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山羊公载记》记载:

超因见备待之厚，与备言常呼备字。关羽怒请杀之。备曰:“人穷来归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杀之，何以示于天下也?”张飞曰:“如是则示之以礼。”明日大会，请超入，羽、飞并杖刀立直。超顾坐席不见羽、飞，见其直也，乃大惊，遂一不复呼备字。明日叹曰:“我今乃知其所以败。为呼人主字，几为关羽、张飞所杀，自后乃尊事备。”

而《三国志·魏志·典韦传》，也记载了典韦与曹操的这种关系:

太祖征荆州至宛，张绣迎降，太祖甚悦。延绣及其将帅置酒高会。太祖行酒，韦持大斧立后，刃径尺。太祖所至之前，韦辄举斧目之。竟酒，绣及其将帅莫敢仰视。

将此一故事看作作者塑造“捉刀”形象的“原型”出处，未始不可。但区别却是本质性的:君臣关系恰被颠倒。这种写法固然可与刘知几所谓表现“曹公多诈，好立诡谋”沾点边，但主要还是要对曹操忌杀匈奴使者画龙点睛:“英雄”忌人所为何来?故曹操虎视眈眈、不惜亲自捍卫魏王之位!

综上，可以肯定地说，《语林》作者的确眼光敏锐、深邃，富于想象力与整合创造能力。他抓住曹操、崔琰与匈奴这一颇有创造空间的史实关系，并借鉴《续后汉书·承宫传》、《三国志·魏志·典韦传》等“原型”故事，进行了大胆而合理的艺术虚构。如此高超的艺术虚构，就突破了历史真实的局限，赋予绝简短篇幅以令人惊异的丰富文化蕴涵，更为深刻、合理地揭示、反映了曹操“英雄”忌人的本质特征，也更为深刻、合理地反映了帝王与诤臣对帝王权力的不同态度。 三 不“貌”之“貌”与“容止”首条的重要价值

明袁褧《刻世说新语序》认为《世说》“采缉旧文”的特点是“采掇综叙”。《世说》采用《语林》“捉刀”条时，仅改动数字，基本保存原貌，说明此条是“采掇”而非“综叙”。但《世说》仅是偶然“采掇”作为“容止”首条，还是有其特殊的用意，对于以“采掇综叙”“旧文”而能具有自己鲜明叙事特色的《世说》而言，这尤其值得予以高度关注。

魏晋时代，品评、识鉴人物形貌风气大盛。相关著述颇多，还有刘劭《人物志》这样的集大成之作。《世说》专立“容止”一门，正体现了对这一时代文化风气的深刻认知。但与刘劭最为推崇“圣人”形貌相比，《世说》更认同“圣贤”淡出、重视“英雄”的魏晋文化观念 14 。“容止”不记“圣人”容貌，而是采用先记载帝王“英雄”，再记载品评、赏鉴其他风流人物形貌的顺序。而在全部三十九条材料中，首条、也是唯一一条专门记载帝王“英雄”的，仍属曹操。这就需要思考:魏晋时代被目为“英雄”的帝王远非曹、刘两位，难道他们就不可以专条方式入选记载“容止”之“门”?如“容止”记载对桓温形貌的识鉴时，曾提到孙权、司马懿。二人也因形貌极有特色而获时人识鉴，却无专条事迹见收。如是以曹、刘为“善”“恶”兼备型“英雄”典型，刘备的特异形貌曾被时人大加渲染，为何也不见收?

“容止”对首篇的选择，实际触及这样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根据儒家正统思想，真命帝王必然具有天命、血统、德行等“圣人”特征，自然也禀有特异形貌，那么，无天命、血统、德行等可以依凭，而是“善”“恶”兼备，纯粹以其才智追逐帝王之位的“英雄”，其形貌是否也有其特殊表征?

对此，用来阐释“圣人”形貌的天命说显然无能为力。因为“英雄”可能相貌特异出众，也可能相反。如要合理解释形貌错位的“英雄”，强调内在精神就不失为一个重要角度。众所周知，在玄风大畅、精神解放的魏晋时代，相当流行借鉴注重内在精神、气质的玄理，品评、识鉴人物形貌。既然可以认同天命而强调平淡为美的圣人形貌 15;也就可发掘“英雄”的内在精神、气质以合理解释那些形貌错位的“英雄”。如刘劭《人物志·七缪》:“犹妙之人，含精于内，外无饰姿”、“是以张良体弱而精强，为众智之隽也;荆叔色平而神勇，为众勇之杰也” 16 。《世说》正与刘劭同调。在表现“英雄”帝王的外在形貌时，他以独到眼光选择内在精神气质与其外在形貌矛盾冲突的材料，作“容止”的首条。这种选择眼光，就与前所详论之裴启的主要创作意图有很大区别了。因为，《语林》“捉刀”故事主要是聚焦于“英雄”疑忌形貌识鉴以至杀人;“容止”首条的内容蕴涵，不排除表现“英雄”疑忌形貌识鉴以至杀人，却显然主要是聚焦于人们对真假“英雄”形貌的认知上17 ，从而与其他三十八条所记风流人物形象的或土木形骸、龙章凤姿，或眸子精芒逼人，或耳、口、鼻、眉、手等的特异超群，形成鲜明对照，甚至造成某种反讽性效果。站在《世说》“容止”全“门”立场来看，像曹操这样一位既可“治世”又可“乱世”、一人而已的“英雄”，甚至并不具有与其“英雄”本质足以相配的外在形象!曹操的“形陋”，连他本人都过意不去，而其内在的“英雄”相，要靠真正的“识”者方可辨认;崔琰虽“雅望非常”，“识”者仍可看穿他实非“英雄”。因为，曹操的内在精神全在“神明英发”——如此领袖气质必然反映在抬首举足中，而假代者则有地位转换的不适感与气质精神的差距。这是瞒不过高明如匈奴使者的识鉴巨眼的。可见，“英雄”并不一定仅凭外在形貌可予识鉴，那些“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所具有的“真”精神，完全可能超越形貌皮相。不“貌”之“貌”才是“容止”的最高境界!

