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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藏竹书《从政》篇“五德”略议 ——兼说《从政》应该属于《子思子》佚篇

时间:2009-8-8 16:58:23  来源:不详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从政》篇是关于孔子政治思想研究的重要文献,其中有“五德”的概念,而儒家有重视德治的传统,这一概念颇引人注意。该简文见于甲篇第五、六、七简,其原文是:

闻之曰:从正(政),□(用)五德,固三折(慎),除十怨。五德:一曰愋(宽),二曰共(恭),三曰惠,四曰仁,五曰敬。君子不愋(宽)则亡(无)(甲篇第五简)以(容)百姓;不共(恭)则亡(无)以除辱;不惠则亡(无)以聚民;不仁(甲篇第六简)则亡(无)以行正(政),不敬则事亡(无)城(成)。(甲篇第七简)

简文中的“□(用)五德”所阙之字,原释文为“敦”。何琳仪先生释为“用”,他说:“敦”左下从“羊”,与“墉”有别。按,简文“墉”当读“庸”。《说文》“庸,用也。”【1】可从。“用五德”即行用五种德行。“固三折(慎)”,中的“折”,原整理者认为“可读为‘誓’”。其他学者有的认为应为“制”,有的认为应为“慎”。我们认为读为“慎”是正确的,此字与甲篇第四简“君子慎言而不慎事”之“慎”字形相近。这样,“徳”与“慎”、“怨”所说都是“内在的情志”问题。所述“五德”,其中“一曰愋”之“愋”,原整理者认为当读为“宽”,即宽和、宽厚。《从政》认为“宽”与“恭”、“惠”、“仁”、“敬”共为为政者需要励行的美德。

在《从政》篇中,“德”属于政治道德范畴。该篇名曰《从政》,原整理者根据“两组竹简长度各异,编绳部位亦不相同”【2】,而将《从政》篇分为甲、乙两篇,研究者已经指出,无论在简长、字体、编绳数目与位置等方面,两篇都没有什么明显差别。而且,被分为甲、乙两篇的《从政》其实可以编连到一起,应属于同一篇。【3】

《从政》的定名与本篇主题相应,比较确当。原整理者张光裕先生指出:“甲、乙两篇内容多次强调‘从政’所应具备之道德及行为标准”【4】,而且“从政”一词两篇中也多次出现。还有,研究者已指出该篇内容与《论语·尧曰》倒数第二章之间的联系【5】,以前就有人说到该章可以名为《从政》。《论语》原有《齐论》、《鲁论》、《古论》的分别,篇数也有不同。《汉书·艺文志》著录《古论》二十一篇,其中有两篇《子张》,如淳在注《汉书·艺文志》时说:“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已下为篇,名曰《从政》。”不知何据。但本篇定名为“从政”,也算是前有所承。

“德”的出现很早,在中国早期文化发展中有突出地位。阅读古代典籍,各式各样的“德”以及与之相同、相近的概念几乎随处可见。儒家重“德”,而在儒家学派形成之前,不少早期文献对于“德行”体系就进行过概括【6】。有的是归为三德、四德、六德、九德,有的归为三行、三达道、四道、五教、六行、七教、八政、九行、九守、十伦等等,名目不一,内容也有很大区别。就内容而言,这些德目有的表述了个人的品质,有的则是社会基本的人伦关系,有的是两者结合在一起。大要别之,有的属于政治,有的则属于伦理。但综合儒家学说,把这些德目放在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考察,其实它们又没有严格的界分。这些所谓的“德行”分别出现于《尚书》、《左传》、《礼记》、《逸周书》、《周礼》等早期典籍,从中可以看出,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德行的传统,儒家的道德体系正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7】

《从政》中出现了“五德”一辞,整理者说它是“先秦典籍中未之见者”,“于先秦典籍中乃首次出现”。其实,“五德”一辞先秦时乃多次出现,只是像所谓“九德”、“六德”、“四德”一样,名目虽同,内容却有差别。如:

《庄子·天运篇》:“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後调理四时,太和万物。”

《孙膑兵法·教法》:“处国之教奚如?曰……孝弟良五德者,士无壹乎,虽能射不登车。”

《管子·禁藏》:“夏赏五德,满爵禄,迁官位,礼孝弟,复贤力,所以劝功也。”

《逸周书·大聚解》:“五德既明,民乃知常。”

此外,《史记·夏本纪》有“出入五言”句,《索隐》引刘伯庄云:“五言谓仁、义、礼、智、信五德之言。”

这些典籍都是先秦时期成书。其中,《庄子·天运篇》的时代原有争议。《天运篇》属于《庄子》的《外篇》,一般认为,《庄子》的《内篇》比较可靠,《外篇》和《杂篇》则时间较晚。但新出地下材料改变了人们的这种认识,湖北江陵张家山、安徽阜阳双古堆两座汉墓中均发现了《庄子·杂篇》的竹简,根据研究,已经可以证明《庄子》的《外篇》和《杂篇》成书应该“距离庄子活动的时间不远”,很可能就在先秦时期。【8】

上述典籍中出现的“五德”,其内涵可谓各不相同,自然也区别于《从政》的“五德”。由此,我们可以对《从政》的“五德”进行具体分析。

儒家的“德”本是继承周人而来。新近公布的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珍贵的青铜器“遂公盨”,其铭文除记载大禹治水的经过,还以大段文字阐述德与德政,并教诲民众以德行事。不足百字的铭文,仅“德”字就出现了六次,而且内涵颇为宽泛:要求民众既要注重修身养性,做人要“齐明中正”,还要孝顺父母、兄弟友善、婚姻和谐,注重对祖先和神灵的祭祀。君王及官吏要有德于民,顾念黎民百姓,唯此百姓才能“好其德”,天下才能长治久安。

“遂公盨”铭文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是“周人尚德”的实证,表明当时中国“德”的思想已相当丰富、系统,“德治”观念已经形成。中国德治思想的渊源——孔子的“为政以德”主张,是对周人思想的总结与概括。【9】

孔子及其门徒提出的德目很多,这些德目有的见于儒家以前的典籍,有的属于儒家的揭示,反映了儒家重视德行伦理的学说特征。他们谈论“尊尊”而“亲亲”,常常论述“孝悌”与“忠信”;他们说到过“仁、义、礼、智、信”,又说到过“温、良、恭、俭、让”;《论语》中说 “恭、宽、信、敏、惠”,《从政》又说“宽、恭、惠、仁、敬”。其他例如“慈”、“友”、“直”、“刚”、“和”、“恕”之类。如果把这些德目大致以“家庭道德”和“个人品格”加以区分,《从政》篇所说的“五德”自然应该属于“个人品格”的范畴。

孔子所处的社会是典型的宗法农业社会,孔子和早期儒家的政治伦理观念当然是由家庭伦理出发的。儒家思考社会人生的结果,要求人人“修身”、“修己”,进而“安人”、“安天下”。由个人而社会,由家庭而国家,最后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对“为政者”的个人品格提出了种种期望。儒家对于统治者的道德要求,都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演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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