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游》不仅是《庄子》“内七篇”首篇，而且是重要性首屈一指的庄学“自由论”。旧庄学不重视“文学性强”的《逍遥游》，只重视“哲理性强”的《齐物论》，结果既无法读通《齐物论》，也无法读通整部《庄子》。

    《逍遥游》共三章，首章十二节以鲲鹏、蜩鸠、尺��等几则动物寓言阐明庄学义理，并把庄学义理抽象应用于人类社会，最后结以庄学至境——“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个中究竟，可参阅笔者在《书屋》发表的有关“庄学”文章。次章则以四则人物寓言，把庄学义理具体应用于社会群体。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

    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实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第十三节：“古代”的“尧让”寓言，阐明“至治不治”。奥义藏于尧言“天下治”、许言“不治”及尧、许重言之“尸”。

    由于夭阏（坠落、停滞之意）大知津津乐道“尧舜禅让”传说，因此次章之始，就是针锋相对的解构性寓言“尧让许由”。

    “日月”、“时雨”阐明至知至人领悟“造化”真道，“爝火”、“浸灌”揭示夭阏大知倡导“文化”伪道。

    让唐尧自言面对至人许由“自视缺然”，是讽刺夭阏大知：奉尧舜为圣治明君的你们，为何竟无“自视缺然”之感？

    许言是对“至境”三句的变文演绎：不窃“君”名，不居“治”功，不充“己”欲。“予无所用天下为”，揭露了君主与夭阏大知的用天下以自为。

    尧言“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许言“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连接关钮是“尸”字。古人祭神，而神不可见，遂以活人象征性假借被祭之神，谓之“尸”。庄子暗示，造化大匠才是“真宰真君”，俗世君主实为“假宰假君”。

    许言的字面显义是：“庖人”喻尧，“尸祝”喻己，表示至人不愿越俎代庖。许言的庄学奥义则是：“庖人”喻道，“尸祝”喻君，告诫俗世君主不要越俎代庖。因为造化治世，如同不治；庖丁解牛，如同不解。“不越俎代庖”，是对老聃名言“不代大匠（道）斫”的阐发。

    次章之始，庄子就锋芒直指夭阏大知鼓吹的圣治明君尧舜，追溯君主专制缘起，批判把民众“整治”得服服帖帖的“天下大治”（大境），阐明庄学政见“至治不治”（至境）。尽管严酷的专制语境迫使庄子支离其言，但在恍兮惚兮的迷彩之下，庄子其实不迂不曲，非常直接。

    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

    连叔曰：“其言谓何哉？”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汝也。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祈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纷纷然以物为事？”

    第十四节：“近代”的“藐姑射神人”寓言，即“至知”寓言。奥义藏于“尘垢秕糠，陶铸尧舜”。

    这是内、中、外三层的东方魔盒式寓言，每层均有寓意，绝非故弄玄虚。

    内层是“藐姑射神人”寓言。直到本节，“至知”才“千呼万唤始出来”，但又是“志怪”，又不直言“至人”而变文为“神人”——直到《齐物论》才点明“至人神矣”。至人的品格可用八字概括：无待无蔽，逍遥无为。

    中层是“接舆狂言”寓言。佯狂（装疯）抗议专制暴政的楚人接舆，与孔子同处春秋末年。关于接舆的唯一史实是面斥孔子之非（《论语·微子》），因此庄子借接舆之口讲述“至知”寓言意在暗示：战国时代的专制加剧，与大知孔子开创的儒学有莫大渊源——这一主旨贯穿“内七篇”。

    外层是“肩吾问连叔”寓言。肩吾像芸芸小知那样，一方面盲从夭阏大知的“炎炎大言”，另一方面又鹦鹉学舌地仿效夭阏大知，把至人至言判为“狂”言（疯话），不予置信。连叔则痛斥其“知有聋盲”，并用重言“以物为事”、“以天下为事”否定了专制君主和夭阏大知；“其（至人）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阐明：不治天下的至知至人之尘垢秕糠，就足以陶塑铸造整治天下的俗君尧舜。

