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邺下后期，文士宴集活动非常频繁，与之相关的歌诗创作和表演也格外引人注目。这不仅为他们表达真情、挥洒才思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环境，构成了其创作争巧求奇的直接动力，而且其中的歌诗表演和欣赏活动，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建安诗人的审美情趣和创作习惯，对建安歌诗和诗歌“慷慨悲凉”美学特征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邺下 宴集 歌诗表演 清商曲 慷慨

一

从建安九年（204）曹操占据邺城到建安二十二年（217）建安七子相继辞世的十余年间，被文学史家称为邺下时期。这一时期又以建安十五年（210）铜雀台的建成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建安诗歌和歌诗艺术发展的准备期，而后一阶段即本文所说的邺下后期，则是诗歌和歌诗艺术的兴盛期。

从史籍记载可知，曹操在建立邺城大本营之前，就已经网罗了一批能文之士，如孔融、杨修、繁钦、吴质及丁仪、丁廙兄弟等。在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前后，又有陈琳、阮踽、路粹、徐干、应玚、刘桢、王粲、刘廙、仲长统、缪袭等一大批文士为曹操所用 ① ，钟嵘在《诗品序》中曾对建安文坛这一兴盛的局面作过如下的描述:“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虽然史传中留下姓名的文士远远没有百人之多，有诗歌作品传世的文士更是少数，但是，当时人才济济的盛况却是可以想见的。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北方基本统一，战乱虽然还没有完全平息，但是邺都却已是一派太平景象。曹操的屯田政策经过十余年的施行，此时也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因此，建安十三年以后，诗歌发展必要的外部条件，即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和文学人才的大会合已基本具备。而建安十五年铜雀台的建成则标志着诗歌和歌诗发展的外部条件进一步成熟。因为铜雀台在很大程度上是曹操本人歌舞爱好的产物，它对邺都的歌诗创作和歌舞活动无疑起了示范和推动的作用。

从建安十六年起，建安诗歌开始进入了兴盛期。据《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载，建安十六年春正月，曹丕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曹植被封为平原侯，曹氏诸子同时被封侯者有好几位。依照当时的体制，封侯之后可“置官属”、选文士。《三国志》卷十二《魏书·邢颙传》称“是时太祖诸子高选官属”，邢颙被任命为平原侯家丞。当时曹丕手下设有五官将文学之职，最早担任这一职务的有徐干、刘廙、邯郸淳等人;曹植手下设有平原侯庶子之职，最早担任这一职务的有应玚、刘桢等人。这些文士大多曾在丞相府任过职，如徐干约在建安九年前后即任曹操司空军谋祭酒掾属;刘廙、应玚、刘桢在建安十三年为曹操丞相掾属;邯郸淳亦在本年即已受到曹操的召见，曹操对他“甚敬异之” ② 。而此时曹操将辅佐曹丕、曹植的重任交给他们，对曹操而言，这是他对两个儿子、也是对这些下属官员的重视，但从建安诗歌的发展来说，却标志着一个热闹非凡的诗歌创作阶段的正式到来。

从现存文献的记载可知，邺下后期，即建安十六年（211）到二十二年（217）这一段时间，围绕在曹操父子周围的一批文人常常被召集到一起聚会，而此时宴集的核心人物是曹丕、曹植兄弟二人。这除了曹操公务繁忙外，曹氏兄弟手下已各自聚集了一批能文之士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之一。每当文士宴集之时，赋诗作文，或创作与演奏歌诗，往往成为他们逞才斗智和宴会佐酒助兴的必备节目。从现存作品来看，参加宴集的文士以“建安七子”（其中孔融已于建安十三年被杀）为主体，但当时实际参加过宴集的文士远不止这几人，只不过他们没有作品流传下来罢了。如《三国志》卷二十九《魏书·朱建平传》曰:“文帝为五官将，坐上会客三十余人。”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其中就有应玚之弟应璩，但今存应璩诗中却不见有与七子相类的公宴之作。又《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王粲传》裴注引《典略》曰:“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又同卷裴注引《魏略》曰:“质与刘桢等并在坐席，桢坐谴之际，质出为朝歌长。”说明这次宴请诸文学，吴质也参加了，但吴质也没有相关诗歌流传下来。又曹丕《答繁钦书》中也提到曾在北园“博延众贤”，举行过一次以守宫王孙世之女孙琐为主角的歌舞娱乐活动 ③ ，此处所宴请的“众贤”虽未留下姓名，但人数也当不少。这说明实际参加过宴集活动而没有诗作流传的文士还有不少。

