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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可以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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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4: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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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韵法”条云：
《困学纪闻》云：“梁元帝《赋得兰泽多芳草诗》，古诗为题见于此。”至今场屋中犹用之。然所谓“赋得”之义，多习焉不察，今乃知亦赋予之赋。盖当时以古人诗句分赋众人，使以此为题也。《江总集》中有《赋得谒帝承明庐》《赋得携手上河梁》《赋得
泛泛水中凫》《赋得三五明月满》等诗，并是此义。题非一题，人非一人，而己所得此句也，故曰“赋得”，今场屋中诗通场共一题，而亦袭用其名，误矣。
愈樾强调六朝的“赋得”形态特点是“以古人诗句分赋众人”，“题非一题，人非一人”，与同题共作不同。赋得诗对后来的科举考试诗体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唐代考官以古人诗句或者各种事物为题，令考生作五言排律六韵或八韵，称为“试帖”或“试律”，题目也常常用“赋得”，但与六朝的“题非一题，人非一人”的情况倒不太一样，因为同题共作的考试更容易比较出优劣来。唐代以后，试帖诗成为科举诗体之一种。其中也出现过一些佳作，比如为人熟知的钱起《湘灵鼓瑟》就是一例。很明显，试帖诗继承了齐梁以来的赋得诗传统，而且在扣题、铺写等诗体结构方面更加谨慎细密，逐渐成为一种考试诗体的格式。不单是“诗可以群”，而且成为朝廷权衡高下，选拔人才的程式。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一“诗题”条云：“唐人以诗取士，始有命题分韵之法，而诗学衰矣。”袁枚《随园诗话》卷七也批评道：“至唐人有五言八韵之试帖，限以格律，而性情愈远。且有‘赋得’等名目，以诗为诗，犹以水洗水，更无意味。从此，诗之道每况愈下矣。”实际上，这种赋得诗源于齐梁，而且后来还出现了限韵之作，如庾肩吾《暮游山水应令赋得碛字诗》，就与分韵相关，陈后主集中最多此种赋得诗，只是唐代试帖诗诗体形式要求更趋严格罢了。顾炎武还认为：“古人之诗，有诗而后有题；今人之诗，有题而后有诗。有诗而后有题者，其诗本乎情；有题而后有诗者，其诗徇乎物。”持相似看法的人不在少数。诗歌命题在古诗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和影响有其特别之处参见拙作《古诗制题制序史》，《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而赋得诗突出的命题特征更值得我们注意，其诗题本身和作品数量之多就已经很好地体现出“诗可以群”的创作方式和特点了。
五
联句诗联句，又称“连句”，赵翼《瓯北诗话》卷三谓“六朝以前谓之连句”。，即是由两人或多人共作一诗，联结成篇，是比较典型地体现诗歌创作集体性的形态。在大量的联句诗出现之前，联句这种创作形态早已出现。如《大言赋》与《小言赋》相传为楚襄王、唐勒、景差、宋玉共造，性质就近于联句诗。虽然两赋的年代可存疑，不过比起真正可靠的联句诗来，恐怕还是要早些。传统文体学史家认为，联句诗始于《柏梁台诗》袁枚《随园诗话》卷七则以为联句的起源更早：“联句始《式微》，刘向《列女传》谓：《毛诗》‘泥中’、‘中露’，卫二邑名。《式微》之诗，二人同作，是联句之始。”按：《式微》为《国风·邶风》，二章八句，其诗旨众说不一。袁枚的这种说法恐怕推测成分太多而未有实证。，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谓：“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据说汉元封三年，柏梁台上君臣聚会，先是皇帝作一句七言诗，然后由亲王、丞相、大将军等按职位高低依次各续一句，且共用一韵。此诗后人多有怀疑，因诗中所言的“大鸿胪”、“大司农”、“执金吾”、“京兆尹”等官职，元封三年尚无。而梁孝王乃汉文帝之子，元封三年前已去世，不可能参与作诗。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一“柏梁诗”条。然此诗见于《东方朔别传》，纵是伪作其时代也是比较早的。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已提到此诗，而且现存文献中还没有比它更早的联句形式。关于《柏梁诗》的真伪与时代问题的争论，详见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第五章第四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联句与同题共咏处于相近的文学史背景，这就是注重诗歌创作的集体性形态。
