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曹操因“形陋”而心存自卑，崔琰却以人臣而形貌特异出众 （第二部分详论）， 也增加了曹操的嫉妒。

曹操既对崔琰深存疑忌，在他受封为王的敏感时候，崔琰对杨训所言，虽非有意针对，但含义的确可作两读，不免触着其本心忌讳。对此，卢弼《集解》的分析最为精到:“弼按魏武有篡夺之心，而又欲避篡夺之名，琰与训书不暨窥见其隐衷，发泄其诡谋，故深恶之而置之死地也。”而陈寿的感慨“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琰最为世所叹惜”，也最能代表我们对崔琰“怀璧其罪”的认识。

综上所述，就曹操与崔琰的个人恩怨关系看，那种认为崔琰在看杨训表草之前，似与曹操并无芥蒂，如看表时间在曹操于五月接见匈奴使者之后，则有可能代曹的情形，绝不存在。更何况，从时间上说，崔琰取看杨训表草，最迟也当早于匈奴使者来朝。因为欲“发表称赞功伐，褒述盛德”，争先恐后。其事当在曹操受封魏王的最早时段。时人的议论与崔琰听说而从杨训取表及写信，也都应在较短的时间内连续发生。匈奴来朝，则有得到曹操受封魏王消息、派出使者与路途遥远诸时间延续问题。故可推断:取看表草事件早于匈奴使者来朝的可能性最大。退一步讲，即使此事恰巧与匈奴使者来朝同时或稍后，以曹、崔恩怨关系，曹操让崔琰相代的可能性都极小。

至于此一事件发生于七月匈奴来访时，绝无可能:此前崔琰已被处死。

二 “英雄”忌人、“原型”故事与“完形”创造

根据古今研究和我们的补证，裴启《语林》“捉刀”叙事于史为假确凿无疑。但可否据此否定“捉刀”条的创造价值?唯史实论者正这样认为。刘知几《史通·暗惑》就指斥此条材料是“刍荛鄙说，闾巷谰言”，“盖曹公多诈，好立诡谋，流俗相欺，故为此说”。余嘉锡认为“此事颇近于儿戏，颇类委巷之言，不可尽信”。可是，又怎样解释这些难以回避的问题:如仅为“刍荛鄙说，闾巷谰言”，张扬“曹公多诈，好立诡谋”，可以有多种选择，这条材料为何偏偏选择曹操与匈奴、崔琰构成故事结构?敏锐感知匈奴与曹操的对等地位关系，熟知崔琰与曹操矛盾达到高潮以至被赐死恰发生于匈奴来朝前后的史实，岂是凡庸的“闾巷”“刍荛”所可做到的?将此条材料仅看作“委巷之言”、“刍荛鄙说，闾巷谰言”类的无根游戏之辞，显然有其偏颇性:不但拔高了“刍荛鄙说，闾巷谰言”的文化智能，贬低了创作者的文化水准，也无以发显“捉刀”条的文化意蕴。

实际上，与史实合或不合，并非判定“捉刀”条有无价值的唯一标准。第一，《语林》固与今之“小说”不尽相同，但其有艺术虚构成分，毫无疑问。艺术虚构属于文学性创造，有其独特的艺术真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历史叙述已发生之事不同，艺术真实描述可能发生、带有普遍性之事，故往往能够突破历史真实的局限，更为深刻地揭示、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第二，这些艺术虚构又非纯粹的向壁虚构，其与史实及其时代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只有充分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虚实相生的辩证关系，弄清何者为虚，何者为实，才有可能真正发显“捉刀”条的文化价值。

从文学创作视角看，崔琰本心虽无帝王权力欲望，也没有对曹操图谋篡权公开表态，但曹操却认他为反对、阻碍自己篡权的心腹之患，对他“性忌不堪”，故予赐死，赐死时间又恰在曹操受封魏王、匈奴使者来朝前后，的确能够给人们提供丰富的想象空间。如果由曹操与匈奴地位对等，崔琰与曹操“形陋”相比，在形貌方面更符合帝王形象标准，曹操又认他为反对、阻碍自己篡权的心腹之患，而虚构崔琰的政治潜能可与曹操匹敌，也是较有创造力的构思。但裴启的虚构想象远过于此。他改造曹、崔矛盾冲突的史实关系为二人关系正常，安排魏王曹操让崔琰暂代接见匈奴使者，曹操本人则捉刀侍立;曹操与匈奴关系正常的史实反被改为不正常;曹操疑忌崔琰道德高尚、性格刚正、才能与形貌出众等史实内容则被改为疑忌匈奴使者有超人形貌识鉴;赐死崔琰则被改为追杀匈奴使者。如此思虑周详的“颠而倒之”，岂是“刍荛鄙说，闾巷谰言”望尘能及?那么，作者刻意为此，其创作动机究竟何在?“捉刀”故事又是怎样被“完形”创造的?下面，试作具体探讨。

