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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小大之辨”，彰显庄学四境——从郭象删改《庄子》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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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5: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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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义沉埋千古的深层原因和根本原因。《庄子》传世两千余年，儒家士林能够提交以及专制庙堂乐意接受的只能是错误答卷，洞悉庄学奥义者对此只能沉默。
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认为庄子“诋訾孔子之徒”的司马迁，硬被苏轼斥为“知庄子之粗者”。“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世上竟有此等奇事：越敬佩你就越斥骂你？越援助你就越排挤你？苏轼论证其诡辩的荒谬逻辑是：“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指《杂篇·天下》)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庄子祠堂记》)
不屑齿及，竟然是“尊之至”！那么《天下》未曾齿及先于庄子的列子等无数人，也未曾齿及与庄子同时的孟子等无数人，难道也是“尊之至”？何况《天下》决非庄子亲撰，“内七篇”并未对孔子不屑齿及即为铁证。古典中国屈指可数的文化巨人苏大胡子，难道也是囿于儒学成心的陋儒？
千年以来，治庄者大都以为这是苏轼的真心话，因而或赞其卓识，或斥其糊涂。然而苏东坡私下又曾说过：“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墓志铭》)。他不得已而作的违心谬论，仅仅说明了两千余年中华帝国史的残酷真相：与刚刚开始“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同时的司马迁指出《庄子》之实质危险尚小，但宋人苏东坡若挑明《庄子》之实质，就必有两个结果：一是罹祸招杀，如同“非汤武、薄周孔”的嵇康一样被诛杀。二是殃及《庄子》，如同墨家、名家、杨朱之书一样被剿灭。因此酷爱《庄子》的苏东坡不得不对《庄子》“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表面上说庄学是儒学友军，实际上却“有见于中，口未能言”。即便谨慎如此，苏轼依然因其“一肚皮不合时宜”而身陷“乌台诗案”，遭到终生迫害。倒是欲灭《庄子》而后快的理学家程颐不惮直言《庄子》之实质：“庄子，叛圣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矫时之弊。矫时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矫时之弊者也，其有异于圣人乎？”(《二程遗书》)
至此也就不难明白，庄子的“支离其言”与苏轼的“口未能言”理由相同：一避生前己身被害之祸，二免身后己书被灭之厄。“支离其言”当然有得有失。其失有二：极为难懂，易被曲解。其得也有二：语妙天下，必传后世。洞观千古的庄子必定预知：千年曲解妄注之后，终有绝地反击之日。
1911年帝制终结之前，洞悉庄学奥义者必定不乏其人。除了身在庙堂、心在江湖的苏东坡，误入庙堂、急流勇退的陶渊明是一位理想人选。其《五柳先生传》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与苏东坡“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一样，陶渊明的“不求甚解”其实是“不告甚解”，所以他在另一处又暗藏玄机：“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此诗被誉为“陶诗之冠”，无数人言彼意此地赞扬这首诗的另外两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然而仅凭这平淡无奇的两句诗就把陶渊明捧到天上，就太莫名其妙了。其实赞陶者大都明白陶诗的弦外之音。
“竹林七贤”中，对专制庙堂认识最深刻的并非杨朱般激烈峻急的嵇康，而是庄子般支离其言的阮籍，其八十二首《咏怀诗》成为难以索解的千古诗谜，其实只要读通《庄子》，每首诗的谜底就昭然若揭——古典中国的所有文化哑谜，几乎都是如此。
阮、陶、苏三子，都深得庄子“得意忘言”并“支离其言”之妙旨⑤，其他洞悉庄学奥义者也无一例外。没有一位古典中国的文化巨人，不把《庄子》视为至爱秘笈，因为《庄子》是专制时代渴望自由的士子惟一的灵魂圣地和精神氧吧。除了《庄子》，找不到另外一部曾被所有大诗人、大画家引用过的先秦经典。因此士子们宁作违心之论，也不愿专制庙堂剿灭《庄子》。直言《庄子》之实质，必被他们视为可耻的告密。这一古典中国的最大秘密，竟被他们无比默契地集体保守了两千年之久。