联句诗盛于六朝。而较早的成熟的联句形态是晋朝贾充《与妻李夫人联句》。此联句为一人两句，押韵则比较自由。这种联句正好表现了夫妻之间的情感与夫唱妇随的家庭情景。联句作诗并无定式，或一人一句一韵，或一人两句一韵乃至两句以上者，依次而下，联成一篇，后来较多的是一人出上句，继者须对成一联，再出上句，轮流相续，最后结篇。《文体明辨序说》：“按联句诗起自《柏梁》人各一句，集以成篇。其后宋孝武《华林曲水》，梁武帝《清暑殿》，唐中宗《内殿》诸诗，皆与汉同。唯魏《悬NFDB6方丈竹堂宴飨》，则人各二句，稍变前体。自兹以还，体遂不一：有人各四句者，如陶靖节集所载是也。有人各一联者，如杜甫与李之芳及其甥宇文所作是也。有先出一句，次者对之，就出一句，前人复对之者，如韩昌黎集所载《城南诗》是也。”晋宋时代不少人作诗用联句，与柏梁体不同的是，大抵为一人作四句，并有较完整的意思。王士NFDB7《带经堂诗话》卷一说：“联句昔人各赋四句，分之自成绝句，合之乃为一篇，谢NFDA3、范云、何逊、江革辈多有此体。”这种联句颇近于后来的绝句，所以有些学者曾以此为后来五言绝句所从出。如陶潜诸人咏雁的《联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一七》)：
鸣雁乘风飞，去去当何极。念彼穷居士，如何不叹息。(渊明)
虽欲腾九万，扶摇竟何力。远招王子乔，云驾庶可饬。(NFDB8之)
顾侣正徘徊，离离翔天侧。霜露岂不切，务从忘爱翼。(循之)
高柯擢条干，远眺同天色。思绝庆未看，徒使生迷惑。(渊明)
此联句在形式上和柏梁体有较大不同，一是以五言而不是以七言联句，这是受当时五言兴盛之影响；另外采用隔句相押方式，而不是像柏梁体那样，一人一句，句句入韵。
江革《赠何记室联句不成诗》：“龙鳞无复彩，凤翅于兹铩。畴昔似翩翩，今辰何乙乙。”何逊《答江革联句不成》：“日余乏文干，逢君善草札。工拙既不同，神气何由拔。”这两首诗反映出当时文人对联句的态度和看法，正如《文体明辨序说》中所说的联句创作“必其人意气相投，笔力相称，然后能为之”。一方面，诗人们往往以联句形式表达彼此之间的相契相知、意气相投的友情；另一方面，在联句创作中，因为诗人们有相同的创作背景，面临相同的形式要求，所以比起其它形式的诗歌创作，在评价诗人方面更具可比度，于是联句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文人之间自觉或不自觉的“友谊比赛”。
六朝的联句与唱和关系非常密切，许多联句其实都包含着唱和的意味。有些在特别的情形下的联句，往往包含着自然流露的强烈感情。《宋书》卷四四《谢晦传》载，谢晦叛乱被诛，从子谢世基坐从，谢世基“临死为连句诗曰：‘伟哉横海鳞，壮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晦续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无智力。既涉太行险，斯路信难陟。’”又如，《南史》卷五三“梁武帝诸子”载，梁武帝第八子武陵王萧纪在蜀地僭立为梁王，梁元帝萧绎下萧纪之子萧圆正于狱，并派兵西征，有感于兄弟相残，元帝赋诗一首：“回首望荆门，惊浪且雷奔。四鸟嗟长别，三声悲夜猿。”萧圆正“在狱中连句”曰：“水长二江急，云生三峡昏。愿贳淮南罪，思报阜陵恩。”据说梁元帝“看诗而泣”，因为萧圆正的连句实际上也是饱含悔罪之情的和诗，才如此牵动梁元帝的情怀。
六
每个时代文学思潮的表现是多样的，见诸文字的理论如专论、序跋等，容易为人所注意和认可；但是许多人们司空见惯而又习焉不察的事物或现象，有时反而可能更真切地反映人们深层的思想观念。文体创作形态就是如此。文体形态是人类感受世界、把握世界、阐释世界的方式之一，它们是历史的产物，积淀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当特定的文体形态与群体的感受方式和时代精神相对应时，才得到普遍的接受，这正是某些文体形态在特定时代兴盛的基础。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坛上，兴起一些创作形态，这些创作形态往往又是交织而兼用的，当然，有些创作形态早在魏晋以前就出现了，但是直至魏晋南北朝才形成风行的局面。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因为这些创作形态从总体上呈现一种当时诗坛上带共性的审美趣味：它们都体现出诗歌创作上注重集体性、功利性与交际功能的倾向，这反映了与当时人们所公开标榜的文学理论迥然不同的趣味。