二

从现存诗文可知，当时的大多数宴会都是由曹氏兄弟主持的。曹丕集中有不少诗篇即记载了当时宴集的实况。“良辰启初节，高会构欢娱。……清歌发妙曲，乐正奏笙竽。” （《孟津诗》） “比坐高阁下，延宾作明倡。弦歌随风厉，吐羽含徵商。……棋局纵横陈，博弈合双扬。……从朝至日夕，安知夏节长。” （《夏日诗》） “清夜延贵客，明烛发高光。丰膳漫星陈，旨酒盈玉觞。弦歌奏新曲，游响拂丹梁。余音赴迅节，慷慨时激扬。……穆穆众君子，和合同乐康。” （《于谯作诗》） ④ 从中可以看出，宴会或在清夜举行，有时甚至日以继夜，持续的时间较长，与会嘉宾人数不少，宴集中除了美酒嘉肴、棋局博弈外，清歌妙舞等娱乐活动尤其是不可少的，歌舞表演人员中还有国家乐府官署中的“乐正”。

曹植也有不少诗歌为我们展示了他自己或他与曹丕共同主持的一些歌舞宴会。其《赠丁翼诗》曰:“嘉宾填城阙，丰膳出中厨。吾与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秦筝发西气，齐瑟扬东讴。”《野田黄雀行》（《宋书》作《箜篌引》）曰:“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这里描写的是曹植作为主人招待亲友的情形，还有些诗歌中则写到了由曹丕主持的宴集活动:“清醴盈金觞，肴馔纵横陈。齐人进奇乐，歌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 （《侍太子坐诗》） “公子敬爱客，终宴（《御览》作夜）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 （《公宴诗》） 可见，曹丕、曹植均是好客之人，他们常常作为主人召集众文士，有时由他们中的一人主持，有时是兄弟二人同时参加。在宴集过程中，一般都是歌、乐、舞同时或先后交叉表演，由于参与者包括两位贤能的主人均是能文之士，他们对“奇舞”、“清歌”、“新曲”、“妙曲”的欣赏都有着高雅独特的情趣，这实际上构成了宴会表演的主导思想，这种审美观反过来又影响了歌舞艺人求新的艺术创造，也有效地决定着文人们歌诗创作的发展方向。

作为宴集的主要嘉宾，“建安七子”存世的诗歌也为我们再现了这种雅集的盛况。“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罍。管弦发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乐，但觉杯行迟。” （王粲《公宴诗》） “众宾会广坐，明灯熺炎光。清歌制妙曲，万舞在中堂。” （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四首》其一） “明月照缇幕，花灯三炎辉。赋诗连篇章，极夜不知归。君侯多壮思，文雅纵横飞。” （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四首》其四） “开馆延群士，置酒于斯堂。辨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穆穆众君子，好合同欢康。” （应玚《公宴诗》） 此外，陈琳、刘桢、阮瑀的同题之作《公宴诗》及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等诗歌，也对当时宴集活动及歌诗表演的情况有所反映。

