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魏晋南北朝诗学批评大力倡导诗歌创作的个性化与抒情作用，历来为人熟知。然而当时大量新起的诗歌创作形态却反映出更为深层的文学倾向和风气：追求集体性、功利性与交际功能，充分地体现了儒家“诗可以群”的美学观念。这两种倾向在当时并行不悖且水乳交融，诗歌既成为抒发个人性灵的工具，同时也成为公共社会关系的润滑剂。“诗可以群”的倾向是诗歌创作走向普及与繁荣的巨大驱动力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所固有的民族特色之一。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诗歌形态文学观念民族特色
东汉以后，儒学丧失了其独尊的地位，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都处于相对衰微的境地，玄学和佛学则成为儒学之外的两大思想文化力量，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日渐深广；但经过两汉儒学诗教的长期影响，其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形成集体无意识的潜在积淀，因而实际上儒学仍然起着主导作用。
在魏晋南北朝文坛上，有一种复杂的文学现象：当时诗学批评主要揭示与倡导诗歌创作的个性化与抒情功能，这对儒学强调文艺为政教服务的传统美学观念起了一定的解构作用；然而在当时的创作形态上，却呈现出另一种文学倾向和文学风气，即在创作上追求集体性、功利性与交际功能，这实际上在强化和体现儒家“诗可以群”的美学观念。这两种文学倾向在当时是并行不悖的，但是由于前者有明确的理论形态表述，故容易为人所注意和认可；而后者并没有明确的理论阐述，而且主要体现在一些具体而分散的创作形态上，所以往往为前者所掩盖，甚至被人忽视。本文尝试从魏晋南北朝所出现和风行的一些具体创作形态入手，分析当时的文学创作如何体现出儒学“诗可以群”的文学观念。
一
唱和是较早出现的诗歌集体性创作的形态，其渊源甚早，《诗·郑风·NFDA2兮》云：“NFDA2兮NFDA2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孔子也说过：“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礼记·乐记》谓“倡和清浊，迭相为经。”孔颖达疏：“先发声者为倡，后应声者为和。”《淮南子·说山训》云：“夫善歌者使人续其声，善作者使人绍其功。”早期文献中的所谓“和”，并非创作，往往是有声无辞，表示欣赏而随声附和，以获得一唱三叹之美。不过，相传舜与皋陶的赓歌是唱和而有辞的，虽然其真实性难以肯定，但其诗已载于《尚书·益稷》之中，所载的文献显然是相当古老的，所以皋陶的赓歌可以看成是唱和形态的萌芽。
然而，成熟的唱和诗形态却较为晚出。从现有的传世文献来看，文人之间唱和的诗歌形态到了东晋时代才真正形成。东晋的释慧远作有《游庐山诗》或题为《庐山东林杂诗》，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二○》。，刘程之、王乔之和张野三人都写过《奉和慧远游庐山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一四》)。〖HT〗东晋之后，唱和风气开始兴盛。晋宋以还，唱和活动与公宴之风相结合，益发兴盛，同时又促使了一些诗歌形态的成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八《玉山名胜集》提要谓：“宴集唱和之盛，始于金谷、兰亭”。又集部卷一六八《咏物诗》提要谈到咏物诗的发展时说：“昔屈原颂橘，荀况赋蚕，咏物之作，萌芽于是，然特赋家流耳。……其托物寄怀，见于诗篇者，蔡邕咏庭前石榴，其始见也。沿及六朝，此风渐盛。王融、谢NFDA3，至以唱和相高，而大致多主于隶事。”可见六朝的唱和对于咏物诗的发展和繁荣起了促进作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中有“和诗”者近二百首，可见唱和诗在当时之盛。