东汉以后，儒学衰微，玄学振起，通常人们认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倾向是注重个性化与审美，但这仅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魏晋南北朝实际的文学创作中所反映出来的注重集体性、实用性与交际功能的观念，也是不可忽视、无法回避的。然而这种观念往往为人所忽略，而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对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潮风貌的掌握就可能是不完整的。
魏晋南北朝文坛与儒学传统之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复杂论题。固然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创作，对强调文学为政治教化服务的儒学文艺观有所突破，但在深层方面，仍然受到儒学的巨大影响，甚至对儒家文艺观有所发挥，比如他们在创作形态上，比起前代都更充分地体现和发挥了儒家“诗可以群”的美学观念。
孔子曾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孔子主要是就《诗》的吟诵与运用来立论的。所谓“群”，何晏《集解》引孔安国的话说是“群居相切磋”，朱熹《四书集注》说是“和而不流”，“诗可以群”就是指人们可以用诗歌来交流、沟通思想感情，起到协和群体的作用。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群”的思想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孔子主张君子要“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他不主张个人离群索居，《论语·微子》中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他非常强调人的社会性、集体性，强调人只有生活于社会伦理关系之中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人必须结成群体共同生活，个人的意志需求应该建立在社会群体的情感、社会责任、社会行为的基础上，个体与群体和谐相处，协作团结，在儒家的理论体系中，人具有互相依存的社会性。“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儒学建构了以仁为核心，以血缘亲情关系推衍到社会集体乃至民族国家的思想体系。这是一种比较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入世精神，表现出对人生、社会和集体的关注和积极的参与精神。儒家伦理学并不忽视个人价值，但相较而言，更重群体，这正是与道家那种高扬个性而超然物外、隐遁山林、逃避人生的态度绝不相同的。所以“诗可以群”反映出儒家对于文学艺术的某种需求，也就是通过文学艺术而达到上下和悦、互相仁爱、协作团结的特殊作用，这是儒家所提倡的“仁者爱人”即真诚互爱的仁爱精神在美学上的反映和要求。
儒学的地位在魏晋南北朝虽然不及汉代，但是儒学的一些内在精神在人们的观念中仍处于统治地位。虽然，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很少直接和系统地阐发儒学“诗可以群”的诗学思想，但是在创作上却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热衷于实践和发展着这种观念。同气相求，以文会友是古代儒家标榜的伦理传统。《易·兑》谓“君子以朋友讲习。”《小雅·伐木》谓“嘤之鸣兮，求其友声。”《论语·颜渊下》：“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魏晋以后，文人在社会生活中交往更为广泛而频繁，社会交际变得越来越重要，诗歌创作在注重个人“
吟咏情性”的抒情功能的同时，其诗歌创作的集体性、功利性与交际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上述所涉及的种种文学形态正反映了这种文学倾向与文学观念。
在魏晋南北朝这种注重文学的集体性、功利性与交际功能的风气之中，我们看到统治者对这种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魏晋南北朝的许多统治者都喜爱文艺，他们积极参与文学创作，并对其内容与形式起着导向作用。六朝的许多诗歌创作活动是在君主与权贵的主持下进行的，一些诗人的创作则是奉君主与权贵之命而作的。虽然，在魏晋南北朝主张诗歌为政治教化服务的理论声音较前弱化，但是却开始出现统治者占据文学话语权的趋势，出现了遵命文学的趋势。
“诗可以群”的意义与作用是双向的。在魏晋南北朝，由于文学观念的自觉，诗歌创作的地位提高了，诗歌既成为抒发个人性灵的工具，也开始成为公共社会关系的润滑剂。魏晋南北朝文人对于这种创作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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