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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小大之辨”,彰显庄学四境——从郭象删改《庄子》说起

时间:2009-8-8 16:55:43  来源:不详
乃今以大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只须直接借“汤之问棘”引出“无极之外复无极”七字足矣——然而包含这七字的“汤问棘曰”二十一字,在郭象注本里却无影无踪,因为它们成了郭象曲解妄注《庄子》不可逾越的障碍。
    今传《庄子》三十三篇以郭象注本为祖本,异于郭象所见未删改本《庄子》五十二篇,那么郭象所见未删改本《庄子·逍遥游》中,究竟有没有包括“无极之外复无极”七字的“汤问棘曰”二十一字呢?
    必有!《北山录》原文及慧宝注文无可置疑地证明:“汤问棘曰”二十一字必在《逍遥游》原文中。
    那么郭象所见未删改本《庄子·逍遥游》中必有的“汤问棘曰”二十一字,会不会在郭象之前的钞刻过程中无意脱简?
    必非!唐僧神清《北山录》的僧慧宝注“语在《庄子》”证明,未删改本《庄子》迟至唐代尚存于郭象系统以外。
    那么有没有可能郭象手上的《庄子》底本恰巧脱简,郭象不明“汤之问棘也是矣”之义,不得不参考《列子·汤问》中“汤问革”一节,又推测庄子与列子观点不同,从而注下“亦云物各有极”?
    不可能!今传《列子》为东晋人张湛用今多亡佚的数种僻书拼凑、敷衍,伪托在先于庄子的战国郑人列御寇名下,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古史辨”时代已成铁案②。况且张湛《列子序》曰:
    先君所录书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仅有存者,《列子》唯余《杨朱》、《说符》、目录三卷。比乱(永嘉之乱),正舆为扬州刺州,先来过江,复在其家得四卷。寻从辅嗣女婿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无,始得全备。”③
    假设张湛所述是实,假设《列子》八篇全真,西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永嘉之乱”前,张家也仅有《杨朱》、《说符》两篇。“永嘉南渡”进入东晋后,才在江南“复得”《汤问》等六篇,《列子》八篇“始得全备”,张湛这才加注公诸士林,而且张湛注《列子》时参考了郭象版《庄子》。因此死于永嘉六年(公元312年)的郭象,注《庄子》时不可能见过《列子·汤问》,郭注的依据只能是《逍遥游》原文。
    郭象必见《逍遥游》原文的“汤问棘曰”二十一字,否则不可能凭空注曰:“汤之问棘,亦云物各有极。”然而今传郭象版《庄子》中,商汤未问,夏棘未答,“亦云”二字成了天外飞仙,“有极”二字则自露马脚。由于被删句“无极之外复无极”与郭注“物各有极”完全牴牾,无法兼容;而紧接被删句的原文“终北之北”又蕴涵“终北之外复有北”,仍与郭注完全牴牾,无法兼容,因此郭象为了自圆曲解妄注,又改“终北之北”为“穷发之北”。
    “终北之北”译为今语即“北极的北面”,这种奇特表述,“支离其言”的庄子在《齐物论》中特地予以命名:“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

