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中国文学史上，《国语》一向不被人重视。其实不论是从史学角度，还是从文学角度，《国语》都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本文通过对《国语》编撰意图的分析，认为其文学史料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紧紧围绕礼治、民本、忠恕、正名等思想选择的。此外，《国语》一书结构的安排，也不只是遵循周王室与各诸侯国关系远近、先华夏后蛮夷的原则，而是另有深意，即反映礼乐崩坏的前因后果。《国语》一书因此成为有机的整体，文学和史学价值也进一步提高。
【关键词】 《国语》；编撰意图；文学价值
在诸多版本的文学史教材中，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对《国语》文学成就的介绍较多，但就其内容言，也不见新说。除阐述《国语》的常识性问题，诸如作者、体例、性质等，主要概括《国语》的思想、与《左传》比较在语言和叙事以及刻画人物方面的优劣等。总的说，《国语》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是不受重视的，一直是研究《左传》文学成就的陪衬。而一些研究《国语》文学价值的文章，也多是重复其作为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的重要意义，其次是分析其语言和叙事的特色等，多无新意。本文有意换一种角度重新审视《国语》，纠正一些偏颇的认识。
一、《国语》的编撰意图
《国语》是先秦时期的“语”书，这是它的特色。张政?先生认为“语”是春秋时期书籍中一种固定的体裁。 王树民、顾静等人也认为先秦存在“语”书。《国语·楚语上》申叔时谈教育太子要使用的教材中，除了要用“春秋”、“诗”、“礼”、“乐”等外，也提到“语”，可知“语”书是一种教材类的文献。“语”，韦昭注“治国之善语”，是为性质。记言史官所记以及经整理的瞽口述历史，是“语”类文献重要的资料来源。“语”书的编撰意图在于“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1］(Ｐ485)，以期达到“求多闻善败以监戒”［1］（P531）的目的。《国语》的编撰恰恰包含着这样的意图。
前代有些学者认为《国语》不过是简单的各国史料汇编，或者是编撰《左传》的史料之余，谈不上有编撰意图。唐赵匡和陆淳认为左丘明广集诸国史以传《春秋》，其家弟子门人，收集不入传或虽入传而不同者，随国编之，而成《国语》，以广异闻。 清人朱彝尊《经义考》引司马光的话说：“先君（光之父）以为左丘明将传《春秋》，乃先采集列国之史，因别分之，取其精英者为《春秋传》。而先所采集之稿，因为时人所传，命曰《国语》，非丘明之本意也。”李焘同意司马光父子的说法，并说左氏所采之语草稿俱存，时人共传，是为《国语》。以上诸人的意见大同小异，突出了左氏传经，而将《国语》的编撰说成是一些人为广异闻而附带的简单工作，这显然对《国语》编撰的认识存在偏颇。
经世致用的史学观念在先秦私人修史的过程中就已经得以充分体现了，这一观念也成为衡量文学价值的重要尺度。以何种史料来反映经世致用的观念，这是文学创作中选材的环节，是编撰者不能回避的问题。就《国语》而言，从其通篇表现的治国以礼、民本、忠恕、正名等后来儒家所宣扬的这些思想来看，其编撰是有意图的，即重在宣扬这些思想，“多闻善败以监戒”。三国吴韦昭《国语解叙》说左丘明传经后“雅思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迄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国语》。…… 所以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者，昭然甚明”。《经义考》引晋孔晁的话，认为“左丘明集其典雅令辞与经相发明者为春秋传，其高论善言别为《国语》”。又引唐刘知几的话说：“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列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还引了明王世贞的话说：“昔孔子因鲁史以作经，而左氏翼经以立传，复作外传以补所未备。其所著记，盖列国辞命载书训诫谏说之辞也。商略帝王，包括宇宙，该治乱迹善败，按籍而索之，班班详核，奚翅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其论古今天道人事备矣，即寥寥数语，靡不悉张弛之义，畅彼我之怀，极组织之工，鼓陶铸之巧。”以上学者间接道出《国语》的编撰意图，即“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和“以方内传”补其所未备者。再者，从他们对编撰者如何梳理史料的分析，可以断言其编撰行为是有意识的，编撰意图是明确的。
此外，《国语》全书的很多条记载，如记天子和诸侯国君、卿大夫们破坏礼制的行为，最后都明确给出了事件发展的结果，是其“求多闻善败以监戒”的体现，也是其编撰意图的体现。全书二百三十条记事，共有近六十条给出结果，仅《周语》就有二十三条。穆王征犬戎，结果是“自是荒服者不至”。厉王弥谤，专山泽之利，结果是国人“流王于彘”。宣王不籍千亩，结果后三十九年，王师于千亩败于姜氏之戎。宣王立鲁武公之子戏，不符合嫡长子继承制，结果鲁人杀戏。宣王于是伐鲁，立孝公，“诸侯从是而不睦”。襄王使内史过赐晋惠公命，吕甥、?芮相晋侯不敬，晋侯执玉卑，拜不稽首。内史过以为三人必及祸，结果襄王八年晋侯陨于韩，十六年而晋人杀怀公。怀公无胄，秦人杀吕甥、?芮。而赐晋文公命，晋侯有礼，卿士守礼。内史兴以为晋侯必霸，劝天子善待之。后来惠后之难，王出在郑，晋侯纳之。周襄王二十一年，晋侯以诸侯朝于衡雍，且献楚捷，遂为践土之盟，于是乎始霸。这种记载方式体现了“语”书监戒的目的，成为“语”书的最大特色。卿大夫们的预言都得到了印证，有的甚至在事件发生的十几年后得到印证，符合事物矛盾发展必然性的规律，带有唯物主义的色彩。