第一，关注、思考“英雄”忌人文化现象，是作者创作“捉刀”故事的重要前提。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体制中，“英雄”何以待人，不但直接关涉“英雄”政治人生的成败兴亡，也为广大民众所高度关注。“英雄”襟怀宽广、善以待人与“英雄”知己间的惺惺相惜，都为千古美谈 ⑨ 。但是，封建家天下政治体制，决定了“英雄”往往从现实政治私利出发看待人际关系。因此，“英雄”忌人更能反映封建家天下政治体制的本质。故由刘邦开其端，大杀功臣几乎成为封建开国帝王的通例。“英雄”之间，也往往是敌对心理高过知己情怀 ⑩ 。“英雄”忌人文化现象，正记载了中国政治文化悠久传统中的阴暗一页。晋人喜欢谈论汉末三国“英雄”，“英雄”忌人故事自然也每被津津乐道。即就《语林》说，除了“捉刀”条，还曾记述孙策忌遇“英雄”刘备:

孙策年十四，在寿阳诣袁术，始至，俄而外通:“刘豫州备来。”孙便求去。袁曰:“刘豫州何关君?”答曰:“不尔，英雄忌人。”即出，下东阶，而刘备从西阶上。但得转顾视孙足行，殆不复前矣。 11

而对忌人“英雄”典型曹操，人们不但熟知他疑忌刘备、司马懿 （说详后） ，忌放祢衡，忌杀孔融、荀彧、崔琰与杨修等的史实，也演绎传说不少相关故事。如《三国志·刘表传》裴注引《零陵先贤传》所言:

（刘）先甥同郡周不疑，幼有异才，聪明敏达，太祖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当。太祖爱子苍舒夙有才智，谓可与不疑为�小＜安质孀洌�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谏以为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能驾驭也。”乃遣刺客杀之。

可见，“英雄”忌人确实是当时人们喜谈的一大文化话题。《语林》材料今多散佚，而在现存材料中，就有两条与“英雄”忌人相关，说明裴启对“英雄”忌人文化现象也是颇为敏感、关注的。而且，改造曹操赐死崔琰为遣人追杀匈奴使者这一结局构思，似即受到曹操忌周不疑而遣刺客杀之故事的影响。

第二，表现“英雄”忌人的本质特征，是作者的重要创作动机。

在具体创作中，作者一是由史实之关注曹操忌人形貌，转为聚焦于忌人形貌识鉴;二是让曹操以“捉刀”身份“侍坐”，显然对“英雄”忌人本质特征有过深刻思考。先来看作者为何由关注曹操忌人形貌，转为聚焦于忌人形貌识鉴。

众所周知，形貌特异被视为封建帝王神圣气质的重要标志。汉末三国时代，尤重形貌。帝王与各路诸侯，如刘备、孙坚、孙策、孙权、袁绍、刘表、陶谦、公孙瓒、马腾等，其容貌多有可表 12 ，独曹操有异于此。由于“形陋”，连《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也与正史的惯常表述不同，不提曹操的形貌。提到的，如《魏氏春秋》，就只好说:“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三国时代吴人所撰的《曹瞒传》则予以贬述:

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深自佩小鞶囊，已盛手巾细物，时或冠 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侉巾帻，其轻易如此……

曹操与帝王的神圣形貌、气质不称，由此而有形貌自卑情结并疑忌形貌出众者，自然而然。《三国志·魏志·崔琰传》正记载曹操疑忌崔琰形貌:

琰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惮焉。 崔琰以人臣而形貌特异出众，“甚有威重”、“朝士瞻望”，颇令“姿貌短小”的曹操自惭形秽。在《赐死崔琰令》中，曹操甚至还对崔琰的“虬须直指”耿耿于怀，即便“琰虽见刑”，仍感受到其“若有所瞋 ”的威胁。可见，像崔琰这样形貌出众而又道德高尚、性格耿直、能力超人者，曹操必然视为反对、阻碍他取得帝王之位的威胁。

