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家，孔孟荀及老庄，都讲“俟时”。士君子从政，需待时而动，即需要有时势。“时”指什么样的时势？是举贤授能的时势吗？若是，这种时势能自己到来吗？若不能，又如何能到来？太公钓鱼，以待文王，这一方面昭示了隐世不等于出世，同时也透露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不是文王，太公岂不没有施展才干的机会，没世而名不称？如果贤君明主久久不出现，天下之士君子岂不淹没殆尽？更进一步，若天下之士君子都等待，时势怎么能到来？天下又如何能从无道转向有道？士君子岂非终不免于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即便“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但贤而不用，又如之何？抑或随意而用，随意而废，又如之何？

     时势既不可坐而待之，又不甘心大道颓废，所以，应该追问：是“俟时”还是“造时”？怎么办？孔子从直线转向曲线拯救天下，是因为时命大谬而作的无奈的退却。这种退却，是委曲求全。一旦委曲求全，即便是暂时的退却，也毕竟是退却。退却，本身便意味着丧失或颓废——因道的颓废而导致人的颓废以及道与人的相互颓废，“道丧世矣，世丧道矣。世与道交相丧也”（《庄子·缮性》）。 是退还是进？是进亦忧退亦忧。进，又如何两全其美，既不杀身，又能成仁，生与义得而兼之？这难道仅仅是夫子遭遇的困境？“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进退之间，更让人牵心的乃是慎终追远而涌动的不可断绝之幽思：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我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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