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庄子》、寓言思维

　　寓言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在《庄子》中共出现三次，《庄子·寓言》中凡两见：“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庄子·天下》凡一见：“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尽管它主要还是从形式角度言说，但对寓言的看法却已开始从思维的角度揭示寓言的思维实质，即“藉外论之”和“以寓言为广”。这种寓言思维方式既非纯形象思维,又不像是理性思维,它表层看来关乎形象,骨子内层却包蕴了多重理性因素,它在形象的显语言的外衣之下,追求的是一种潜语言或一种超语言,它既是一种言外之意,诗的物质,又隐显示出理性的火花。这种思维方式在先秦诸子中已成熟地大量运用，而且对后世诗文影响犹大。它应该成为古代文论乃至当今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

　　为了更准确地揭示《庄子》寓言的思维方式，我们拟就内篇的寓言及其思维的方式作一个大体的考察。《庄子》内篇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等七篇。其中均用寓言连缀，陈蒲清在《中国古代寓言史》中统计有五十则。这五十则寓言其实是《庄子》(内篇)一书的主体,寄托了庄子主要的学术思想。庄子以一些议论性的文字加以连缀,便组成了一篇篇包蕴厚重内涵的文本。考察其思维的方式,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一)就“故事形象”而言,是一组系统的,有着构成、变形规则所组成的语言符号,并由此带来一组系统的文化信息,进而转换成一组象征性意象,寄托富于理性色彩的寓意。在这组语言符号里,构成规则是“物—象—意(情)—理”的思维程序。变形规则是一种“化境”或是一种“异化”或是一种“物化”。如“庄周梦蝶”故事。蝴蝶或庄周本身只作为“物”(人也是一种物)而存在,但进入故事便成了“象”,故事的过程便使“象”附着了“意”。而庄周蝶化,或蝶化庄周,显然是“物化”。再如“支离疏”、“叔山无趾”“王骀”、“申徒嘉”或“不材之木”等等都可视为“异化”(当然并不是每一则故事都有“物化”或“异化”)。正因这种构成规则和变形原则,使语言符号转换为象征意象并蕴藏理性才成为可能。(二)就“理性寄托”来看,理性意念的获取,在于其模型思维(姑名)样式的运用。模型思维样式可以界定为一种非纯粹的抽象思维和非纯粹的形象思维,它既隐含有某些概念、理性成分,也不能没有形象。它是将取象中由此物及彼象的特征加以延展,迁移到其他事物上去。这种延展、迁移又往往是通过象征、比喻(比附)与联想等方式来完成。以上述庄周梦蝶的故事为例,陈鼓应先生认为可导出四个重要的意涵:一、庄周蝶化的含意(象征人与外物的契合交感);二、蝴蝶本身所代表的意义(庄子将自我、个人变形为蝴蝶,以喻人性的天真烂漫,无拘无束);三、人生如梦的说法;四、物化的观念(将死生的对立融于和谐之中,物我界限的消解融合)。(三)从上述二者统一的角度分析,庄子寓言是基于客观物象的逻辑推论,而又超越客观物象,从“有形”世界,探求“无形”(道)奥秘的思维,也即由“器”而入“道”。可以把上表中的“故事(语言)形象”视为寓体,而“理性(思维)寄托”视为寓意,前者正是有形世界的“器”,后者则是无形世界中的“道”。而庄子寓言正是表层结构以故事形象为寓体,深层结构以理性寄托为寓意的高度融会与统一。(四)从文本创作和接受看是整体直觉内省式的体察把握、冥通,构成了主体在造象造意或读解体悟中的刹那间的豁然贯通。对于庄子来说,这是一种以“知”测“不知”,进而达“智”(理性知)的整体性把握思维,通过对已知的“知识”(物象)的整体性感触,然后进行理性的思考,再在比附联想中,对已知的“知识”(物象)进行冥通性推测,达到“智”(体道),也即冥通的境界。对于读解体悟者来说,只要明了庄子寓言的思维方式的三步曲,在整体直觉体察中,把握有形的宇宙(形而下的象)起源于“无形”的宇宙(形而上的道)这一规则,便理解了道中有物、物中有道,道物相融的境界。鲲鹏变化的寓言便是庄子借变了形的鲲鹏以突破物质世界中种种形相的限制,将它们从经验世界中抽离出来,并运用文学的想像力由巨鲲潜藏的北溟,到大鹏展翅飞往的天池,拉开了一个无穷开放的空间系统,展开了一个广漠无穷的宇宙。在这新开创的广大宇宙中,赋予你绝对自由,而不加任何限制。庄子将“有待”寓意有形之物质世界,“无待”寓意无形的(道)世界。他所做的思维工作,正是在豁然贯通之中冲破有形世界的囿域,把思维的触角伸向了“无形”的世界。