从上引诗歌可知，在曹氏兄弟主持的宴集活动中，美酒嘉肴、清歌妙舞固不可少，但由于是文士宴集，高谈阔论、赋诗作文也是常有的节目。上引诗作中所谓“赋诗连篇章”、“文雅纵横飞”、“辨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就是这种即兴创作活动的真实写照。而对于曹氏兄弟和他们能文的属下来说，他们赋诗和欣赏歌舞的同时，绝不会仅仅满足于欣赏他人创作的歌诗。在这方面，曹操早就给他们做出了榜样，他的很多诗歌在当时就已配乐演唱，《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说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从《宋书·乐志》、《乐府诗集》等典籍可知，曹操《气出唱》、《精列》、《度关山》、《薤露》、《蒿里》、《对酒》、《短歌行》（对酒）、《塘上行》、《秋胡行》（愿登）、《善哉行》（古公）（自惜）、《步出夏门行》（碣石）、《却东西门行》（鸿雁）等歌诗在魏代就已配乐演唱。而曹丕的歌诗在当时就已配乐的也有不少，如《短歌行》（仰瞻帷幕）一首，《乐府诗集》卷三十引《古今乐录》曰:

王僧虔《技录》云:“《短歌行》（仰瞻）一曲，魏氏遗令，使节朔奏乐，魏文制此辞，自抚筝和歌。歌者云‘贵官弹筝’，贵官即魏文也。此曲声制最美，辞不可入宴乐。” 这是曹丕作歌后交付歌者演唱而自己弹筝伴奏的明证。《善哉行》（朝日）云:“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悲弦激新声，长笛吐清气。弦歌感人肠，四坐皆欢悦。……众宾饱满归，主人苦不悉。”正是诗人宴请众宾的实录。这首诗是否配乐不得而知，但以曹丕热爱“新声”、“新曲”的个性，此类诗歌配乐演唱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此外，从《宋书·乐志》、《乐府诗集》等典籍还可知道，曹丕的《短歌行》（仰瞻）、《折杨柳行》（西山）、《善哉行》（朝日）（上山）（朝游）等歌诗，也都在魏代就已配乐演唱。又前引曹丕《于谯作诗》中有“弦歌奏新曲”，奏新曲势必要配新歌，这种现实的需求也会给诗人们提出创作新歌诗的要求。另刘桢《公宴诗》也提到:“生平未始闻，歌之安能详。投翰长叹息，绮丽不可忘。”说明建安文人在宴集时确有将所见所思“歌之”的习惯。这些歌诗可能是徒歌，也可能如曹操和曹丕的歌诗一样配乐。虽然，由于史料的缺失，对当时作于宴集活动中而又被配乐演唱的其他诗人的歌诗，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确切地加以说明了，但是从曹操和曹丕歌诗的情况还是可以肯定，当时宴集活动中所赋新诗的一部分的确在配乐以后又成了宴集表演的重要节目之一。

在吴质与曹丕的几封往来书信中，都充满深情地追忆了当年的游赏活动，表现出无限的感慨和眷恋。曹丕《与朝歌令吴季重书》曰:“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博弈，高谈娱心，哀筝顺耳。……皦日既没，继以朗月……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又《与吴季重书》亦曰:“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 ⑤ 而吴质在回信中也说:“昔侍左右，厕坐众贤，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弦之欢，置酒乐饮，赋诗称寿……游宴之欢，难可再遇;盛年一过，实不可追。” ⑥ “前蒙延纳，侍宴终日，耀灵匿景，继以华灯。虽虞卿适赵，平原入秦，受赠千金，浮觞旬日，无以过也。……” ⑦ 从中亦可见出当时宴集中的赋诗和歌舞表演活动之一斑。

三

对于建安文人的游宴之作，古人早就注意到了。吴质《答魏太子笺》曰:“陈、徐、应、刘，才学所著，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对七子之所长已有很准确的认识，但是，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研究，在谈到建安文学的艺术成就时，大多忽略了这类作品，或对它们作出了基本否定的评判，这是不符合文学史实际的。如果从诗歌唱和与歌诗艺术表演的双重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则不难发现，宴集对建安歌诗与诗歌所产生的影响是绝对不可忽略的。首先，宴集为建安文士表达真情、挥洒才思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宴集是没有直接功利目的的娱乐性活动，曹氏兄弟当时也只是贵公子而不是君主，他们与众文士之间大都有着真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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