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周易》讨论语言问题，虽然往往是零散的只言片语，但其涉及语言问题方方面面。由于中国古典文论素有“宗经”传统，因而《周易》语言观对其影响深远，尤其是“修辞立其诚”“辞文”“立象以尽意”等思想，影响更为显著。
 
【关键词】 《周易》；古典文论；语言功用；言语表达；象征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百家争鸣，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先秦诸子不仅意识到了语言的重要性，老子、孔子、荀子、庄子等还探幽极赜，发表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见解。“群经之首”《周易》的语言观尤其丰富深刻，值得深入探讨。
　　
　　一、语言功用的两面性

　　每个民族语言意识的萌发阶段，都会不厌其烦地讨论语言的功能与价值，我国先秦时期也不例外。《尚书·尧典》提到“诗言志，歌永言”，已然点明语言具有表情功能；孔子说“不言，谁知其志”，这其实是说语言具有表意功能与交流功能；孔子又说“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动”，这虽然有点夸大语言功能，但也可见孔子对语言功能与价值的重视。就语言功能之大端而言，无非表情与表意两种功能。
　　《周易》高度重视语言的功能与价值，《系辞传上》甚至把言辞与象征宇宙奥秘的卦象相提并论，声称“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言辞为什么能够与象征宇宙奥秘的卦象相提并论？因为言辞具有强大的社会感染力，可以使远者近者都产生强烈的内心感应。《系辞传上》又说：“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对于语言社会感染力之根源，后世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解释说：“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人们开始讨论一种事物的功能与价值，表明人们已经不再把该事物看作本体性的自在之物，而往往会由该事物的功用性，意识到其工具性与可操作性。作为工具，语言在社会生活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也暗藏着不当使用的危险，这就是语言功用的两面性。人们一般认为言为心声，语言乃内心情感与思想意识自然而真实的表现。西汉扬雄《法言·问神》篇还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现矣。”睿智的孔子却早已意识到语言功用之危险性一面，并对其保有一种戒心，《论语·宪问》篇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尧曰》篇提出要“知言”以“知人”，明确要求辨别一个人言语的真伪。对语言不当使用的危险，《周易·系辞传上》则说得更为直接而明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周易·系辞传下》对孔子提出的“知言”以“知人”说，也有所发明与补充，即主张从语言表达风格而不是内容上辨析言说者的内在情性：“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由于语言功用具有两面性，因此规范语言使用，确立言语表达应该持有的正确态度及基本原则，就成为先哲们思考的重要问题。

　　二、言语表达的正确态度

　　诸子百家中，儒家、法家都比较重视社会规范与秩序，而唯有儒家对社会规范与秩序的重视深入到人们思想言语层面。先秦儒家几位大师，如孔子、孟子、荀子等，都曾发表过许多规范语言使用的重要意见。《周易》包含了儒家先哲们的意见，提出言语表达应该持有“诚”“信”“慎”等正确态度。
　　“诚”指内心真切，不虚伪。“诚”这个观念起源比较早，《尚书·康诰》说：“天畏棐忱。”《洛诰》说：“作周孚先。”《周易·中孚》卦辞也称：“中孚，豚鱼吉。”所谓“中孚，豚鱼吉”，就是说只要心中真诚，微物祭神也会吉利，以此说明真诚之重要性。将“诚”这个重要观念与语言规范性相联系，始自《乾》卦之《文言》。《文言》在“剧谈者以谲讹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的时代里提出“修辞立其诚”，明确主张立论要真诚。“真诚”意又可引申出“确实”“实在”意，与“信”相通。所以朱熹说：“所谓修辞立诚以居业者，欲吾之谨夫所发以致其实，而尤先于言语之易发而难收也。”
　　如果说“诚”侧重于内心状态，那么“信”则强调言语要与外在世界、事实相一致，尤其是言行要一致。据《论语·为政》记载：“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什么要先做后说呢？就是为了避免言行不一致。《乾》卦之《文言》倡言“庸言之信，庸行之谨”，认为正确的言语就是永远守信的言语，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言语表达之诚信原则，尤其是“修辞立其诚”思想对中国古典文论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为古典文学理论家认识到真诚之美，提供了思想资源。
　　“慎言”思想起源也比较早，《诗经·大雅》之《抑》篇就有句影响深远的名言：“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儒家向来强调慎言，《论语·为政》篇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子张》篇说：“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周易》讲“慎言”的地方也比较多，如《坤》卦爻辞“六四”说：“括囊，无咎无誉。”高亨解释说：“括，束结也。束结囊口，则内无所出，外无所入。比喻遇事缄口不言，塞耳不听，如此则无咎亦无誉。”《系辞传上》说：“言行，君子之枢机……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颐》卦《象》说：“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先哲们为什么如此提倡“慎言”呢，有人认为先哲们身逢乱世，而言语容易生乱致祸，慎言可以全身避害。此论有一定道理，但我们认为，慎言也许是出于对语言社会功用之危险性潜意识地警惕。

