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以《语林》与《世说新语》为“捉刀”故事意义生成、衍生的两大阶段，试就曹操、崔琰史实补证裴启《语林》“捉刀”叙事于史为假，深入考论裴启《语林》怎样改造曹、崔与匈奴关系史实，并借鉴司马彪《续后汉书•承宫传》、《三国志•魏志•典韦传》等“原型”出处的“完形”过程，揭示裴启虚构曹操忌人形貌识鉴之能与“捉刀”“侍坐”，表现“英雄”忌人本质特征的深层创作动机，指出与《语林》不同，《世说新语》置“捉刀”条于“容止”首条显要位置，是为了凸显魏晋时代特定的“容止”观:不“貌”之“貌”最足体现“英雄”的真精神。
【关键词】 《语林》 《世说新语》 “捉刀” “英雄” “貌”
《世说新语》 （以下简称《世说》） “容止”首条记曹操“捉刀”故事，笔调高简。但就学术层面看，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其实不少。古今多研究“捉刀”条的真伪与演变，也有相当的进展，但不足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相互关联的两大方面:其一，多就《世说》立说，对裴启才是“捉刀”条的作者视而不见，对《世说》何以选“捉刀”条为“容止”首条的意义，也缺乏必要的关注与发掘;其二，习惯于从史学思维出发，局限于局部、零星史实的考辨，忽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对裴启《语林》改造相关史实与“原型”出处的“完形”过程缺乏深入考察，对“捉刀”条的深层文化意蕴鲜有探讨。故对“捉刀”条的重要价值，实际有所忽视、贬低。在前贤今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语林》与《世说》为“捉刀”故事意义生成、衍生的两大阶段，试就曹操、崔琰史实补证裴启《语林》“捉刀”叙事于史为假，并就作者怎样改造曹、崔与匈奴史实关系，借鉴司马彪《续后汉书·承宫传》、《三国志·魏志·典韦传》等“原型”出处的“完形”过程及其深层创作动机，《世说》将其置于“容止”首条位置的意义等方面，做较为全面、系统的考论。
一 裴启《语林》与“捉刀”叙事于史为假补证
首先必须明确指出:裴启才是“捉刀”条作者。这是探讨“捉刀”条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今勾勒“捉刀”条材料的演变线索以予确证。
关于《语林》“捉刀”条，唐刘知几所见裴松之《魏志》注所引，与《世说》内容极为相近;鲁迅《古小说钩沉》据《太平广记》所辑引《语林》，只有个别字与《世说》不同: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当坐，帝自捉刀立床头。坐既毕，令人问曰:“魏王何如?”使答曰:“魏王信自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驰追杀此使。 ①
可知“捉刀”条最早见于东晋裴启《语林》。《世说》作者与裴松之同时，并且在“轻诋”门记载谢安轻率贬废裴启《语林》的过失，特意指出“（《语林》）今时有者，皆是先写，无复谢语之事”。《世说》既为《语林》作者抱不平，“捉刀”条又与《语林》只有数字不同，采自《语林》应属确凿无疑。其后，梁殷芸《小说》亦予收录。裴注所引《语林》“捉刀”条材料为刘知几转述，说明唐本《魏志》裴注仍存此条材料。《太平广记》与《太平御览》分别收录了《语林》与《小说》“捉刀”条材料，只是个别地方文字稍有出入。至于明清以来诸家版本《魏志》裴注不见引用，很可能是后人认为不合史实而予以削去 ② 。
但学界却多就《世说》谈论“捉刀”真伪。故确认“捉刀”条的创作权属于裴启，《世说》的价值，是置“捉刀”条于“容止”首条显要的位置，至为重要。
对曹操“捉刀”事出虚构，古今学界看法比较一致，但论述角度有所不同。论述较多也较有力的，是刘知几《史通·暗惑》:
