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节：“近代”的“藐姑射神人”寓言，即“至知”寓言。奥义藏于“尘垢秕糠，陶铸尧舜”。

    这是内、中、外三层的东方魔盒式寓言，每层均有寓意，绝非故弄玄虚。

    内层是“藐姑射神人”寓言。直到本节，“至知”才“千呼万唤始出来”，但又是“志怪”，又不直言“至人”而变文为“神人”——直到《齐物论》才点明“至人神矣”。至人的品格可用八字概括：无待无蔽，逍遥无为。

    中层是“接舆狂言”寓言。佯狂（装疯）抗议专制暴政的楚人接舆，与孔子同处春秋末年。关于接舆的唯一史实是面斥孔子之非（《论语·微子》），因此庄子借接舆之口讲述“至知”寓言意在暗示：战国时代的专制加剧，与大知孔子开创的儒学有莫大渊源——这一主旨贯穿“内七篇”。

    外层是“肩吾问连叔”寓言。肩吾像芸芸小知那样，一方面盲从夭阏大知的“炎炎大言”，另一方面又鹦鹉学舌地仿效夭阏大知，把至人至言判为“狂”言（疯话），不予置信。连叔则痛斥其“知有聋盲”，并用重言“以物为事”、“以天下为事”否定了专制君主和夭阏大知；“其（至人）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阐明：不治天下的至知至人之尘垢秕糠，就足以陶塑铸造整治天下的俗君尧舜。

    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

    第十五节：“当代”的“章甫”寓言，即母邦寓言。奥义藏于“宋”。

    落实到“当代”的第一则寓言，就矛头直指母邦宋国。庄子痛斥君主专制的直接目标，正是残暴统治宋国长达五十二年、与庄子毕生共始终的宋国史唯一之王——宋康王。“内七篇”之所以支离其言、隐晦其旨，正是为了避免宋康王诛杀其身、剿灭其书。而“章甫”寓言则是“内七篇”主旨奥藏最深之处，也是旧庄学最感不知所云、莫名其妙之处。

    其实“章甫”寓言与上下文的逻辑关系极其紧密：已被尧舜之类俗世君主整治得脱离天赋自由的宋人，不得不戴扭曲天性、符合“礼教”的束发冠；尚未被尧舜之类俗世君主整治得脱离天赋自由的越人，根本不需要扭曲天性、符合“礼教”的束发冠。

    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焉。

    第十六节：“古代”的“尧治”寓言，阐明“大治”之弊。奥义藏于“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焉”。

    庄子的批判矛头直指母邦又不限母邦，而是针对一切君主专制，因此第四则寓言再次回到专制源头尧舜，阐明“大治”之弊，对君主专制提出终极指控：即便是实行所谓“仁政”的圣治明君尧舜，也把民众整治得脱离了天赋自由，成了离开君主就无所适从的奴隶。因此一旦唐尧离开尧都汾阳，前往藐姑射岛拜见至人，已被“成功治理”的汾阳民众，就六神无主得如同天塌了。

    倚待庙堂的儒生郭象难以容忍庄子对君主专制的终极指控，做了两处手脚：

    一、故意将“汾水之阳”误属上读，把“尧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妄断为“尧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于是下句主语“汾水之阳（的民众）”，被移花接木地用于说明“藐姑射之山”的地理位置。

    二、上句故意妄断，导致了下句“（尧）窅然丧其天”不通，就在“天”之后，又妄增“下”字。于是“汾水之阳（的民众）窅然丧其天焉”，变成了“（尧）窅然丧其天下焉”。

    郭象捣鬼的铁证是：“藐姑射之山”不在“汾水之阳”，而在燕齐之东的海外。

    《山海经·东山经》有“北姑射山”、“南姑射山”，《海内东经》有“列姑射”：“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列姑射在海河洲中，姑射国在海中。”称“岛”为“山”，是古人惯例，如“蓬莱仙山”，因此“姑射山”实为姑射岛，“列姑射”实为姑射列岛，“藐姑射之山”实为远离姑射列岛的海岛。内陆的“汾水之阳”，怎能说明外海的“藐姑射”之地理位置？

    “藐姑射之山”的确切方位是“南溟”。“海运则将徙于南溟”的大鹏（大知）尚未抵达“南溟”，而“游乎四海之外”的“藐姑射神人”（至知）则已跨海越洋抵达“南溟”。

    被庄子贬斥的尧舜，经郭象妄断、增字、曲注后，成了被庄子褒扬的至人，与上文“其（至人）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无法兼容。整部《庄子》中，凡是庄子及其弟子后学批判儒家祖师孔子以及儒家圣君尧舜之处，郭象一律加以系统篡改和系统曲解。这仅仅是首例。