六朝唱和诗大致和意而不和韵。宋人洪迈说：“古人酬和诗，必答其来意，非若今人为次韵所局也。观《文选》所编何劭、张华、卢谌、刘琨、二陆、三谢诸人赠答，可知矣。”〖HTK〗(《容斋随笔》卷一六)到了唐代元、白诸人，唱和诗遂从和意走向和韵，这是唱和诗发展的一大转折。不过，和韵创作形态的萌芽在六朝也已出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松陵集》提要谓“依韵唱和，始于北魏王肃夫妇。”按“王肃夫妇”之说不甚准确。《洛阳伽蓝记》卷三记载王肃在江南，娶谢氏女，及至京师，复尚公主，其后谢氏为尼来奔，作诗赠肃。公主亦代肃赠谢。《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魏诗卷二》录谢氏《赠王肃诗》与陈留长公主《代答诗》二诗如下：“本为箔上蚕，今为机上丝。得络遂腾去，颇忆缠绵时。”(谢氏)“针是贯绅物，目中常NFDA4丝。得帛缝新去，何能衲故时。”(陈留长公主)陈留长公主之诗，仍按谢氏诗韵，并按“丝”、“时”之次序，也可看做次韵。宋人程大昌《考古编》卷七“古诗分韵”条以《洛阳伽蓝记》所载诗为次韵先例。故赵翼认为：“则六朝已有此体，以后罕有为之者，至元、白始立为格耳。”(《陔余丛考》卷二三《和韵》)齐梁时代也出现一些和韵之作。清代吴乔《围炉诗话》卷一也说：“萧衍、王筠《和太子忏悔诗》，始是步韵。步韵，乃趋承贵要之体也。”吴乔指出步韵为“趋承贵要之体”，而此体始于六朝。庞垲《诗义固说》上也说：“梁武帝同王筠《和太子忏悔诗》押韵，晚唐效之。”可以说，唐宋所流行的诗歌创作和韵、次韵的萌芽在六朝都已出现了。
《陈书》卷二七《姚察传》载，姚察由梁入陈，在钟山明庆寺“遇见梁国子祭酒萧子云书此寺禅斋诗，览之怆然，乃用萧韵述怀为咏”，这首诗名为《游明庆寺诗》，收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三，正是“和韵”之作。
诗歌赠答有着古老的传统。《荀子·非相》谓：“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据古人所说，《诗经》中就有一些赠诗。如《诗序》所言：“周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NFDA5》焉。”相传苏武与李陵的古诗也是较为古老的赠答诗。后汉蔡邕有《答卜元嗣》诗云：“斌斌硕人，贻我以文。辱此休辞，非余所希。敢不酬答，赋诵以归。”(《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七》)至魏建安时代开始，赠答诗始大盛。魏晋南北朝时期现存诗歌中，“赠诗”七百多首、“答诗”约四百首。《文选》卷二三至卷二六皆收入“赠答”类诗，在《文选》所收诸类诗歌中所占分量最大。赠答诗与唱和诗关系密切，有些答诗就是和诗，如《文选》卷二六就收入了颜延年的《和谢监灵运》。
唱和诗这种创作形态的勃兴正反映出一种新的诗学观念，即以诗歌作为社会交际、感情交流的工具。唱和大体可分为文人间的唱和与奉命唱和两种：前者是文人之间意气相投的诗艺交流，后者主要是君臣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应酬交际之作。文人之间的唱和尤其值得重视，因为原作与唱和诗在题材与体裁等方面，往往是比较相近甚至相同的，这种创作形态对于诗人们来说，既可以文会友，在艺术上起一种切磋促进作用，也是潜在的竞赛和优劣的比较，甚至对于文学集团与文学流派的形成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