因此，除了重视曹操作为“英雄”，其外在形象与其“英雄”内在特质不相符合的戏剧化特征，“容止”首条不但以反讽手段颠覆、解构了魏晋时代重视并热衷于识鉴风流人物外在形象的固有识鉴标准，更凸显了当以才智与内在精神作为评价“英雄”的真正标准的思想观念。这样的思想，是深合“圣贤”淡出、“英雄”崇拜大盛的魏晋文化思潮的 18。

可见，《世说》“采掇”《语林》“捉刀”旧文，置于“容止”首条的显要位置，的确体现了“采掇综叙”“旧文”却具有自己独特风貌的鲜明叙事特色。《世说》虽然只是将《语林》“捉刀”条改了寥寥数字，但一当被选为“容止”首条，其意义蕴涵的侧重点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前者重在表现“英雄”忌人本质特征这一政治文化意蕴，后者重在表现怎样认识真“英雄”，不“貌”之“貌”才是容貌的最高境界这种审美观念。比较《世说》与《语林》“捉刀”故事的意义生成，能够发现:《世说》对《语林》“捉刀”条的选择眼光，其实正体现了作者对由“英雄”崇拜转为文化审美这种魏晋文化思潮变化的深刻把握、认知 19 。 

注释

①刘知几《史通·暗惑》:“又《魏志》注:《语林》曰:匈奴遣使人来朝，太祖令崔琰在座，而己握刀侍立。既而使人问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对曰:‘曹公美则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杀使者云云。”但刘孝标引用材料，往往撮举概括，故刘知几所见当为刘孝标引述《语林》原文大意，《太平御览》所引才是《语林》全文。详参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5页;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05—606页;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台湾正文书局2000年版，第551页。

②见卢弼《三国志集解》所引诸家说解，第35页;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105页;王枝忠《汉魏六朝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页。

③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606页。

④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所引程炎震说，第605页。

⑤按陈寿说当有为崔琰开脱意味。至于裴松之注引《魏略》记崔琰信被人裹作灯笼纸，故为他人诬陷，几近儿戏，似不可信。

⑥卢弼《三国志集解》，第349页。

⑦卢弼《三国志集解》，第350页。

⑧关于崔琰政治上的作为，学界研究较多，也相当深入，故不赘述。

⑨如秦穆、楚庄、重耳之相感相扶，刘备与诸葛孔明君臣相欢有如鱼水，唐太宗李世民之深结君臣情谊，鲍叔之深识管仲，萧何之月下追韩信等，多与“英雄”相惜义近。

⑩在先秦时代，君主忌害贤能的例子也俯拾即是。如刘向《新序》记赵简子欲专天下，而图谋杀害妨害自己成功的犊犨、铎鸣、孔子。至于同道之间，庞涓迫害孙膑，李斯谗杀韩非，也堪称千古之忌。

11《世说新语》记载了大量“英雄”忌人事迹。王敦之忌晋明，桓温之忌简文，即是显例。

12参见《三国志·先主传》裴注引《山阳公载记》、《三国志·孙坚传》裴注引《吴书》、《三国志·孙策传》、《典论》、《三国志·袁绍传》、《三国志·刘表传》、《吴书》记陶谦条、《三国志·公孙瓒传》、《三国志·马腾传》裴注引《典略》等。

13参见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72—373页。

14参见拙著《魏晋文化与文学论考》前三篇的相关论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5刘劭《人物志》强调“圣人”形貌具备中和之质，平淡无味，“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察其聪明”。

16葛洪《抱朴子·外篇·清鉴》亦有精详论述，可参看。

17虽然《假谲》首四条所记曹操事迹，多非正面内容，但根据《世说》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为纲的体例原则，此正为下卷当记内容。“容止”作为中卷之第一门，其首条绝不可能以贬斥内容为主。此亦可佐证“容止”首条与《语林》“捉刀”条意义侧重点不同。

18 19 参见拙著《魏晋文化与文学论考》前三篇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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