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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可以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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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4: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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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乃与令楷、江洪等共打铜钵立韵，响灭则诗成，皆可观览。
这则史料非常传神地记录了当时诗人的即席创作活动，先是以刻烛来限制写诗的时间，大家犹嫌其易，所以竟出现打铜钵立韵，要求“响灭则诗成”，可见这种即席作诗在当时已成为一种诗思敏捷的竞赛。梁武帝萧衍经常主持这种即席限时的创作，并对优胜者多加褒奖，甚至加官进爵。《梁书》卷四○《褚翔传》载：“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群臣乐游苑，别诏翔与王训为二十韵诗，限三刻成。翔于座立奏，高祖异焉，即日转宣城王文学，俄迁为友。时宣城友、文学加它王二等，故以翔超为之，时论美焉。”又《南史》卷二二《王规传》载梁武帝“诏群臣赋诗，同用五十韵。规援笔立奏，其文又美，武帝嘉焉，即日授侍中。”《梁书》卷一四记姚察说：“观乎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代取人，多由文史。”从上可见当时取士的风气之一斑。
钟嵘《诗品序》谈到诗歌创作的动因时说：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官。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
嘉会与离群都是诗歌创作的动因，这里把诗“可以群”与“可以怨”相提并论，而怨也是因为“离群”。
魏晋南北朝文士之间的欢聚与离别给诗人提供了丰富的情思与灵感，《文选》收公宴诗十四首、祖饯诗八首，而赠答诗收得最多，共收七十二首，而其中佳作也相当多。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谓：“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其实，这种“感动激发人意”的“好诗”部分传统在魏晋南北朝就形成了。
三
从魏晋开始，统治者热中参与、倡导文学创作，这种风气导致了一系列新兴文学形态的出现，如应制、应令、应教、奉和、奉答等诗的大量涌现，这些诗歌是臣僚应皇帝、太子、诸王之命所作或者所唱和的，内容以歌功颂德为主，风格则典实富艳。应制诗、应诏诗与应教诗等艺术形式不但反映出当时以诗歌作为交际工具的诗歌潮流，也标志着遵命或奉命文学的出现。同时，这又引发一些新的创作形态，如诗、赋的同题共作。
诗歌创作的题目原本应该是非常个人化的，但是魏晋时代出现诗歌题目集体化的倾向，即同题共作之风。同题共作之风始于建安时代。王芑孙《读赋卮言·谋篇》说：“自魏以来，群臣多云同作，或命某和，或被招作。”所论为赋，但诗歌创作也是如此。邺下集团同题共作的风气始于宫廷的奉命而作。《初学记》引《魏文帝集》曰：“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NFDA9、应NFDB1等同作。”魏文帝《玛瑙勒赋序》：“玛瑙，玉属也。……余有斯勒，美而赋之，命陈琳、王粲并作。”李善注潘岳《寡妇赋》引魏文《寡妇赋》序“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作之。”这种风气反映出当时统治者喜欢以集体性的诗赋创作为工具，来达到协调君臣之间与统治集团内部人际关系的目的。我们注意到，魏晋南北朝诗人的同题共作，其诗题往往集中在咏物之上，这也是咏物诗在此期间兴盛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相同的背景下，“分题”与“分韵”创作形态也出现了。