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世世昌。（17）
李氏作竟（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服，风雨时节五谷熟。（18）
新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作龙右虎掌三彭，朱鸟玄武顺阴阳。（19）
上引后一首镜铭是王莽新时，前两首亦当在王莽前后（20）。第一首张氏镜铭四句押阳部韵，四个押韵字王、央、央、昌中就有两字相同。第二首镜铭为职、觉合韵，服、息职部，熟觉部；押韵字服、息、服、熟四字中也有两字相同。第三首亦押阳部韵，押韵字阳、明、彭、阳四字也有两字相重。这些皆与《柏梁台诗》用韵字相重现象相似，也是它们时代比较接近的一个旁证。
三 从《柏梁台诗》的诗句排序、加注及内容论其成文年代
《柏梁台诗》中用韵字可证其成文年代在两汉时代，排除了汉末之后伪造的可能。但它是否为汉武帝时与群臣在柏梁台上所作，尚待进一步考证。笔者以为，《柏梁台诗》的官名、人名为后来两次加注而成。但过去对其诗的真伪争辩中，学者所关注的只是官名和人名，对其他方面很少注意。其实，从《柏梁台诗》诗句的排序和内容方面分析，其诗只能是汉武帝（前156-前87）时代的作品，绝不可能是其他时代的伪作。
1、 从《柏梁台诗》的诗人排序看其成文年代
《柏梁台诗》的特点是一人一句，所以诗句排序也就是诗人排序。诗人排序是按照身份、地位及官职高低来排列的，但官名与地位高低变率很大，同一官职时代不同地位高低却全然不同。因此，根据《柏梁台诗》的诗人诗句排序情况可看出它的时代特征。
今本《古文苑》卷八所载《柏梁台诗》前六位帝王将相是："日月星辰和四时（皇帝）。骖驾驷马从梁来（梁孝王武）。郡国士马羽林材（大司马）。总领天下诚难治（丞相石庆）。和抚四夷不易哉（大将军卫青）！刀笔之吏臣执之（御史大夫倪宽）。"其排列次序是：（1）皇帝，（2）梁孝王武，（3）大司马，（4）丞相石庆，（5）大将军卫青，（6）御史大夫倪宽。这六位在唐初欧阳询所编《艺文类聚》卷五十六《杂文部二》及宋无注《古文苑》中的称呼是：皇帝、梁王、大司马、丞相、大将军、御史大夫。除了皇帝、梁王外，大司马、丞相、大将军、御史大夫排序也与《史记》、《汉书》中职官排序大相径庭。
首先，《柏梁台诗》把大司马排在丞相之前，是汉武帝时代武官地位提高的标志，完全是后代作伪者所难以想象的问题。《柏梁台诗》中"郡国士马羽林材"的确是大司马的职责，"总领天下诚难治"也的确是西汉丞相的职责，但为何其诗要把大司马排在丞相之前，就令人难解了！《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排列的次序是"相位"、"将位"和"御史大夫位"，"将位"中除诸将军外，还有早期的太尉和晚期的大司马，这说明大司马在丞相之下。《汉书·百官公卿表》前四位的排列次序是：丞相（相国、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列将军，也说明丞相在大司马之前。这种大将军位在丞相之上的情况是汉武帝时才出现的新情况。武帝之前，太尉常升迁为丞相。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汉文帝元年，太尉周勃升为右丞相；三年太尉灌婴升为丞相；汉景帝七年太尉周亚夫升为丞相。其表文帝元年谓灌婴为太尉二年、景帝三年谓周亚夫为太尉五年后任丞相是"迁官"。汉武帝建元二年免去太尉一职，元朔五年始建大将军一职，元狩四年始设大司马加官一职。这说明大司马大将军位于丞相之上是从武帝元朔五年之后才会出现的现象，从此相府逐步衰落了。《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云："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氂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唯庆以椁谨，复终相位，其余尽伏诛云。"因此大司马大将军在丞相之上的排序完全符合武帝时代特征。