难曰:昔孟阳卧床，诈称齐后;纪信乘纛，矫号汉王。或主遘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权以取济，事非获已。如崔琰本非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称人君，皆慎其举措，况魏武经纶霸业，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处臣位，将何以使万国具瞻，百寮佥瞩也!又汉代之于匈奴，其为绥抚勤矣。虽复赂以金帛，结以亲姻，犹恐虺毒不悛，狼心易扰。如辄杀其使者，不显罪名，复何以怀四夷于外蕃，建五利于中国?且曹公必以所为过失，惧招物议，故诛彼行人，将以杜滋谤口，而言同纶，声遍寰区，欲盖而彰，止益其辱。虽愚暗之主，犹所不为，况英略之君，其岂若是……
所论四条否定理由中，第一条是说，臣代君的情形每发生在君王或国家危难时刻，崔琰代曹显然缺乏这样的条件;第二条是说，曹操正处于“经纶霸业”的高峰时期，不大可能玩这种君臣易位的低级政治游戏;第四条是说，也许人们会认为，由于君臣相代把戏被匈奴使者识破，曹操担心酿成“国际”丑闻，为灭口而杀使者，但这种可能也不存在。这些理由，都是颇具说服力的。第三条认为汉代以绥抚为策，不可能辄杀匈奴使者，由于不合“终东汉之世，未尝与匈奴结姻，北单于亦屡求和亲。虽复时有侵轶，辄为汉所击破”情势，被余嘉锡指为“张大其词”、“漫持西京之已事，例之建安之朝” ③ 。程炎震则具体考察:曹操以魏王身份让崔琰代替接见匈奴使者，可能的时间，只有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或七月。根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记载，此年夏五月曹操进爵为魏王，“代郡乌丸行单于普富庐与其侯王来朝”;“秋七月南匈奴单于呼厨泉将其名王来朝，待以客礼，遂留。魏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而恰当此年，崔琰被曹操处死。故认为从时间上讲，曹操没有可能让崔琰代替 ④。
这些研究是重要的，但还不能说从根本上解决了“捉刀”条的真伪问题。说到底，曹操与崔琰才是相代事件的当事人。弄清二人史实关系是否足以使曹操让崔琰相代，才是最为关键的。故必须予以补证。
先来仔细研读《三国志·魏志·崔琰传》的相关记载:
琰尝荐巨鹿杨训，虽才好不足，而清贞守道。太祖即辟之。后太祖为魏王，训发表称赞功伐，褒述盛德。时人或笑训希世浮伪，谓琰为失所举。琰从训取表草视之。与训书曰:“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琰本意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也。有白琰此书傲世怨谤者，太祖怒曰:“谚言生女耳，耳非佳语。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于是罚琰为徒隶。时人视之，辞色不挠。太祖令曰:“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指，若有所瞋。”遂赐崔琰死。
显然，导致曹操赐死崔琰的导火索，是崔琰取看杨训表草事件。事件发生的时间，正是曹操五月为魏王后。而匈奴使者也分别在五月和七月来朝。因此，必须准确把握崔琰对曹操的实际态度与曹操对崔琰的真实看法，以真正理解这段史料，并断定曹操究竟有无可能让崔琰相代。
通常，受封建正统史家眼光的影响，人们多认为崔琰与曹操的关系，与他实际对曹操图谋代汉不满有关。这一看法较为笼统、浮泛。从相关史料中，我们并看不到崔琰对曹操图谋代汉的不满。崔琰既与激烈反对曹操代汉的孔融等名士不同，也与荀彧等公开反对的政治实力人物不同。实际上，建安十八年，当曹操准备受封魏公，正式启动篡汉事业，荀彧因公开反对而被逼自杀，崔琰则在曹操受封后被拜为魏国尚书，并在立嫡事件中宣称以死拥立太子曹丕。可见无论内心真实想法如何，崔琰对曹操图谋代汉并无实际反对行为。最可能的情形当是:对汉末现实政治形势的认识，使崔琰在行为上只能认可曹魏;但作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以“圣贤”思想为指归的正统知识分子，在情感上不可能没有矛盾。在这种思想感情与行为举措有矛盾冲突的情形下，要崔琰本人来公开歌颂魏王之德，应是难以想象的一件事。退一步讲，即使没有矛盾冲突，生性耿直也使他难以做到这一点。关于崔琰的性格，后面详谈。