所谓“分题”是指若干诗人分探得题目以赋诗，亦称“探题”，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列有“分题”并说：“古人分题，或各赋一物，如云送某人分题得某物也。或曰探题。”这种分题的风气大约始于南齐，王融、沈约、虞炎、柳恽与谢NFDA3等人在宴席上，分别以座上所见之物为题而赋诗〖ZW(〗《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诗卷四》收录谢NFDA3与诸人同咏座上所见一物之诗，所咏之物如镜台、灯、烛、琴、乌皮隐几、席、竹火笼等。，此后分题诗便盛行起来。“分韵”或称“赋韵”，是指相约作诗，举定数字为韵，互相分拈，而各人就所得之韵赋诗。《南史》载梁代曹景宗在武帝为其凯旋而召集的宴会上，用群臣挑剩的“竞”“病”二韵成五言四句诗一首：“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曹景宗所分得为僻韵，而所作却雄壮且自然，颇为难得，故传为佳话。洪迈说南朝人作诗多先赋韵：
南朝人作诗多先赋韵，如梁武帝华光殿宴饮连句，沈约赋韵，曹景宗不得韵，启求之，乃得“竞”、“病”两字之类是也。予家有《陈后主文集》十卷，载王师献捷，贺乐文思，预席群僚，各赋一字，仍成韵，上得“盛、病、柄、令、横、映、NFDB2、并、镜、庆”十字，宴宣猷堂，得“迮、格、白、赫、易、夕、掷、斥、坼、哑”十字，幸舍人省得“日、谧、一、瑟、毕、讫、橘、质、帙、实”十字。如此者凡数十篇。今人无此格也。〖HTK〗(《容斋续笔》卷五“作诗先赋韵”)
俞樾《茶香室丛钞》四钞卷一三“古人分韵法”条对六朝分韵方式进行了分类：
又按，即陈后主集考之，颇得古人分韵之法，如《立春日泛舟元圃各赋一字六韵成篇》，则所赋之韵止一字外，五韵任其自用者也。如云《献岁立春泛舟元圃各赋六韵》，则所赋者有六字，各人以所赋韵作六韵诗一首也。如云《上巳元圃宣猷堂禊饮同共八韵》，则所赋八字在坐同之，人人以此八字作八韵诗一首也。各赋一字最宽，如今诗限官韵耳，各赋六韵较严，六韵外不得更溢一字，然犹一人有一人之韵也。同共八韵，则人人用此八字，竟如今之次韵诗矣。
分题、分韵的集体创作方式体现了娱乐化和游戏化的倾向，使君臣和悦，上下尽欢，而在这种娱乐化和游戏化的集体创作中，又暗含着比较高下的意味，这种“群居相切磋”的创作现象表明，自觉追求创作的集体性和功利性已成为当时的风气。
史书中关于“剧韵”、“强韵”的记载也说明，齐梁时代已经非常重视在集体创作中诗人用韵的能力了。当时风气往往喜欢限韵限时赋诗，才思敏捷、用韵自如者最为人钦赏，如《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说萧统“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梁书》卷二五《萧子显传》记载萧子显之子萧恺：“时中庶子谢NFDB3出守建安，于宣猷堂宴饯，并召时才赋诗，同用十五剧韵，恺诗先就，其辞又美。太宗与湘东王令曰：‘王筠本自旧手，后进有萧恺可称，信为才子。’”《陈书》卷三四《徐伯阳传》云：“(鄱阳)王率府僚与伯阳登匡岭，置宴，酒酣，命笔赋剧韵二十(《南史》作“剧韵三十”)，伯阳与祖孙登前成，王赐以奴婢杂物。”这种风气沿至唐代，《东观奏记》卷下记载唐宣宗“每择剧韵”令僧从晦赋诗，“亦多称旨”。唐代诗人刘禹锡《牛相公见示新什谨以韵次用以抒下情》云：“剧韵新篇至，因难始见能。”关于强韵，《梁书》卷三三《王筠传》载：“筠为文能押强韵，每公宴并作，辞必研美，(沈)约常从容启高祖曰：‘晚来名家，唯见王筠独步。’”“剧韵”、“强韵”关于强韵，详可参看余恕诚、张柏青《“强韵”考论》一文，载《国学研究》第七辑，收入《古典文学与文献论集》，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均是生僻难押之韵，制作难度大，加上齐梁时往往限时赋诗，因此最能表现诗人因难见巧的独到才能，同时也是品评诗人诗作的标准之一。
分题分韵方式的出现标志着诗歌创作出现由他人命题或随机选题而作的风气，在这里，诗歌创作的个性化首先受到集体性规范的制约。诗人要有娴熟的技巧和广博的知识，才能对各种题目应对自如，或在所限的韵中运用自如，不致受到拘束。分题与分韵无疑增进诗歌创作的难度，当时人们之所以乐于此道，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诗歌制作重视创作的集体性与社会交际的新时尚。 四
