注，庄学义理就会沉重打击他们终生奉行的儒学价值观及其生命实践。
    郭象官至黄门侍郎、太傅主簿，“任职当权，熏灼内外”；“为人行薄”，剽窃魏晋之际“竹林七贤”之一向秀的《庄子》注文，如此“天之戮民”，怎么可能理解“古之博大真人”？成玄英尽管是“道教学者”，但被专制庙堂御用，被唐太宗李世民钦封为“西华法师”。陆德明也被李世民招为文学馆学士、国子博士。因此两者护孔拥儒、谄媚庙堂比郭象更甚。与其说他们是在研究庄子，不如说他们是齐心协力把轴心时代顶天立地的文化宗师庄子强行改造、轮番整容、竭力矮化成屈服于后轴心时代专制庙堂的儒生。
    其次才是“智之弗若”，即才学识远逊于庄子。郭象、成玄英、陆德明及其追随者即便是儒学“大知”，也顶多是庄学“小知”，因而“小知不及大知”，“大知”不及“至知”。
    此后的治庄者也多为儒生。他们全盘继承以儒学成心曲解妄注的治庄传统，因此郭象《庄子注》、成玄英《庄子疏》、陆德明《庄子释》成了庄学三大权威。
    无数学者研究过《庄子》。民国异人刘文典(1889～1958)先生发大愿，继绝学，欲做庄子功臣，费时十五年(1923～1938)撰成巨著《庄子补正》，将历代尤其是乾嘉以降文字讹误考订集大成于一书，可惜未及阐发义理即已殁世。不过据其《自序》云：“积力既久，粗通大指。《庄子》者，吾先民教忠教孝之书也。”可见也颇具儒学成心，因此文字考订疏漏尚多。若不通义理，即便正确答案、错误答案一起摆在眼前，多半也会做错选择题。今之通行本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均未稍越郭象义理之樊篱。
    晚近以来，极少数治庄者不持儒学成心，无意谄媚庙堂，也不师心自用，乃至认同庄学世界观，然而面对积非成是的三大权威，积重难返的郭注、成疏、陆释，也顶多在训诂个别字词时予以局部驳诘，时至今日尚无一人全盘推翻郭注义理，还庄学义理本来面目。我读过的《庄子》注本或庄学著作，讹误失考、字词失诂、句读妄断、义理妄解皆“满谷满坑”。今语译本则无一可读，常常字词注释基本无误，译文竟然完全不通。这种奇特现象的表层原因和学理原因，是治庄者不明“小大之辨”，未窥“庄学四境”。

    一、庄学公案：小大之辨

    庄子亲撰的“内七篇”首篇《逍遥游》如此开头：
    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溟。南溟者，天池也。(经我校订，与通行本小异。拙引皆然，不再另注。)
    插入若干“卮言”(即“支离其言”)后，又述“蜩鸠”寓言：
    蜩与鸴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图南为？”
    尽人皆知，“鲲鹏”象征“大知”，“蜩鸠”象征“小知”，有紧随其后的“小知不及大知”一节为证。然而奇怪的是，庄子在此节卮言后又重述了“大知(鲲鹏)”寓言：
    终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溟也。(郭象本“终北之北”作“穷发之北”，详下。)
    随后又重述了“小知(尺)”寓言：
    尺笑之曰：“彼且奚适耶？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耶？”
    至此庄子以卮言点题——“此小大之辨也。”
    奉行极简主义写作原则、以《内七篇》寥寥万余字遍说天地万物的庄子，为何不避重复地两述大知、小知寓言？《庄子》传世至今，无人窥破用意何在，因而难明点题卮言“小大之辨”奥义。
    奥义藏于首述大知、小知寓言之后插入的“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一节末句：“汤之问棘也是矣。”这句卮言堪称“内七篇”最难索解的一句原文。
    郭象注此句曰：“汤之问棘，亦云物各有极，任之则条畅，故庄子以所问为是也。”郭注像原文一样难以索解。
    郭象版《庄子》问世一千六百年内，公案毫无进展，因为未被视为公案。这句卮言尽管无人能解，然而治庄者要么视而不见，径直跳过；要么依附郭注，胡乱发挥。