    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

    第十五节：“当代”的“章甫”寓言，即母邦寓言。奥义藏于“宋”。

    落实到“当代”的第一则寓言，就矛头直指母邦宋国。庄子痛斥君主专制的直接目标，正是残暴统治宋国长达五十二年、与庄子毕生共始终的宋国史唯一之王——宋康王。“内七篇”之所以支离其言、隐晦其旨，正是为了避免宋康王诛杀其身、剿灭其书。而“章甫”寓言则是“内七篇”主旨奥藏最深之处，也是旧庄学最感不知所云、莫名其妙之处。

    其实“章甫”寓言与上下文的逻辑关系极其紧密：已被尧舜之类俗世君主整治得脱离天赋自由的宋人，不得不戴扭曲天性、符合“礼教”的束发冠；尚未被尧舜之类俗世君主整治得脱离天赋自由的越人，根本不需要扭曲天性、符合“礼教”的束发冠。

    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焉。

    第十六节：“古代”的“尧治”寓言，阐明“大治”之弊。奥义藏于“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焉”。

    庄子的批判矛头直指母邦又不限母邦，而是针对一切君主专制，因此第四则寓言再次回到专制源头尧舜，阐明“大治”之弊，对君主专制提出终极指控：即便是实行所谓“仁政”的圣治明君尧舜，也把民众整治得脱离了天赋自由，成了离开君主就无所适从的奴隶。因此一旦唐尧离开尧都汾阳，前往藐姑射岛拜见至人，已被“成功治理”的汾阳民众，就六神无主得如同天塌了。

    倚待庙堂的儒生郭象难以容忍庄子对君主专制的终极指控，做了两处手脚：

    一、故意将“汾水之阳”误属上读，把“尧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妄断为“尧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于是下句主语“汾水之阳（的民众）”，被移花接木地用于说明“藐姑射之山”的地理位置。

    二、上句故意妄断，导致了下句“（尧）窅然丧其天”不通，就在“天”之后，又妄增“下”字。于是“汾水之阳（的民众）窅然丧其天焉”，变成了“（尧）窅然丧其天下焉”。

    郭象捣鬼的铁证是：“藐姑射之山”不在“汾水之阳”，而在燕齐之东的海外。

    《山海经·东山经》有“北姑射山”、“南姑射山”，《海内东经》有“列姑射”：“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列姑射在海河洲中，姑射国在海中。”称“岛”为“山”，是古人惯例，如“蓬莱仙山”，因此“姑射山”实为姑射岛，“列姑射”实为姑射列岛，“藐姑射之山”实为远离姑射列岛的海岛。内陆的“汾水之阳”，怎能说明外海的“藐姑射”之地理位置？

    “藐姑射之山”的确切方位是“南溟”。“海运则将徙于南溟”的大鹏（大知）尚未抵达“南溟”，而“游乎四海之外”的“藐姑射神人”（至知）则已跨海越洋抵达“南溟”。

    被庄子贬斥的尧舜，经郭象妄断、增字、曲注后，成了被庄子褒扬的至人，与上文“其（至人）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无法兼容。整部《庄子》中，凡是庄子及其弟子后学批判儒家祖师孔子以及儒家圣君尧舜之处，郭象一律加以系统篡改和系统曲解。这仅仅是首例。

    继次章把庄学义理具体应用于社会群体，阐明“至治不治”的社会哲学之后；末章再把庄学义理具体应用于人类个体，阐明“至用无用”的个体哲学。

    末章两则寓言的主角都是庄子、惠施。宋人惠施游仕异邦，长期担任魏相，辅佐一代霸主魏惠王；“宋（康）王之贤惠子也，天下莫不闻”。宋人庄子终生不仕，峻拒楚威王聘相，私诋宋康王“猛过骊龙”，面斥魏惠王与惠施为“昏上乱相”，被司马迁誉为“王公大人不能器之”。二人身份、立场尖锐对立，两则寓言都紧扣专制主题——尽管依然极其隐晦。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廓落无所容。非不枵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

    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纩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纩，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纩，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摅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廓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第十七节：“大瓠”寓言，阐明“江湖”立场。奥义藏于“拙于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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