"郡国士马羽林材"也符合大司马大将军卫青的身份地位，《柏梁台诗》序文言其诗作于元封三年，是符合这一条件的。"郡国士马羽林材"是卫青所作（下句"和抚四夷不易哉"非卫青所作，详后），大司马、大将军只是一人，并非二人。《百官公卿表序》云："（武帝）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颜师古注云："冠者，加于其上，共为一官也。"加注者因不知大司马只是大将军的加官，把大司马、大将军分为二人，显然是错的。卫青之诗排在丞相诗之上，是因"大将军"的身份而非"大司马"。《后汉书·袁绍传》汉末封袁绍为太尉，其时曹操自封大将军，"绍耻为之下，伪表辞不受"。唐初李贤等注解释说："太尉位在大将军上，初，武帝以卫青征伐有功，以为大将军，欲尊宠之，故置大司马官号以冠之。其后霍光、王凤等皆然。明帝以弟东平王苍有贤材，以为骠骑大将军，以王故，位公上。和帝以舅窦宪征匈奴，还迁大将军，在公上，以勋戚者不拘常例焉。"《通典·职官十一》、《通志·职官略五》也有相同的说法。《汉官仪》亦云："汉兴，置大将军，位丞相上。"但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汉武帝朝任大将军者只有卫青一人，后霍去病被封为"大司马骠骑将军"，地位与"大将军等"，《霍去病传》等篇谓霍去病死于元狩六年九月。所以在元封年间，不管是大司马还是大将军只有卫青一人。《柏梁台诗》的作注者把本为卫青一人的"大司马"、"大将军"分为二人是错其一，把"大司马"排在"大将军"之前是错其二。这只能说明诗句是原作，"大司马"、"大将军"是后来所加的注文。大司马大将军之诗句位于丞相之上，这是汉武帝时期的特殊情况，这是据《史记》、《汉书》而为《柏梁台诗》加注者所难以想象的。
其次，"和抚四夷不易哉"所注"大将军"或"大将军卫青"是错的。这说明不仅"卫青"是后来所加注文，而且"大将军"也是后来所加。《柏梁台诗》序文上柏梁台前必须"互相和诗，每人一句"，其中24句诗是符合这一要求的，只有"郡国士马羽林材（大司马）"与"和抚四夷不易哉（大将军卫青）"这两句不合这一要求。如前所说，按《汉书》之《武帝纪》及《百官公卿表》这时大将军只有卫青一人，大司马是加官。同时任大司马的还有骠骑将军霍去病，但《汉书》之《武帝纪》、《霍去病传》等篇谓霍去病死于元狩六年九月。此后至元封年间再未增添大司马的人数。故武帝元封年间的"大司马"与"大将军"，只能为一人而决不会是两人。作注者不明此理，在"大将军"下加注"卫青"之后，"大司马"下就不知加上何人了，便只好空着。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不能证明《柏梁台诗》是伪作，反而只能证明诗句是货真价实的原作，只是职官与人名都是后来陆续加注而成，首次加注者已不知当时职官所掌职责及汉武帝时代职官排序情况，所以搞错了。
尽管"和抚四夷不易哉"诗的注文"大将军"是错的，但诗句是西汉成帝之前的作品，这从此句的排序可看出来。从文意看，这一句诗应为某一"将军"所作。"和抚四夷不易哉"的下句是御史大夫所作"刀笔之吏臣执之"，将军之诗排在御史大夫之前，真实地反映了西汉末年汉成帝之前的职官序列情况。《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排序是"相位"、"将位"、"御史大夫位"，其中"将位"是排在"御史大夫位"之上。而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前四位的排列次序是：丞相（相国、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列将军，"御史大夫"已排在"列将军"之前；另外卫宏《汉旧仪》卷上云"拜御史大夫为丞相……拜左、右、前、后将军为御史大夫……"（21），这是说由御史大夫而晋升为丞相，由左、右、前、后将军而晋升为御史大夫，也可见御史大夫地位在左、右、前、后将军之前。这反映了御史大夫与将军在两个不同时代的地位不同。《百官公卿表》序文说"前后左右将军"，位上卿，金印紫绶，掌兵及四夷；而御史大夫，虽位上卿，但"银印青绶，掌副丞相"，其"银印青绶"的御史大夫地位明显低于为"金印紫绶"的前后左右将军。直到"成帝绥和元年，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绶，禄比丞相"，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御史大夫，但元寿二年又复为大司空。这种情况说明在汉成帝绥和元年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佩金印紫绶之前，列将军之位肯定要在御史大夫之前。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和抚四夷不易哉"应为某位"列将军"所作，但把它排在御史大夫所作"刀笔之吏臣执之"之前，反映了西汉末年职官位置的序列情况，这是作伪者绝对难以想到的。所以我们认为"和抚四夷不易哉"是其时的原作，而"大将军"及"卫青"是后来作注者不明武帝时列将军与御史大夫位置序列的情况而误加。