　　三、言语表达的基本原则

　　《周易》不仅要求言语表达应该持有正确态度，还明确提出“言有物”“言有序”“辞文”等言语表达的基本原则。
　　《家人》卦《象》说：“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艮》卦爻辞“六五”说：“艮其辅，言有序，悔亡。”“言有物”“言有序”合而言之，就是强调言语要有思想内容，要有条理。这只是对言语交流功能的朴素意见，但清代桐城派方苞引申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方苞将“言有序”与“言有物”对举，认为“言有物”指文章要有思想内容，“言有序”指文章要讲究形式技巧，使“言有序”与“言有物”思想具有了文学理论的价值维度，引起了此后文学理论家的注意。如包世臣在《与杨季子论文书》中说：“窃谓自唐氏有为古文之学，上者好言道，其次则言法。说者曰：言道者，言之有物者也；言法者，言之有序者也。”文学理论大家刘熙载在《艺概·经义概》中也说：“以文言之，言有物为理，言有序为法。”
　　《周易·丰》卦爻辞“六五”说：“来章有庆誉，吉。”“来章”，意思是取得文采。《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孔子言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可见“辞文”思想源远而流长。《周易·系辞传下》提出“其旨远，其辞文”，则将“辞文”与“旨远”并称，使言语之形式要求与内容要求互为表里，对后世文学理论与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唐孔颖达对“其旨远，其辞文”的阐释，就已经具有了一些文学理论的思想内涵，他说：“其旨远者，近道此事，远明彼事，是其旨意深远……其辞文者，不直言所论之事，乃以义理明之，是其辞文饰也……”而明代茅坤则明确提出：“‘其旨远，其辞文。’斯固所以教天下后世为文者之至也。”并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来理解“其旨远，其辞文”，他说：“孔子之所谓‘其旨远’，即不诡于道也；‘其辞文’，即道之灿然，若象纬者之曲而布也。”茅坤不仅认为“其旨远，其辞文”分言内容与形式，而且认为二者统一于“道”，其理解合乎《周易》精神。我们进一步发现，古代文学理论家特别强调“辞文”时，常常援引《周易》作为后盾。如《文心雕龙·原道》篇说：“《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唐代刘知己也引用《周易·系辞传上》说：“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

　　 四、言语表达方式

　　诸多民族的古老神话表明，先民对于人类独具语言表达能力感到无比骄傲，因而往往不自觉地无限夸大语言功能。但是，一些思想深刻的哲人遭遇到一些不可言说或言说不清的思想与事物之后，他们就敏感地意识到了言语表达的局限性。《论语·阳货》篇记载，有一次，孔子说：“予欲无言。”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根据对话情境，我们不妨悬想，孔子也许突然之间感觉到某种言说不清的人生体验。由于言说不清，他想保持沉默。对于不可言说的思想与事物，沉默也是一种表达方式。老子也意识到了存在着不可言说的思想与事物。《老子》第一章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直白地讲，也就是“道”不可言说。但是，老子面对不可言说的“道”，并不真正主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因为他毕竟留下了“五千精妙”。有人提出老子主张“正言若反”，也就是正面的意思反着说，从而超越他所谈论的对象。
　　庄子对于语言表达的局限性，有更多直截了当的论述，如《庄子·天道》篇说：“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秋水》篇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对于不可言说，或者言说不请的思想与事物，庄子似乎也主张沉默，《知北游》篇说“辩不若默”，而《则阳》篇又主张“非言非默。”但就事实来看，庄子并没有沉默无言，而是践行着一种迂回漫言的表达方式，对此，《庄子·天下》篇讲得非常精彩，称其为“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
　　面对不可言说，或者言说不清的思想与事物，孔子、老子、庄子分别发明沉默、“正言若反”、迂回漫言三种表达方式，而《周易》又给出了第四种表达方式。《周易·系辞传上》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所谓“立象以尽意”，也就是以具体形象来象征性地表达。如何象征性地表达呢？《周易·系辞传上》提出：“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也就是说，所立之“象”不是对现象世界的简单摹写，而是要把握世界的复杂性与微妙性（“见天下之赜”），传达其变化的规律性（“象其物宜”），这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讲“象征”表达方式时，所强调的要传神达意。“立象以尽意”思想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典文论中“意象”“意境”理论，而且启发了后世文学理论家对诗之特性的认识。诸多古典文学理论家都认为，诗之特性在于比兴，而“比兴之用，即等于立象”。所以陈骙《文则》卷上说：“易之有象，以尽其志；诗之有比，以达其情。”宋大樽《茗香诗论》也说：“易取象，诗谲谏，犹之寓言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更为明白地指出：“易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
　　以上所述，仅是对《周易》语言观做初步梳理与阐发工作，并简要勾勒其对中国古典文论影响之大端。《周易》语言观及其影响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左秋明：《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集解》，中华书局1980年版。
　　2.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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