傅庚生先生肯定《国语》的编撰是有意图的。他认为因为有了编撰的主导思想，史家在整理史料的时候，也便“往往想集中某一部分材料去解释某一个问题，剪裁删汰和重点突出的结果，便自然在若干部分中都形成它自具的重心，这是可以理解的。它既经过史家在纷杂的材料中有规划、有目的地撷取，又经过改编和润色，有一定程度的系统性，所以我们觉得《国语》还不是自然散佚而偶然余存的一部分残缺不完的史料”［2］(P3)。注重对史料的选择，以便表现其编撰思想，这是一个基本的创作原则。应该说《国语》在对史料的选择利用上，贯彻了这一创作原则，从而实现其经世致用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明确《国语》的编撰意图，在分析其史料的来源、选择和结构的安排上才不至于流于轻率，对其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乃至思想性的把握才会准确无误，这对《国语》的重新定位是有意义的。
二、《国语》的选材和结构
选择史料及安排结构是编撰意图的具体体现。《国语》的思想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主，以礼乐为纲进而表现民本、忠恕等儒家倡导的思想。而其反映的时代，恰是礼乐崩坏的时代。此时，以礼治国成为普遍接受的治国理念，统治者认识到礼为“天之道也”［3］（P76），将其神圣化，认为“政以礼成，民是以息”［3］(P858)；“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3］(P1266)；“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3］(P76)；“夫礼，所以正民也”［4］(P153)等等。《国语》反思这些思想，史料选择和剪裁也便就此展开。《周语上》穆王征犬戎，师出无名，破坏了畿服制，结果“荒服不至”。《周语中》晋文公请赐隧葬之礼，周襄王以礼法为武器委婉拒绝。《鲁语》选择了鲁庄公的悖礼之行，到齐国观社、美化其父桓公之庙甚至要求宗妇觌哀姜以币等。《齐语》记载葵丘会盟齐桓公受天子赐胙，以礼下拜，守为臣之道。《晋语》载重耳流亡，“好善不厌，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而长事贾佗。……居则下之，动则咨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礼矣”，贤德有礼，终有晋国，一战而称霸诸侯。这类史料遍布全书。另外，《国语》中有的篇章涉及到周代某一具体的礼制，如士冠礼、籍田礼、丧礼、宴飨礼、币制、祭祀昭穆制等。对这类史料的选择，显然是有意识的。有助于突出礼制的“正名”作用，丰富了思想内容，也突出了事件和人物形象。《国语》主要选择的是有代表性的诸侯国的史料，中原其他诸侯国，如秦、宋、卫等没有专门的选择，这也是出于对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以及越王勾践霸业的肯定。再者，编撰者对著名卿士大夫们的家史也有目的地选择史料，如《鲁语下》记载叔孙穆子和公父文伯之母的言行，《晋语八》选取赵文子的事迹，《晋语九》选择赵简子的事迹。通过对他们立身行事的叙述，表现后来人们普遍尊奉的修身、齐家、治国甚至平天下的理念。可见，选择典型表现创作意图，乃古今通义。
结构上，普遍认为《国语》始创国别体例，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之语，各语之间不相联属。很多学者诸如清人董增龄、今人白寿彝等认为八国的结构次序是按照周王室与鲁齐晋郑的关系、诸夏和蛮夷的关系来安排的。董立章的分析最全面，他认为：“《鲁语》继《周语》之后，可知崇周尊鲁；继而是《齐语》，仅记齐桓霸业。因齐桓公时期是齐、鲁关系最好的时期，…… 再次为《晋语》，…… 究其因是晋、鲁关系极密，自晋文公称霸至三家分晋，鲁始终是晋的忠实盟国。再次为《郑语》，仅一卷。最后是僭越称王的楚、吴越之语。综观其结构，反映了尊王攘夷、先华夏、后夷狄、详周鲁晋而略齐郑吴的思想倾向。在地理关系上，鲁近齐而远晋；就国际关系论，鲁亲晋而疏齐。因此齐虽近而仅记齐桓公在位的齐鲁关系蜜月的时期，晋虽远而详记其霸业兴衰及内部君臣矛盾的发展；而鲁虽弱小却置于齐晋之前，且有两卷之多。”［5］（P4）这种解释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我们说《国语》的编撰有其意图，即为宣传礼治、民本、忠恕等思想，以实现其鉴戒作用。围绕这些思想所选择的史料，客观上也向后人展示了礼乐崩坏的原因。换言之，一部《国语》就是一部完整的西周中后期到战国初期五百多年礼乐崩坏的历史：有起因，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关系的变化；表现在上层建筑上就是周天子自毁礼制；有发展，即各诸侯僭越周礼；有高潮，即王室衰微，大国争霸；有结局，即社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表现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已经无法维系分封制和士阶层的崛起。各诸侯不再以尊王攘夷、称霸为最后目标，统一中国成为他们的终极理想。从这一角度讲，《国语》的结构安排更有深意。
西周部分，《国语》的编撰者选择了穆王、恭王、厉王、宣王及幽王当政时的一些重要事件。见于《周语上》的前半部分和《郑语》。这些史料为我们提供了西周中后期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主要选取的史料有：穆王征伐犬戎、恭王灭密、厉王专山泽之利以及宣王不籍千亩、废鲁太子括而立戏、伐鲁立孝公、料民于太原等史实。这些史实，表面看没有什么关联，共同的特点是均记载周天子的悖礼之行。其实却是大笔勾勒了一个时代的背景：王室衰微、社会正发生深刻的变革。今天我们对西周中后期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了解，主要通过《国语》的这部分记载，足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编撰者截取这段历史，体现了“语”书的编撰意图。这部分更是对春秋诸侯称霸的背景介绍，是全书的铺垫。王室衰微礼乐不兴才[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