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胡义周之颂国都”，据《晋书·赫连勃勃载记》，指的是胡义周的《统万城铭》，《魏书》和《北史》的《胡方回传》则说铭为方回所作。胡方回为胡义周子，安定临泾人，而安定属关陇地区，此处且不论；就河西地区言，由《北史·文苑传》的概述，可以获得这样的认识：其一，十六国时期河西的文人作家与旧时的中原相当，文事活跃且有成绩；其二，西凉敦煌刘昺（字延明）的《酒泉颂》，既是河西文学的代表之作，在整个十六国文坛上也堪称“清典”。

    十六国时代河西文学之有成就，也反映在文学批评著作中。《文心雕龙·熔裁》：“昔谢艾、王济，河西文士，张骏以为艾繁而不可删，济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谓练熔裁而晓繁略矣。”（注：河西又或作“西河”，今按谢艾，敦煌人，则作河西是。）须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是很少论及十六国时代北方作家的（注：谢艾、王济以外，又有两人，一为身在后赵、但每以任异族之官为恨的卢谌，一为效忠晋室的十六国前凉君主张骏。），其对河西谢、王的评价，说明河西文学作品在南朝享有一定的声誉，从而引起了刘勰的重视与赞叹。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事。《十六国春秋·南凉录》[6]：“傉檀子归，年十三，命为《高昌殿赋》，援笔即成，影不移漏，傉檀览而异之，拟之曹子建。”按归，南凉主秃发傉檀之子。秃发氏是由塞北迁徙而来的鲜卑族游牧部落（注：《晋书·秃发乌孤载记》“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又说：“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其地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按东晋时，今兰州市东北有麦田城，浇河在今青海省贵德县，牵屯、湿罗无考。大漠与浇河之间，晋时为武威、西平二郡地。），本身的文化素养很差，曾视“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7]，却也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及至后来，秃发傉檀已是“机变无穷，辞致清辨，……信一代之伟人”，后秦使臣韦宗以为可与汉族一流士人比美。[8]傉檀的手下有一批文武人才，其中的张穆、边宪，号称“文齐扬（雄）班（固）”。[9]然则秃发归之少年早成，文才英发，既说明了河西浓郁的学风对非汉民族的影响，也反证了河西本土文学总体水平的提高。今人赵以武更通过具体考证与赏析，结论“五凉时期河西的文学创作，无论就文人的数量，还是就作品的质量言，都居于北中国文坛之首的地位”。[10]

    河西文学居十六国北中国文坛之首的原因，论者多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讨：五凉（特别是前凉、西凉、北凉）政权的重视文教，五凉统治者的招揽人才，一定的文化传统与家世之学的遗传不坠。（注：详见齐陈骏《河西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齐陈骏、陆庆丰、郭锋《五凉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赵以武《五凉文化述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不过这样的现象也出现于十六国时代其他的诸侯国中，（注：详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相关章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且就文化传统言，河西也实在谈不上深厚。笔者倒以为，河西文学繁荣的最重要原因，恐怕还在于河西相对僻远的地理位置——这一点原因，论者或有提及，却未给予充分的重视。

    按河西的僻远，无待赘言。而一般来说，当和平统一的时期，僻远之地远离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文化的相对落后势所难免，而一旦分裂动荡，则僻远反而可以转化成某种优势，传统文明在僻远的环境中往往得以延续以至发展，政治上也能维持相对的和平安宁。十六国时代五凉政权控制下的河西地区，正是如此。陈寅恪先生指出：

    盖张轨领凉州之后，河西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故托命河西之士庶犹可以苏喘息长子孙，而世族学者自得保身传代以延其家业也。[11]

    以此，五凉河西文学的兴盛，关键在于河西地域的边隅性质。因其边隅，“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12]；文化学术之一种的文学亦复如此，河西文学的身价正是借着中原的残破荒落而提起来的。又河西文学风格也与河西之僻陋遐方有关。河西文学在河西“本土世家”与外来“儒英”的双重刺激下，表现出清典纯正的儒家文学特征。（注：前凉后期，玄学之风流播河西，在一部分学者中，经学与玄学开始合流。不过总的来讲，五凉学者治学还是沿袭汉魏传统，以经学为重，潜心用力于儒家经典。）这种特征，颇类似于孙吴时代的江东文学，而区别于三国西晋玄风影响下的中原文学。

    河西文学的上述特征，在河西本土文学家的身上有充分的体现。张昶、索靖前已论及；若前凉宋纤，“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不应州郡辟命。……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13]西凉刘昺，父宝“以儒学称”，“德冠前世，蔚为儒宗”，著述繁富；[14]北凉张穆，“博通经史，才藻清赡”；[15]又北凉宗钦，“少而好学，有儒者之风，博综群言，声著河右”；[16]至于前凉谢艾，“兼资文武，明识兵略”，精《春秋》之义；[17]前凉索绥，善讲论经义，“以著述之功，封平乐亭侯”。[18]这些河西人物，既为儒者，复是文家，甚是明显。

    河西地理位置之僻远与河西本土文学之兴盛的关系，又尤以敦煌一域为典型。十六国河西文学家9人，谢艾、张斌、索绥、宋纤、刘昺、张穆6人均隶籍敦煌，如此，敦煌又可称为河西本土文学的中心，而这并非偶然。历史地看，河西文学，敦煌居首；且不仅文学，敦煌一地所出经、史人才及总体文化水平，东汉以还，包括整个五凉时期，也都居凉州之首，这与敦煌居河西西陲、更加边僻，相对而言也更加稳定有关。（注：即使河西发生变故，敦煌所受的影响往往也不大。如在魏初、晋初的河西混乱中，敦煌就未遭扰乱。）正是由于敦煌的稳定，发展到西凉时，在河西诸郡中，敦煌已以“郡大众殷”著称；文化方面，敦煌也号称名邦，西凉李暠就曾戒其诸子曰：“此郡（按指敦煌）世笃志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实是名邦。”[19]名邦多文家，此属事之自然；而稳定的政局，宁静的生活，某种意义上也正是文学得以成长的温床。

【参考文献】:

    [1]　后汉书·张奂传[M].

    [2]　史记·货殖列传[M]；汉书·地理志[M].

    [3]　后汉书·窦融传[M].

    [4]　后汉书·循吏·任延传[M].

    [5]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28）·卫觊（汉金城太守殷华碑）[M].

    [6]　太平御览（卷602引）[M].

    [7]　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M].

    [8]　晋书·秃发ｎù＠⑦檀载记[M].

    [9]　晋书·秃发ｎù＠⑦檀载记[M].

    [10]　关于五凉文学的评价问题[J].西北史地，1991(2).

    [11]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M].北京：中华书局，1963.

    [12]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M].北京：中华书局，1963.

    [13]　晋书·隐逸·宋纤传[M].

    [14]　魏书·刘ｂǐｎｇ＠⑥传[M].

    [15]　晋书·沮渠蒙逊载记[M].

    [16]　魏书·宗钦传[M].

    [17]　晋书·张重华传.

    [18]　太平御览，引十六国春秋·前凉录（卷124）[M].

    [19]　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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