    二、破案铁证，浮出水面

    一千六百年后，闻一多为解开公案提供了关键线索：
    此句与下文语意不属，当脱汤问棘事一段。
    唐僧神清《北山录》曰：“汤问革曰：‘上下四方有极乎？’革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僧慧宝注曰：“语在《庄子》，与《列子》小异。”
    案：革、棘古字通，《列子·汤问》正作“革”。神清所引，其即此处佚文无疑。惜句多省略，无从补入。①
    可惜闻一多受困于“与下文(即重述鲲鹏寓言)语意不属”之卓识，认为上文加点的二十一字“无从补入”，就止步于解开公案的咫尺之遥。
    关锋、陈鼓应根据闻一多的发现，把“汤问棘曰”二十一字补入原文，可惜未采闻一多“与下文语意不属”之卓识，没对伪《列子》做深入辨析就视为依据，将“汤问棘曰”二十一字误属下读，又与解开郭象公案擦肩而过。
    其实“汤之问棘也是矣”一句，以及补入的“汤问棘曰”二十一字，均应属上读，理由是补足了“小知不及大知”一节的未尽之意，是自成起讫的完美一体。其完整版如下：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耶？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棘也是矣。汤问棘曰：“上下四方有极乎？”棘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
    此节卮言位于首述大知、小知寓言之后，重述大知、小知寓言之前。补入文字使难以索解的“汤之问棘也是矣”疑团尽释，同时揭开了奇怪叙述法之谜。
    庄子在“内七篇”之始首述大知、小知寓言，是承认儒、墨诸子之成心俗见的相对之“是”。插入卮言“小知不及大知”一节，其末句“无极之外复无极”则揭示了儒、墨诸子之成心俗见的绝对之“非”。
    庄子认为，儒、墨诸子的俗见囿于人间视点和门派成心，所以才会奉相对之“大”(如大鹏)为绝对之“大”，奉相对之“是”(如儒、墨学说)为绝对之“是”。驳斥儒、墨诸子囿于人间视点、门派成心的俗见，指出儒、墨诸子眼中的绝对之“大”和绝对之“是”，在“道极”视点下只是相对之“大”和相对之“是”，正是庄子亲撰“内七篇”的根本目的。
    如果庄子像俗见一样视“大鹏”为“至大”，为何重述大知、小知寓言？如果庄子仅止于俗见，何必故弄玄虚说什么“小大之辨”？谁还不知道“大”胜于“小”？谁还不明白“大知”胜于“小知”？
    要认识到囿于人间视点、门派成心的俗见之非，就必须获得超越性的“道极”视点。然而人们总是习惯于用人间视点、门派成心看待一切，很难获得超越性的“道极”视点。为了帮助读者从人间视点、门派成心转换为超越性的“道极”视点，庄子不得不在《逍遥游》篇首，引领读者像北溟之鲲那样“化而为鸟”，与大鹏一起展翅升空——从人间视点、门派成心，趋向“道极”视点。
    然而庄子又唯恐读者依然囿于成心俗见，误以为“大鹏”并非趋向而是已经抵达“至大”，因此在首述大知、小知寓言之后插入“小知不及大知”一节卮言，然后在此节末句“无极之外复无极”的“道极”视点下重述“鲲鹏”寓言，消解掉首述“鲲鹏”寓言的比喻跛足性，以便让全部“内七篇”从一开始就在“无极之外复无极”的“道极”视点下展开。
    在“道极”视点下，除了绝对大又绝对小的“道”，“道”所生的“万物”不可能绝对“大”，仅有相对“大”；也不可能绝对“小”，只会相对“小”。
    在“道极”视点下，“小知”之外复有至小之知——“无知”，“大知”之外复有至大之知——“至知”。庄子论述“无知”、“至知”的文字遍布“内七篇”：“然则物无知耶？”(《齐物论》)“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人间世》)“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齐物论》)“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大宗师》“真人”即“至人”，“真知”即“至知”。)
    “无知”、“小知”、“大知”、“至知”四境，才是“小大之辨”的奥义所在。
    尽管“小”、“大”的相对性要到《齐物论》才重点展开：“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但“无极之外复无极”七字，证明“小”、“大”的相对性始于《逍遥游》篇首的鲲鹏寓言，贯穿全部“内七篇”的每字每词每句每篇。
    庄子帮助读者完成从人间视点转换为“道极”视点的超越性思想升华，真是举重若轻，美妙绝伦。“小知不及大知”一节简劲而清晰地阐明：蟪蛄相对于朝菌是大知大年，但相对于冥灵却是小知小年。冥灵相对于蟪蛄是大知大年，但相对于大椿却是小知小年。彭祖相对于朝菌、蟪蛄是大知大年，但相对于冥灵、大椿却是小知小年。因此彭祖是相对的大知大年，鲲鹏也是相对的大知大年。
    庄子写道：“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奉行极简主义写作原则而又故意“支离其言”的庄子认为，不必再写一句：“而鲲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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