可见，考察崔琰对曹操及曹魏政权的态度，不能偏离两个基点:一是崔琰虽有感情矛盾，对曹魏仍持忠心;二是他秉性耿直，不可能对曹操阿谀奉承。明乎此，就可具体分析崔琰从杨训取看表草事件的真相了。
崔琰既不会热衷于干进及阿谀谄媚之事，当然也绝对不会肯定、认同热衷为此者。他荐举杨训，连“才好不足”都不在乎，注重的正是杨训能“清贞守道”的德行;他找杨训取看表草，也是针对人们议论杨训“称赞功伐，褒述盛德”的行为是“希世浮伪”和嘲笑自己“失所举”，故亟思弄明真相。可是，他阅看表草是直接找杨训索取，看后却不见面，反而郑重其事写信表达看法。这是值得深思的。
首先，在曹操受封魏王的敏感时刻，像“称赞功伐，褒述盛德”此类文章，不一定非写不可，尤其方正之士。杨训主动为此，其目的究竟何在?在曹操以各种欲加之罪迫害了孔融、荀彧等人之后，无论政治态度如何，只要是正直的人，对曹操的为人，都不会没有感触。何况，杨训写表本身，就与崔琰赞许他“清贞守道”相去甚远了。
其次，此种文章，除了歌功颂德，有多少直道可言?崔琰一当听说自己所看重并予荐举的“清贞守道”之人，竟也热衷谄媚干进，自会十分震惊，且不敢遽然相信，故亲自向杨训索要表草以作出判断。这正显示了崔琰耿直认真的性格。他采取写信郑重其事表达的方式，而不愿再与杨训见面，则其失望、愤慨与鄙弃之情，可想而知。故“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的潜台词，实际是说:连从前我所认识的“清贞守道”的杨训，居然也做起谄媚干进的“佳事”来，时间真会改造人!如按陈寿的解释，“琰本意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也”——崔琰出于好意，不赞成舆论，而肯定杨训，则所用句式当不会如此峭拔、简洁，行文亦不会如此寥寥数语 ⑤ 。故曹操从“谚言生女耳，耳非佳语”读出崔琰语气不平，当非误读。只不过，对“会当有变时”的理解，是过于敏感而予以附会、歪曲了。推原崔琰本心，信中仅针对杨训行为，并无谈论曹操为魏王图谋篡权意味。
而曹操对“会当有变时”的误读，却正见出他对崔琰的真实思想。一方面，无论崔琰本心如何，在曹操看来，崔琰都足为心腹隐患。另方面，虽崔琰无意，实际正触着曹操本心忌讳。两方面结合起来，就导致了曹操迫害并赐死崔琰。何以崔琰是曹操的心腹隐患?
这是由于，在曹魏官员中，崔琰以其高洁的道德人格与耿直性格、出色的行政能力以及出众的外表形象，而为朝士“瞻望”之楷模，也为曹操所敬惮。荀彧被杀后，崔琰几乎就被曹操视为阻碍其篡权的第一心腹隐患了。
首先，崔琰道德高尚、性格耿直。他深受正统儒家“圣贤”思想影响，又继承东汉党人传统，在行为举止方面处处遵循“圣贤”之道，并与耿直性格相结合，以诤谏树立了高洁耿介的人格形象。裴注引《先贤行状》称他“清忠高亮”、“总齐清议”、“推方直道，正色于朝”。这既使曹操在相当程度上不得不倚重他，甚至称赞“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者已”，也使曹操深感疑忌。如曹操平定袁绍后，崔琰竟当面指斥曹操不以王道为先:“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校计甲兵。”使曹操“改容谢之”，而“宾客皆伏失色”。胡三省指出:“此操之所以重崔琰而亦不能不害崔琰也。” ⑥ 再如曹操欲立太子，崔琰以死维护曹丕。何焯以为曹操本“以密函下访，（琰）乃露版以答，非所以处骨肉之间，季珪之祸实萌于此” ⑦。故崔琰对曹操为魏王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曹操内心，对崔琰会随时劝阻他篡权这一点，猜忌殊深。误读崔琰，正是其真实心态的外现。
其次，崔琰具有极为出色的行政能力。裴注引《先贤行状》记载:
魏氏初载，委受铨衡……十有余年，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归高，天下称仁……
崔琰追随曹操，长期主持选举。考察他行政方面的出众事迹，《先贤行状》的说法应是可信的 ⑧ 。崔琰的权威风范和在朝野较广泛的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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