李太白唱道：“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作为陶渊明之后的又一位著名道教徒(这是掩盖道家实质的迷彩)，李白时代郭注已具莫大权威，因此诗中的“直上”二字已被郭注误导。李商隐唱道：“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锦瑟》)此诗千古无解，其实后句深藏庄学奥义。义山诗风扑朔迷离，尽得“支离其言”之三昧。最近的一个例子是，钱钟书虽用《庄子》语“用管窥天，用锥指地”(《外篇·秋水》)命名其著作《管锥编》，却在历论吾国主要经典的此编中，对《庄子》“默存”始终，未开专章——但此编堪称“支离其言”的最后绝响。
晋人陶渊明，唐人李太白、李商隐，宋人苏东坡等后轴心时代的中国文化巨人，无一不是在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宗师庄子的引导下，抵达了古典中国历史条件下的“文化至境”。帝制终结之后的现代中国或未来中国，同样可以在庄子的引导下，抵达现代中国、未来中国的“文化至境”。尽管帝制终结至今百年，战祸动乱无有已时，“小知”、“大知”又“旋其面目，望洋而叹”(《外篇·秋水》)，倾其心力于西学新学，无人再祭庄学冷灶，然而匆匆百年不过是瞬间“小年”，中国文化必有重建辉煌乃至超越古典中国抵达更高境界的未来“大年”。
结语：郭注小年，庄学大年
两千余年来，热爱自由、痛恨专制的无数爱庄者，即便未能融会贯通，但偶得一鳞一爪，便足以安身立命，受用无穷。正是百行诸业的无数能工巧匠、江湖豪杰，以及陶渊明、李笠翁、金圣叹、曹雪芹等远离庙堂、逍遥江湖的间世异人，还有司马迁、李太白、苏东坡等身在庙堂、心在江湖的文化巨人，创造了绚烂璀璨的中国古典文化。即便是庙堂文化的辉煌，也无不仰赖于“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地应庙堂之召的江湖异人(《内篇·人间世》)，比如天安门、三大殿等紫禁城主体建筑的设计者蒯祥⑥。这些身怀绝技却隐姓埋名的文化英雄，无不浸透庄学精魂，他们是“游刃有余”的庖丁(《内篇·养生主》)、“得手应心”的轮扁(《外篇·天道》)、“惊犹鬼神”的梓庆(《外篇·达生》)、“解衣褩礴”的画工(《外篇·田子方》)、“不失毫芒”的钩匠(《外篇·知北游》)、“运斤成风”的匠石(《杂篇·徐无鬼》)之嫡派传人。《庄子》的汪洋恣肆和妙到毫巅，确保了不持俗见成心、不被郭注污染的爱庄者“欣然忘食”地默然心会，“得意忘言”地“目击道存”⑦。郭象的曲解妄注，丝毫未能撼动《庄子》成为江湖中国至高无上、无可替代的文化圣经，诚可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一千七百年来，郭象蒙骗、愚弄了无数读庄者、治庄者、爱庄者、批庄者。然而真相不可能永远掩盖，阴谋不可能永久得逞。任何犯罪都会留下蛛丝马迹，一切罪犯终将接受历史审判。在审判开始前，我愿意真心诚意感谢郭象。因为郭象对《庄子》的曲解妄注和妄删妄改，无意之中为原本不可能躲过专制庙堂剿灭的《庄子》涂上了一层完美保护色，护送它安全穿越了漫长的中华帝国史。正当郭象穿过“历史小年”的黑暗隧道，站在炫目的阳光下长吁一口气，得意于完成了一件震古烁今的完美犯罪之时，“历史大年”拘捕了这个完美罪犯——略有损毁的赃物被没收并有待修复，永无追索时效的历史审判开始了。随着审判的深入，中华文化史、中华文明史、中华哲学史、中华艺术史都将重写。
注释：
①闻一多：《庄子内篇校释》 转引自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页。
②参见罗根泽编：《古史辨(四)》之马叙伦《列子伪书考》等文，或杨伯峻《列子集释》之《附录三：辨伪文字辑略》。
③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9页。
④《列子·黄帝》：“夫内诚不解，〔注〕郭象曰：外自矜饰，内不释然也。”第77页。《庄子·列御寇》：“夫内诚不解，〔注〕外自矜饰。”第1037页。《列子·黄帝》：“其为利也薄，其为权也轻，而犹若是。〔注〕郭象曰：权轻利薄，可无求于人，而皆敬己，是高下大小无所失者。”第77页。《庄子·列御寇》：“其为利也薄，其为权也轻，而犹若是。〔注〕权轻利薄，可无求于人。”第1038页。
⑤《杂篇·外物》：“庄子曰：‘……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免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这是“外杂篇”保存庄子卮言一例，郭象以来多断为非庄子之言。
⑥蒯祥生平事迹参见拙文《紫禁城的建造者》。
⑦《外篇·田子方》：“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 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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