　　可见，庄子的寓言既不能做纯粹的譬喻象征来看,也不能做为虚构事实的幻想来读,它是一种整体展示与显现。内篇“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通过虚构、变形、荒诞、魔幻、调侃等等表现艺术方式道尽了宇宙人生的大道理。从内篇整体看说的是“内圣外王”之道,如何才能“内圣”,如何才能“外王”?庄子又用七篇(七个子系统)进行了分别论述。妙在其论述多是用一个个寓言故事来串通连缀。这样一来,《庄子》(内篇)便是由几十则小故事所组成的散体文章：《逍遥游》悟道人生最高境界,《齐物论》阐明逍遥游的前提在于齐物,齐物的前提在人的修养达到与天地精神合一,如是又引出《养生主》,只有善于养生适性,顺其自然,才可处于人间世而无所忧虑,善于用世而不被世用,便有了《人间世》一篇,《德充符》亦应运而生;能不被世用,自是因为内养道德的充沛,合于天地之宇宙精神,由是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及“死生一如”观中,方是“内圣”修为的完成,是为《大宗师》。最后“无为而治”,出为“外王”,水到渠成以《应帝王》作结。对照上表陈列的寓体(故事)与寓意之对应关系,自然知晓庄子文气贯通、言断意连,意在于此,而寄言于彼的思维方式。综观《庄子》(内篇),如果以今日开放的小说观念来判断,《庄子》(内篇)实在可以算得上是一部以象来显意现理的情节淡化的寓言小说,充满了艺术的抽象美,是庄子由思维的具体演绎上升为思维的抽象的结晶。

　　我们发现，《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新序》等都是走的这条路子，志怪、志人小说也有这种思维方式的痕迹。更重要的这种思维痕迹也扩展到了唐宋古文、唐传奇及明清小说中，柳宗元、苏东坡更是直接以寓言这种思维方式来感受表达宇宙人生，《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金瓶梅》《西游记》《红楼梦》无不散发出浓厚的寓言思维意味。我们还看到，在中国现当代以来，寓言思维的创作方式亦无处不在。以小说而论，我们惊奇地发现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创作中,有一种庄子式的寓言思维方式一直存在于小说的叙述文本之中,而且在今天有愈演愈烈之势。且不说现代鲁迅、许地山、废名、施蛰存、沈从文、老舍等人的作品，即如当代亦层出不穷。韩少功的《爸爸爸》像一把有许多匙孔的锁,可以用不同的钥匙去打开。它语言表层和精神内涵都具有一种震慑人心的效果，显示出“物—象—意(情)—理”的思维方式,完成了文本厚重内涵的建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则干脆便以词典条目的形式,用感受性议论连缀起一个个短小精悍的故事,创造建构起一个具象中的抽象世界。其感受性议论连缀方式正与《庄子》感受性议论合拍。贾平凹《太白山记》20则,亦极富于寓言思维的特质。作家以某种理性的灵气来灌注形象,来捕捉流动的生命,观照社会、人生和人的命运。其用意绝不仅在故事的本身,只要向故事的深层次发掘思考,便可以看出作品别一层面的别一含义,且复杂多解。因而小说“实”是一层结构,“虚”又是一层结构。在虚实之间作家主要用“物化”、“异化”、“幻化”等变形思维形式来达成。而《高老庄》则以村子“高老庄”喻示以儒家文化为支柱的宗法社会,以人物“子路”喻示儒家文化的代表,以人物西夏喻示不同于传统汉文化的某种异质文化,以蔡老黑喻示汉文化中的“游侠”之风,以苏红等地板厂员工喻示现代文明。以这些语言符号巧妙地与历史相契合,组成四种文化类型,形成汉文化与异质文化、汉文化内部之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等三条矛盾线索,并用近似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极力营造种种神秘意象,揭示出社会转型期各种文化类型的冲突碰撞和融合。这实是作家对社会理性的整体把握体察和冥通。这些小说家的叙述意向多是双重的,即由表层结构(思维的外在形式)和深层结构(思维的理性内核)相统摄。这种排列组合,可以扰乱正常的时空序列,进行巨大的时空跳跃,也可以将情节组合排列得无序化,甚且将物、人进行变形、幻化。而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表层具象的描写中不拘于形，只摄取其神,抓住此物与他物的比附功能属性,完成与深层结构之“理性抽象”的对应。因而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其祖师并非完全是拉美之魔幻，而正是受《庄子》寓言所影响的表现文学体系的一以贯之的思维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