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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文学自觉说”的几种主要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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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4:5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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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提出质疑，如俞灏敏就认为“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的产生，有着共同的原因，两者的关系是并行的，而不是因果关系。尽管她也是“魏晋说”的有力支持者。
这些学者对“魏晋说”的具体内容做了比较多的概括、说明与补充。最有代表性的是袁行霈先生的观点。他说：“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学的自觉”，他认为：“文学的自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袁行霈先生对于“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概括，与李泽厚的论述相比无疑更有条理性和系统性，也更为坚实地立足于文学本身。其论述随着由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作为教育部面向21世纪高校文科教材的大量发行，正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三
从表面看来，“魏晋说”的地位仍然稳如泰山，但学术是要推陈出新的。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学者们敏锐的触觉，他们决不会放过原始资料中任何的模糊地带，总是试图从最细微处发现问题，并分析和解决问题。“文学自觉”这个课题也不例外。由于最早提出“文学的自觉”说的铃木虎雄和鲁迅都未详细解释“自觉”的概念，也未论及文学“自觉”的标准，而当代学者对于什么是“文学自觉”本身就存在着理解上的歧义，所以，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对这个说法提出质疑或诘问。
譬如，刘跃进在其著作《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中就提出了“宋齐说”。其主要的依据是：刘宋元嘉十六年于儒家、玄学、史学三馆之外别立文学之馆开始，人们才明确地把文学创作与学术文章区别开来，是文学独立、自觉的标志。他认为“南朝作家从刘宋初年开始，到南齐永明前后，经过几代人数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将中国古代文学从封建政治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并真正深入到文学内部，探索其发展规律，使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也有人认为文学自觉的时间还应提前到先秦时期，认为庄子的具有强烈文学色彩的文章，或者《诗经》的出现，或者屈原及其《离骚》的出现，都可代表文学的自觉。尤其是屈原的个案，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自觉用文字表达爱国情怀的诗人，如果单纯以“人的自觉，文的自觉”为标准来定义“文学自觉”的话，他完全可以视作“文学自觉”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代表人物。
在各种新说中，笔者要为文学自觉“西汉说”写上粗陋的一笔，因为这个观点正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而且是对“魏晋说”的有力挑战。
在“西汉说”的发展历史，最早认为文学自觉始于汉代的是龚克昌先生。他在1981年发表的《论汉赋》首次提到应该把“文学自觉”的时代，“提前到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身上。”；1988年他又发表《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试图从两个方面论证出汉赋是“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第一是“文学意识的强烈涌动，文学特点的强烈表露”，其次是“提出新的比较系统的文艺理论。”
1994年，金化伦在《论汉代文学的自觉性及其意义》中，例举了汉代的政论散文、大赋、传奇文学写作、古诗十九首等文学体裁。这些文学体裁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就是注重文采，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从而由艺术自觉性推导出汉代文学自觉的新说法。不过此文仅以鲁迅先生的话语作为检验“文学自觉”的标准，即“文学的自觉”乃是指“诗赋不必寓教训”、“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等，缺乏对“文学自觉”标准的深刻思考，颇有断章取义之嫌。
真正为“西汉说”撑起架构的是张少康教授。他在《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一文中，明确提出不同意鲁迅先生所提出的、并为主流所沿用的文学的独立和自觉始自魏晋的说法，认为无论是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还是从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来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都应该有一个更长的发展过程。由此，他认为“文学的自觉”从战国后期《楚辞》的创作中已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这个过程的完成可以刘向校书而在《别录》中将诗赋专列一类（的图书分类）作为基本标志。而顾易生和蒋凡合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通过对史料的详细研究，也指出：“文学自觉的种子已经埋伏于两汉，汉人实开启文学批评新高潮来临之先河。”詹福瑞先生也认同这种说法，他指出，“两汉时期,文士的兴起和经生的文士化倾向,有力地推动了文学的自觉”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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