但有一点同样可以肯定:借崔琰并不足以深刻表现曹操“英雄”忌人的本质特征。诚然，帝王“英雄”曹操无所不忌、无所不用其极忌人。但就其“英雄”忌人本质讲，则最疑忌其篡位的潜在竞争对手或潜在敌手。如《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记曹操煮酒论英雄，评价“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先主方食，惊失箸”。胡三省指出:“备以操知其英雄，惧将图己，故惊失匕箸也。”再如《晋书·宣帝纪》记曹操查看司马懿的“狼顾相”，以及前引曹操忌杀周不疑，都是显例。而崔琰与这些人的情况有质的不同。他固有较大声望和政治影响力，但并无篡位实力（尤其是军权），其名声资本也多在以儒学与德行自守。故曹操对他可忌者多，却决不会视他为篡位的竞争对手。在曹操的思虑中，很难想象崔琰会与追求篡位沾上边。一句话，曹操与崔琰只是处于君王与诤臣关系模式中。

所以，《语林》虽关注崔、曹形貌反差对比，并由此生发曹操让崔琰相代的妙思，但偏离二人恩怨史实，虚构二人关系的正常化，体现的正是君王与诤臣非敌对关系的本质。故移花接木，将曹操疑忌崔琰形貌，改为不能容忍匈奴使者的形貌识鉴之能，正是作者借以凸显“英雄”忌人本质特征的匠心所在。作者借鉴风行于魏晋的人物识鉴、品藻理论，以传神笔触表现匈奴使者识不貌之貌的超人眼光 （关于这一点，第三部分将有详论） 。写曹操对如此异人，派人“追杀”犹恐为迟，故暗杀于半路。这就将“英雄”忌人话题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拓展、深化了人们对曹操“英雄”忌人本质特征的认识与思考。关于曹操以“捉刀”身份“侍坐”，若孤立来看，的确容易让人误读为游戏之笔。但一当发显曹操追杀匈奴使者所表现的“英雄”忌人本质特征，就能够明白，此乃画龙点睛之笔。因为，“英雄”忌人的本质，说穿了，就是为了争夺和捍卫帝王之位，此乃曹操志业所在。在封建王权政治体制中，帝王之“坐”因其象征帝王之位，而至高无上、不可侵犯。所谓“天下大宝曰位”，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所谓“此坐可惜”，说法各异，关注焦点其实都在这里。“侍坐”即意味着捍卫帝王之位及其尊严。安排曹操亲为“捉刀”人，正有强调其虎视眈眈、亲自捍卫魏王之位的意味。其在暗处不动声色的观察，也可令人想象他随时、随处可以发现、监控所疑忌者。

第三，“捉刀”故事的基本结构关系，明显借鉴了承宫与“侍坐”原型故事。作者怎样借鉴承宫“原型”故事?

如前所论，曹、崔矛盾高潮，恰发生在曹操受封魏王、匈奴来朝前，的确可借以虚构“捉刀”故事结构。但仅凭此一巧合，是否足以引起作者的高度关注?能否构成今所见的“捉刀”故事关系?我们发现，曹操“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不愿以魏王身份亲自接见匈奴使者，而以崔琰相代的这一结构构想，明显是由承宫事迹巧妙嫁接改写的。司马彪《续后汉书·承宫传》:

承宫……名称闻于匈奴。单于遣使来贡，求见宫。诏敕宫自整顿，宫曰:“夷狄眩名，非识实也。闻臣虚称，故欲见臣。臣丑陋形寝，见必轻贱，不如选长大有威容者［示之也］。”时以大鸿胪魏应示之。 13

二者的相似非常明显。司马彪生活在西晋时代，故可以肯定，《语林》作者受到承宫事迹的启发。他转嫁“丑陋形寝”的东汉名臣承宫事迹，给予同样容貌有碍观瞻的帝王“英雄”曹操;再由匈奴与曹操对敌，将曹操疑忌崔琰之貌转为疑忌匈奴使者形貌识鉴之能，以凸现曹操“英雄”忌人本质特征;改换“长大有威容者”魏应为同样相貌堂堂的崔琰，就使曹、崔关系在艺术虚构中实现正常化，曹操甚至可以让崔琰相代接见匈奴使者。

对曹操“捉刀”“侍坐”这一形象的建构，则是对“捉刀”“侍坐”“原型”故事的颠倒。

如前所论，帝王之“坐”高度象征帝王权力，故在通常情况下，“捉刀”“侍坐”之人，多由武力超人、对帝王忠心耿耿的心腹担任。如《三国志·蜀志·关羽传》记载:

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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