    继次章把庄学义理具体应用于社会群体，阐明“至治不治”的社会哲学之后；末章再把庄学义理具体应用于人类个体，阐明“至用无用”的个体哲学。

    末章两则寓言的主角都是庄子、惠施。宋人惠施游仕异邦，长期担任魏相，辅佐一代霸主魏惠王；“宋（康）王之贤惠子也，天下莫不闻”。宋人庄子终生不仕，峻拒楚威王聘相，私诋宋康王“猛过骊龙”，面斥魏惠王与惠施为“昏上乱相”，被司马迁誉为“王公大人不能器之”。二人身份、立场尖锐对立，两则寓言都紧扣专制主题——尽管依然极其隐晦。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廓落无所容。非不枵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

    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纩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纩，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纩，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摅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廓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第十七节：“大瓠”寓言，阐明“江湖”立场。奥义藏于“拙于用大”。

    前魏相惠施极其自得地提及魏王，毫不掩饰地亮出“庙堂”立场，认为“大瓠”（隐喻至人）对“庙堂”无用，必须“为其无用而掊之”。“对君主无用就该死”的邪恶思想，被庄子死后六年才出生的韩非推向极致，成了最为可耻的中华“国粹”。

    庄子针锋相对地提出对抗“庙堂”的“江湖”立场，认为惠施“拙于用大”，“大瓠”（至人）对“庙堂”无用，正可得其“大用”——“浮乎江湖”。庄、惠二人辩论“大瓠”有用无用，并非普通意义的有用无用，而专指对“庙堂”是否有用。用于“庙堂”还是用于“江湖”，庄子谓之“所用之异”。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

    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遨者；东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网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第十八节：“樗树”寓言，阐明“逍遥”义理。奥义藏于“樗”、“椿”的隐晦对应。

    惠施把至人比做对庙堂“无用”的“大瓠”，被庄子以“拙于用大”、“浮乎江湖”挫败，不得不把立场从“庙堂”向“江湖”稍做位移，移向对“江湖”颇为有用的社会规范“绳墨”“规矩”，进而把至人比做“不中绳墨”“不中规矩”、对江湖民众也“无用”的“大樗”，嘲笑其“匠者不顾”，“众所同去”——与夭阏大知被“众人匹之”对比。

    樗树与椿树同种，然而樗臭而椿香，因此樗树又名“臭椿”，椿树又名“香椿”。《逍遥游》首章“知年”四项即朝菌、蟪蛄、冥灵、大椿中，大椿隐喻至人。庄子让惠施在寓言中把至人贬为“臭椿”，是为了揭露专制制度的价值颠倒：在超越专制的道极视点下，至人是香椿；在囿于专制的人间视点下，至人却是臭椿。《大宗师》直接道破了这种价值颠倒：“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

    惠施之言分为两部分：先说“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匠者不顾”；再以“今子之言”一转话锋，把“大而无用，众所同去”的庄子隐喻为“大樗”。由于“大樗”像“大椿”一样隐喻至人，因此惠施之言（实为庄子拟言）预设了陷阱：倘若庄子为自己辩护，就是自居“至人”，与庄子批判的夭阏大知一样。

    为了不落入陷阱，庄子之言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狸狌”寓言。在专制语境下，庄子无法如此反驳惠施：在自由社会中，“绳墨”、“规矩”是为民造福的顺道工具；但在专制社会中，天下公器“绳墨”、“规矩”已蜕变为强化专制的悖道工具——朝令夕改的“章甫”。

    庄子只能运用寓言婉转反击：把奔竞于“庙堂”的夭阏大知比做“卑身而伏，以候遨者，东西跳梁，不避高下”的“狸狌”。不得君主所用，就惶惶如丧家之犬。即便暂得重用，也难免“中于机辟，死于网罟”。

    第二部分是“斄牛”寓言。为了避开自居“至人”的陷阱，庄子先自比“能为大而不能执鼠”的“斄牛”，反驳惠施之言的后半部分“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形容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似乎夸张失度，其实是与“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鹏相勾连，表明庄子认为自己仅是像大鹏一样超越“北溟”、趋近“南溟”的顺道大知。

    第三部分是“无何有”卮言。庄子也一转话锋，再反驳惠施之言的前半部分“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匠者不顾”，由于是“惠施的大樗”，因此庄子没有自居“至人”的嫌疑。庄子认为，即使“大樗”（至人）对庙堂君主乃至江湖民众都“无用”，也不必“患其无用”，于是水到渠成地阐明“至用无用”的“逍遥”主题，从而结束了全篇。

    最后点题语中，包含深藏奥义的两大名相：“无何有之乡”与“逍遥”。

    “无何有”被旧庄学谬解为“什么也没有”，荒陋之至。“无”是动词，意为“致无”。“何”是名词，意为“一切物德”。“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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