与宴会集体创作的分题形式相关，齐梁间还出现了以“赋得”为题的诗歌创作形式。赋得诗主要是在文人集会、宴会上所作，即“赋诗得某题”之意。有的诗题就已标明是在公宴上所作，如王枢《徐尚书座赋得可怜》、刘孝威《侍宴赋得龙沙宵月明》、阴铿《侍宴赋得竹》、江总《侍宴赋得起座弹鸣琴诗》等等。其中不少是皇帝主持的公宴，像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陈后主等，皇帝本人也是赋得诗创作的参与者。上行下效，赋得诗风气盛行于齐梁陈三代，与皇帝的爱好和参与是分不开的。赋得诗中有不少标明是应令诗、应诏诗、应教诗等，最能说明统治者带头参与集体创作活动的特点，如萧推《赋得翠石应令诗》、庾信《行途赋得四更应诏诗》、张正见《初春赋得池应教诗》及《赋得秋蝉喝柳应衡阳王教诗》等。
从诗题看，赋得诗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赋得诗以古人诗句为题，如《玉台新咏》中，刘孝绰《赋得遗所思》(出自《楚辞·山鬼》“折芳馨兮遗所思”)、朱超道《赋得荡子行未归》(出自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荡子行不归”)。《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所收更多，如梁元帝萧绎《赋得涉江采芙蓉》、《赋得兰泽多芳草》(均出自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张正见《赋得落穷巷士诗》(出自左思《咏史诗》“落落穷巷士”)、《赋得日中市朝诗》(出自鲍照《代结客少年场行》“日中市朝满”)等等。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集部别集类《须溪四景诗集》提要云：“考晋宋以前，无以古人诗句为题者。沈约始有《江蓠生幽渚》诗，以陆机《塘上行》句为题，是齐梁以后例也。沿及唐宋科举，始专以古句命题。其程式之作，唐莫详于《文苑英华》，宋莫详于《万宝诗山》，大抵以刻画为工，转相效仿。”这段话对赋得诗的历史发展及特征论述得扼要清楚，沈约《江蓠生幽渚》诗尚未标举“赋得”为名，还是偶一为之，到后来“赋得”诗盛行，就形成了固定的诗题。今考现存魏晋南北朝诗歌，题中标有“赋得”者共一百一十多首，另外有的诗虽然不以“赋得”为名，实际上也还是赋得诗，如张正见《秋河曙耿耿》
(出自谢NFDA3《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诗》“秋河曙耿耿”)
等，有的可能是独自写作时的练习之作，故不用赋得之名。这类以古人诗句为题的赋得诗，是最为典型的命题之作，要求诗人在古人诗句规定下扣题写作，竭力翻出新意，尽管其中也有佳作，但更多的往往是规摹前人，难以自出手眼。
第二类赋得诗以即目所见之事物为题，所赋之事物从自然万物到人工制品，巨细不拘，与齐梁盛行的咏物诗风气有密切关系。赋得形态与咏物诗、公宴诗之盛密切相关。从南齐永明年间起，咏物诗大兴。今存咏物诗最多的是沈约、谢NFDA3、王融、范云、萧衍，可以看出，竟陵八友当时就是咏物诗积极创作者。当时许多咏物诗就是上流社会的聚会、公宴活动的产物。参见刘跃进《永明诗歌平议》，《文学评论》1992年第6期。如梁简文帝萧纲《赋得桥诗》、《赋得白羽扇诗》，梁元帝萧绎《赋得竹诗》、《赋得春荻诗》等，又如刘孝绰、刘孝威、徐NFDB4、庾肩吾、庾信等均有此类诗，《梁书》卷五○《王籍传》载，王籍“尝于沈约坐赋得《咏烛》，甚为约赏”，可以想见这些诗酒宴会的常客集体创作和评赏的特点。前人的咏物诗往往是借物抒情，在情而不在物；而赋得咏物诗则往往以刻画物态精细入微取胜，更着重在描绘、刻画事物本身情态，其特点更类似赋体穷形尽相的“体物”，而少了诗歌“缘情”的创作冲动。由于赋得诗的集体创作形式和宫廷馆阁生活的视野限制，更加突出了这方面的特征。裴子野《雕虫论》曾经批评宋齐诗风“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其实用来评价齐梁时这类赋得诗，也是切中肯綮的。
赋得诗中也有送别诗类，如张正见《别韦谅赋得江湖泛别舟诗》、王胄《赋得雁送别周员外戍岭表诗》；有的应该是友人唱和之作；除了古人诗句外，也包括古歌谣、古人事迹(如周弘直《赋得荆轲诗》)等。在赋得诗的诗题中，保存了不少古人的诗句，有的今已不存，可作为辑佚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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