公宴之风，始于先秦。《诗经》中已有大量的宴饮诗，《左传》、《国语》等关于各国诸侯大夫在宴享时赋诗的记载，更说明了早期诗歌的社会交际功用。不过，春秋时期的赋诗基本上是“赋诗断章”，而非自己所创作。公宴之上集体作诗、赋诗之风始盛于魏晋南北朝，而且，与春秋时代的赋诗着重于各国之间的政治外交应对不同，魏晋南北朝的公宴诗基本上是统治集团内部人际关系的润滑剂，着重于沟通君臣、臣僚之间的感情，进一步发挥了“诗可以群”的功能。六朝大量的公宴诗，其内容多写集体的宴饮、游乐，也有些是咏物或怀古之作，借此表达臣僚之间、君臣之间的感情。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谈到曹魏时代最高统治者非常重视诗歌：“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NFDA6。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并说建安诸子“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在《明诗》篇中又说建安诗人“并怜风月，狎池苑，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这种公宴赋诗的风气，逐渐成为一种传统。南朝时，宋“明帝秉哲，雅好文会”(《文心雕龙·时序》)；梁朝“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于是武帝每所临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是以缙绅之士，咸知自励。”(《南史·文学传序》)裴子野《雕虫论》还说：“(宋明帝)每有祯祥及行幸宴集，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则请托不暇，困于课限，或买以应诏焉。”在这种场合，一些好胜的“戎士武夫”也会附庸风雅。如梁代大将军胡僧虽然“不解辑缀”，但“每在公宴，必强赋诗，文辞鄙俚，多被嘲谑，僧怡然自若，谓己实工，矜伐愈甚。”(《梁书》卷四六《胡僧传》)武将赋诗最有名的莫过于梁武帝时曹景宗“归来笳鼓竞”之作，又如出生于泰山梁甫的羊侃，梁武帝曾制《武宴诗》三十韵以示侃，“侃即席应诏，高祖览曰：‘吾闻仁者有勇，今见勇者有仁，可谓邹、鲁遗风，英贤不绝。’”(《梁书》卷三九《羊侃传》)可见君臣对儒学价值观念心有戚戚。公宴诗也颇为时人所重，如《梁书》卷二三《王藻传》说他“善属文辞，尤好古体，自非公宴，未尝妄有所为，纵有小文，成辄弃本。”可见当时不但“诗可以群”，而且写诗也已经成为高雅的“群”所必要的基本素质。
在公宴上赋诗，也就出现即席的创作。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四《即席》条谓：
宋武帝延后进二十余人，置酒赋诗。萧介染翰即成，文不加点。臧盾以诗不成罚酒一斗，盾饮尽，言笑自若。帝曰：“臧盾之饮，萧介之文，皆席之美也。”《南史》：梁武帝制武宴诗三十韵示羊侃，侃即席上应诏。后世即席赋诗本此。
赵翼认为“即席赋诗”创作的风气，始于刘宋。此前的“即席”创作之风，主要集中在作赋方面，比如枚皋“为文疾，受诏则成”(《汉书》卷五一本传)，又如祢衡在黄射宴会上应命所作之《鹦鹉赋》，范晔称其“揽笔而作，文无加点”(《后汉书》卷一一○《文苑列传·祢衡传》)。江总《赋得一日成三赋应令诗》对即席作赋有详细描写：“副君睿赏遒，清夜北园游。下笔成三赋，传觞对九秋。飞文绮NFDA7采，落纸波涛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八)也可见诗、赋同作之风。当然，即席赋作通常篇幅较为短小，有时甚至只是寥寥几句，如《三国志·吴书》卷五六《朱桓传》裴松之注引《文士传》：
张NFDA8子纯，与张俨及(朱)异俱童少，往见骠骑将军朱据。据闻三人才名，欲试之，告曰：“……其为吾各赋一物，然后乃坐。”俨乃赋犬曰：“守则有威，出则有获。韩庐宋鹊，书名竹帛。”纯赋席曰：“席以冬设，簟为夏施。揖让而坐，君子攸宜。”异赋弩曰：“南岳之干，钟山之铜。应机命中，获隼高墉。”三人各随其目所见而赋之，皆成而后坐。据大欢悦。
这样的即席之赋，形态已近于诗。由于魏晋南北朝流行的五言诗歌体制较便于集体参与，所以即席作诗之风逐渐盛于即席作赋了。即席创作既体现出群体之间相处之乐，对于诗人的才思也是一个考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
竟陵王子良尝夜集学士，刻烛为诗。四韵者则刻一寸，以此为率。(萧)文琰曰：“顿烧一寸烛，而成四韵诗，何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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