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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武帝《景星》及其文学史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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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5: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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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朕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鉴新。”认为天地之变成就了万物的“施化”与“畅茂”，唐虞殷周之变，促成了国运的长久。其“变”的原则，就是“据旧以鉴新”。这实际也提出了文学的新变问题。要求文学在继承前代成果的基础上注重创新，为现实政治服务，是武帝文学观念的一个突出特点。而《景星》用四、七杂言体这一新的诗歌形式为汉帝国颂瑞祈福，正是武帝尚新变的文学观念在其诗歌创作活动中的具体实践。这种尚新变的文学观念，不仅凭藉武帝的特殊作者身份，给整组《郊祀歌》的创作带来了直接影响，而且沾溉后世，为后世七言体的产生提供了宝贵的艺术借鉴。
继《景星》之后，《郊祀歌》中先后出现了《天地》、《天门》、《日出入》等三首乐府文人创作的杂言体诗。其中，《天地》与《天门》都是四、七杂言：《天地》四言、七言并用，其中七言十三句；《天门》杂三、四、五言，其中七言八句。《日出入》为四、五、六、七言杂用。而对七言句式的大量使用，最能说明《郊祀歌》艺术形式上的创新意义，萧涤非曾就此评道：“观《天地篇》云‘发梁扬羽申以商，造兹新音永久长。’此新音当兼指诗体，不专指音节，则是以七言为新造之格调，《郊祀歌》作者已自言之矣。”客观上说，《郊祀歌》杂言体诗的产生，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汉武帝《景星》对《郊祀歌》的示范性引导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正如赵敏俐先生所指出，《郊祀歌》十九章的杂言体诗“所占数量虽少，却更明显地体现了汉《郊祀歌》对先秦祀神诗的发展”。自《郊祀歌》之后，后世祀神诗虽因追求整齐划一而鲜有杂言体作品，但出现了不少七言诗。如，谢庄《宋明堂歌·歌赤帝》、谢胱《齐雩祭乐歌·歌赤帝》、庾信《周祀圆丘歌·昭夏》、《周祀五帝歌·赤帝云门舞》《黑帝云门舞》以及魏征等制作的《唐五郊乐章·舒和》，皆为七言体。这些七言祀神诗的产生，无疑与《景星》等《郊祀歌》杂言体诗大量运用七言句式的启发有关。另外，以七言为主的七言歌行体诗继作不断，如鲍照、卢照邻、崔颢、李白、高适等皆有此类作品传世。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景星》为代表的《郊祀歌》杂言体诗对七言句式的大量使用，为后世七言诗与七言歌行体诗的产生提供了宝贵艺术借鉴，在中国古代诗歌体式的演变史上应占有重要一席。
其三，从风格上看，以《景星》为代表的《郊祀歌》兼融前代祀神诗的古雅凝重与新声的轻快活泼，为呆板的祀神诗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景星》既有《雅》《颂》的古雅凝重、又有新声的轻快活泼，这种兼融的风格是先秦祀神诗未曾有过的。考察武帝之前的祀神诗，《诗经·周颂》以四言为主而颇有杂言，但其中的杂言句往往是与诗歌古雅肃穆的整体风格相配合，如，《维天之命》杂五、六言各一句：“文王之德之纯”，“骏惠我文王”；《烈文》杂五、六言各二句：“无封靡于尔邦，维王其崇之”，“百辟其刑之。于乎前王不忘”。这些杂言句，皆为弘扬祖德、训诫后世服务，极恭谨极严肃。《商颂·那》则有对乐舞场面的描写：“鞉鼓渊渊，嘈嘈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于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斁，万舞有奕。”这段描写，隆重繁盛，但作者目的是以这些“既和且平”的乐舞娱说“烈祖”，故其呈现出的风格仍是虔诚恭谨的。汉初，受高祖好楚声的影响，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为楚声，其个别章节颇轻快浪漫，如，一章想象神降临享受祭乐：“神来宴娭，庶几是听。”二章写神受祭登天离去：“忽乘青玄，熙事备成。”颇具《楚辞·九歌》式的浪漫情趣。但因这组诗强调“孝”、“德”思想，故在总体风格上，如刘元城所云：“格韵高严，规模简古，骎骎乎商周之颂。”
在尚新变的文学观念指导下，汉武帝继承了《诗》《骚》传统，发扬了《安世房中歌》的浪漫联想，将颂瑞祀神与心忧水患、虔诚娱神与欢快娱人、严肃说教与乐舞纷呈等丰富的内容融合在一起，使《景星》呈现出既古雅严肃、又活泼浪漫的风格特征。这样的诗歌风格，虽曾被斥为“非雅声”、“郑声”，却符合人类审美欣赏的历史要求，因而具有较强的生命力。早在战国时期，好古的魏文侯就对子夏声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可见随着人们审美能力的提高，《雅》《颂》这类古乐也因其单一呆板而渐渐丧失了生命力，郑卫新乐则因其清新活泼而呈现出取代古乐而登大雅之堂的趋势。武帝正是顺应了诗歌艺术发展的历史要求，倡新变声，并身体力行创作了《景星》这首融古雅与清新风格于一体的祀神诗，推动了《郊祀歌》十九章总体风格的新变。而这些祀神诗在当时就已被接受。对此，《汉书·礼乐志》载：在武帝于甘泉圜丘郊祀天地时，“使童男女七十人”歌十九章，“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所谓“肃然动心”，足证《景星》等《郊祀歌》在艺术上的感染力。据《礼乐志》，武帝之后，至东汉章帝时，汉郊庙诗歌“皆以郑声施于朝庭”，这也足见汉武帝《景星》的诗歌风格不仅影响了整组《郊祀歌》十九章，而且也使这组祀神诗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具有了较强的生命力。
正因《景星》在内容、体式与风格上皆突破了以往祀神诗的陈范，因此，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不宜忽视。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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