    三、逆向淘汰,层累造伪

    郭象囿于儒学成心,无法理解庄学奥义,为了自圆曲说,不惜删改原文,居心险恶,手段卑劣。全部郭注义理都是故意的系统谬误,恶意的全盘曲解,与庄学义理彻底相悖。未删改本《庄子》迟至唐代尚存,然而初唐人成玄英、陆德明以及无数见过未删改本《庄子》的儒生拒不采纳,固持儒学成心,按郭注传统越走越远。再经一千多年至今,未删改本《庄子》终于全部湮灭——只有寄望考古发掘创造奇迹。郭象版《庄子》删改本遂通行于世,郭注义理成了难以撼动的庄学最大权威。郭象竟成中国哲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位“玄学大家”,这恰好应验了庄子在《逍遥游》中豪情万丈的预言:“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
    庄子在“内七篇”首篇《逍遥游》开头就阐明:相对的“大知”与相对的“小知”一样,都“犹有未树”、“犹有所待”,均为有待者,皆未得逍遥。只有“至知”的“至人”才是无待者、逍遥者。然而郭象的《逍遥游》题注却故意曲解妄注曰:“小大虽殊,逍遥一也。”始解即错,续解皆错;初注即误,后注全误。原文不合其曲解妄注,郭象便无知无畏地妄删妄改。
    郭象删改“内七篇”还稍有收敛,比如《逍遥游》下文还有“犹河汉而无极”,他就没敢删。因为“内七篇”影响远大于“外杂篇”,删改太多必被人知,删改较少则那些能见到未删改本的历代治庄者、读庄者会疑为“别本”。由于未删改本颇为难懂,而郭象版“别本”有“贯通”的郭注义理,尤其有成玄英、陆德明为僻字僻典所做的详尽疏、释,似乎“好懂”多了,于是郭象版“别本”变成“定本”,逆淘汰了所有未删改本,包括可能已经删改《庄子》的向秀注本,终成今日唯一传本。不过正因为郭象有所顾忌没敢大删大改“内七篇”,因此郭象版“内七篇”大概基本接近原貌,只须考订出少量郭象删改之处,就能还“内七篇”以本来面目,进而抛开郭注义理,重显庄学奥义。
    庄子在《齐物论》中写道:“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字对固持儒学成心的郭象尽管刺眼,但他没敢删改,而是妄注曰:“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并起,各私所见,而未始出其方也。”郭象把学派专名曲解为比喻性通名,成玄英还不满意,竟把《内篇·齐物论》之“儒”,与《杂篇·列御寇》之“儒、墨”寓言主角“郑人缓”联系起来,违背学术良知地把无人不知的学派专名曲解为寓言人名。
    由于担心露馅,郭象没敢整篇删除“内七篇”,只敢整篇删除“外杂篇”。郭象对“外杂篇”做了弃精取劣的逆淘汰,整整删除了不利于其曲解妄注的十九篇,于是原始本《庄子》五十二篇变成了郭象版《庄子》三十三篇。对逆淘汰剩下的二十六篇“外杂篇”,郭象再进一步重排次序,把有利于其曲解妄注的劣篇排在“外杂篇”靠前的位置,再对二十六篇“外杂篇”删句改字,加工到有利于支持其曲解妄注。
    然而残存且被郭象删改过的二十六篇“外杂篇”,还是无处不在反驳浅陋至极的郭注义理。如郭象删改过的《外篇·在宥》曰:“彼其物无测,而人皆以为有极。”正是对郭注“物各有极”的直接反驳,“玄学大家”郭象竟浑然未觉。即使郭象版“外杂篇”那些不合庄学四境的篇目段落,其原意也与郭注义理完全牴牾,义理境界更远在“郭象玄学”之上。而郭象版“外杂篇”保留的那些不见于“内七篇”的庄子轶事和庄子卮言,则大都符合庄学四境,但郭象同样不遗余力地曲解妄注,故意错误断句,让人误以为并非庄子之言,而是该篇撰者之言——这样曲解妄注就更方便,不纠正其错误断句,就难以用不合“内七篇”义理来驳诘其曲解妄注。而要纠正一处错误断句,牵涉极繁,论证更难。即有知者,面对积非成是、积重难返的传统权威,也会视为畏途。