2、《柏梁台诗》加注序文、官职与人名的年代问题
笔者认为《柏梁台诗》的序文、官职名及人名都是后来加注而成的，其中序文及职官名的加注时间较早，大概在东汉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三辅黄图·台榭》中引《三辅旧事》云："（汉武）帝尝置酒其上，诏群臣和诗，能七言诗者乃得上。"《三辅黄图》据陈直先生考证成书于东汉末曹魏初（22），那么《三辅旧事》就至少应是汉代成书的。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排调》引《东方朔传》云："汉武帝在柏梁台上，使群臣作七言诗。"《东方朔传》既在南北朝时存在，说明成书年代更在其前。《东方朔传》盖即《汉书·艺文志》杂家中的《东方朔》，班固《艺文志》是依据刘歆《七略》做成，这说明《东方朔传》（《东方朔》）在西汉时就已经成书了（23）。以此可见，至少西汉后期《柏梁台诗》及序文就已流传开了。
自顾炎武以来，《柏梁台诗》中序文所说汉武帝元封三年的时间及其诗中官职人名，是诸多学者辨其真伪时寓目的焦点问题。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以汉武帝元封三年的时间为准提出《柏梁台诗》的伪作问题，主要证据有二：一是梁孝王武不可能生活在汉武帝时代；二是其诗中出现的官名光禄勋、大鸿胪、大司农、执金吾、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等职，皆为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的，"不应预书于元封之时"。如前所说，丁福保、逯钦立及陈直依《艺文类聚》卷五十六及宋本无注《古文苑》，"梁孝王武"只作"梁王"，且每句官名之下并无人名，故丁福保、逯钦立等主张删去职官后的人名以恢复古本旧貌。其实，正如前引罗根泽所指责丁福保所说的，这样做只能解决顾氏所提出的第一个"梁孝王武"的问题，并不能解决顾氏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因即使删除官名之后的人名，武帝太初元年才更名的光禄勋、大鸿胪等职，仍然与武帝元封三年在柏梁台上作诗的时间矛盾。
笔者认为《柏梁台诗》诗句是原作也是原来的排序，序文与职官名是后来传抄者增益而成，而人名的增益时代就更晚了。
从上面讨论《柏梁台诗》中"郡国士马羽林材（大司马）；总领天下诚难治（丞相石庆）；和抚四夷不易哉（大将军卫青）；刀笔之吏臣执之（御史大夫倪宽）"几句诗的排序和内容可见，这几句诗的确实是西汉时期的作品，而"大司马"与"大将军卫青"是错的，可知不仅人名是后来所加，而官名也应是后来所加而成。其实，这一看法宋人就已经提出来了。宋人叶大庆《考古质疑》卷一云："汉《柏梁》诗：平理请谳决嫌疑（原注：廷尉）。修饬舆马待驾来（原注：太仆）。郡国吏功差次之（原注：鸿胪）。"（24）叶大庆所引这几句诗和其他宋代之前所引《柏梁台诗》一样，皆无人名。但不同的是他特别说明这些职官是"原注"，是对的。我们上面据诗句对职官误也证实了这一点。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注文已经不是作者"原注"而是后人加的注。正因为是后人所加的注，所以加注就有两种情况：一种加于诗句之前，如宋敏求《长安志》卷三"柏梁台"条引其诗 （《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与宋本无注《古文苑》卷八引其诗亦同） 云"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时。梁王曰：……大司马曰：……"；职官之后的"曰"有时也可不用，如《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二引《东方朔传》云"卫尉：周卫交戟禁不时"。另一种是加在诗句之后，如上引宋人叶大庆所引三句柏梁台诗的注文"廷尉"、"太仆"、"鸿胪"便加在诗句的后面。从上述情况看，不同古籍所引各种异文情况不仅是官名后有无人名的问题，而且这些异文的区别还表现在官名人名所出现的位置不同：有的在诗句之前，有的却在诗句之后；有的在官名（或加人名）后附有"曰"字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