    郭象版“外杂篇”有四处批评“杨、墨”倡导“仁义”,分见《骈拇》、《肤箧》、《天地》。然而主张“为我”的先秦思想家杨朱何曾倡导过“仁义”?即便在郭象版《庄子》中,无论“内七篇”的《大宗师》,还是“外杂篇”的《山木》、《寓言》,老聃传人“阳子居”(即杨朱)尽管未达至知,但都是正面慕道者形象。“杨、墨”仅仅是儒书《孟子》的口头禅,先秦别书皆无,汉后诸籍罕见——因为杨朱之书早被剿灭,无须追剿。郭象竟固持儒学成心,不顾庄学源流,无视上下语境,硬把“儒”字妄改为“杨”字——有注文为证;哼哈二将成玄英、陆德明当然装傻帮腔——有疏文、释文为证。如此不合史实而又义理不通,一千七百年来的治庄诸家竟然从无异议。
    随着庙堂专制不断强化并臻于极致,连力排杨墨、“政治正确”的《孟子》也被明太祖朱元璋下旨删掉了八十五章,因此屈服专制庙堂也臻于极致的后儒,对已被郭象删改过的《庄子》越来越不满,又继续胡改、乱删、妄添郭象版《庄子》原文,不顾文言常识地点断句读,甚至用骈文体裁替庄子“修改”文章,使之处处符合对仗,以致汪洋恣肆、不拘成套的先秦散文极品,竟被糟蹋成了形式至上、义理混乱的后儒蹩脚八股。无数儒生的胡作非为,终于把郭象版《庄子》弄得真伪杂陈、面目全非,诘屈聱牙、难以卒读。
    更有甚者,今传《庄子》的郭注也不完全是郭象原文,因为后儒对郭象曲解妄注《庄子》不够彻底也越来越不满,又进而删改、加工郭注,其铁证保存在长期为郭象做伪证的伪《列子》中。《列子》张湛注文,共引《庄子》郭象注文二十二条。以杨伯峻《列子集释》与收录郭注全文的郭庆潘《庄子集释》相较:六条全同;十二条小异,姑且假设是钞刻讹误;二条《庄子集释》多于《列子集释》,姑且假设是张湛没全引;二条《列子集释》多于《庄子集释》④,由于郭象《庄子注》当时广布士林,伪造《列子》的张湛不可能再添加、伪造郭象注文来启人之疑,因此《列子集释》中多出来的郭注必为郭象原文,但被后儒删去。这又进一步证明十二条小异者,也不完全是钞刻讹误,必有后儒故意妄改者。
    郭象曲解妄注的重点是《庄子》与儒学明显抵触的部分,后儒最为不满的,正是郭象对《庄子》明显抵触儒学那些部分的曲解妄注不够彻底。而伪《列子》所抄《庄子》都是与儒学无明显抵触的部分,张湛也没引用《庄子》明显抵触儒学那些部分的相关郭注,因此无法在《列子》中找到后儒删改相关郭注的确切证据。但根据上例,可以推断删改必定不少——这是郭象版《庄子》一案中的案中案和无头案。由此可见,“古史辨”主将顾颉刚先生的千古卓识“层累造伪”,也同样适用于郭象版《庄子》一案。
    综上所述,由于郭象删改《庄子》原文,曲解“小大之辨”,导致贯穿全部“内七篇”的“庄学四境”沉埋千古。

    四、庄学四境:思想范式

    庄子亲撰的“内七篇”末篇《应帝王》如此结束: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混沌”寓言深意何在?为何置于“内七篇”最后?
    “混沌”就是“造化”初境,倏、忽(喻时间)为“混沌”凿出七窍,意味着人类脱离动物界后,开始了打破“造化”初境之后永无止境的“文化”过程。
    “造化”初境——混沌,是一切人类文化(包括庄学)得以展开的终极起点。《逍遥游》篇首的“鲲鹏”寓言之后,《应帝王》篇尾的“混沌”寓言之前,全部“内七篇”都处于这一终极起点之后,都属于“造化”之后的“文化”。不理解“混沌”寓言,就不可能读通“内七篇”。
    尽管庄子对“造化初境”予以正面评价:“混沌待之甚善。”但庄子也对人类文化一劳永逸地改变了“造化初境”予以充分认知:“混沌死。”与复古倾向强烈的老聃不同,庄子不仅没有复古倾向,而且明确反对儒、墨诸家的崇古复古倾向。“内七篇”根本找不到《老子》津津乐道的“小国寡民”或“至德之世”——仅仅在郭象版“外杂篇”里才有。但郭象版“外杂篇”依然保存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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