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柏梁台诗》的作者与其诗写作年代

　　据文献记载柏梁台是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建成，太初元年（前104）被焚，前后仅十一年。元封三年（前108）应是汉武帝与群臣上台作诗时间。其时多数作者可以加以考证。
　　1、柏梁台建成、焚毁及其柏梁台诗写成时间考
　　关于《柏梁台诗》序文内容及其作成的时间，诸书记载不一。《艺文类聚》卷五十六载："汉孝武皇帝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坐。"（27）《古文苑》卷八说法大同小异。《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二引《东方朔传》云："孝武元封三年作柏梁台。召群臣有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坐。"（28）这几条明确了柏梁台作成时间为汉武帝元封三年。
　　笔者认为，《艺文类聚》卷五十六及《古文苑》卷八等书所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做成柏梁台之说是错的。从古文献可知柏梁台建成于元鼎二年，焚毁于太初元年。《三辅黄图》卷五《台榭》载："柏梁台，武帝元鼎二年春起。……《三辅旧事》云：'以香柏为梁也……太初中台灾。'"《汉书·武帝纪》元鼎二年"春，起柏梁台"；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乙酉，柏梁台灾"。此又见《汉书·夏侯始昌传》。柏梁台建成于元鼎二年还有文物资料的铁证，陈直据《金石屑》卷三"元鼎二年柏梁四九"的砖文，谓此"为宋元丰三年吕大防得于汉故城者。'四九'，系陶工制陶之号数，与近年汉城所出瓦片题字，体例正同"（29）。以此来看，《汉书》与东汉末魏晋初的《三辅黄图》（30）谓柏梁台做成于武帝元鼎二年之说是对的（31）。
　　从上可知，柏梁台从建成到被焚的时间，大致可以估计在元鼎二年与太初元年之间的十一年间。传世文献记述元封三年汉武帝诏群臣上柏梁台做七言诗也正在这期间，元封三年应是汉武帝与群臣做《柏梁台诗》之时，而非柏梁台始建成之时。
　　2、《柏梁台诗》的作者情况考察
　　从前分析可知，《柏梁台诗》联句诗有的是第一次加注就产生了错误的基因：如前所说，第三句"郡国士马羽林材"下注"大司马"是不对的，应为"大司马大将军卫青"；第五句"和抚四夷不易哉"下注"大将军卫青"也是不对的，应为某位"列将军"（32）。
　　陈直曾把《柏梁台诗》中所添加的人名分了三种情况：（1）陈直谓《柏梁台诗》所添注人名"合于元丰（按："元丰"为"元封"之误）三年标准者，有倪宽、徐自为、杜周、公孙贺、王温舒、减（咸）宣六人"，依《汉书·百官公卿表》来看，此说是对的。（2）陈直以为《柏梁台诗》中所见周建德、刘安国、路博德、张成、中尉豹、李成信六人，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虽"皆不注迁调或罢免年数"，然"亦不能确实指出添注人名之非"。笔者考察《百官公卿表》，此六人除周建德、张成、李成信如上所述有误之外，其余三人可确定他们在元封三年的任职与其诗做成时间并无矛盾。（3）陈直认为《柏梁台诗》只有石庆与壶充国是"添注人名之谬误"，因石庆元封五年"始为丞相"，而"壶充国太初元年始为大鸿胪"（33）。
　　方祖··认为章樵作注有七条错误：为职官加注的周建德、刘安国、壶充国、张成、盛宣、李成信、陈掌都是错的，加上梁孝王武以及"京兆尹"未注"李信成"的错误，共有九条（34）。
　　笔者经考察认为，《柏梁台诗》各作者名是后来章樵二次增注人名而成的，增注有不少错误。首先，章氏在原注"执金吾"下加注"中尉豹"是不对的，不知二者是同一官名，汉武帝太初元年才改"中尉"为"执金吾"的，两个官名完全重复。在章樵增注人名中，完全错误的有今通行本《古文苑》卷八所引《柏梁台诗》后注"梁孝王武"、"太常周建德"、"右扶风李成信"、"大司农张成"以及抄写时的笔误"左冯翊盛宣"。（1）正如顾炎武所说，梁孝王武活动年代甚早，不可能晚到汉武帝时代，这是章樵注《古文苑》时增益造成的失误。宋以前的文献引《柏梁台诗》皆注"梁王"，陈直谓"以时代考之，则当为梁王襄"（35），是对的。（2）章樵二次注在"太常"下注"周建德"是不对的。《百官公卿表》元鼎五年云："平曲侯周建德为太常；阳平侯杜相为太常五年，坐擅繇大乐令而论。"依《百官公卿表》体例，元鼎五年周建德初为太常，不久改杜相为太常，杜相任太常五年即到元封三年，可知元封三年任太常者应为杜相而非周建德。（3）章樵二次注在"大司农"下增添了"张成"，此误。《百官公卿表》元鼎六年谓"大农令张成"，然而按《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记载，元鼎五年南粤反，六年秋，"是时汉使大司农张成、故山州侯齿将屯，不敢击，却就便处。皆坐畏懦诛"。以此看张成死于元鼎六年到元封元年之间，大司农张成是不会在元封三年作诗上柏梁台的。（4）章氏二次注在"右扶风"下注"李成信"亦误。《百官公卿表》元鼎四年栏谓"右内史李信成"，元封四年王温舒为右内史，右内史太初元年改为京兆尹，右扶风是从主爵都尉改称的，故"右扶风"下注"李成信"不仅名字写颠倒了，而且官职也搞错了，李信成应注在"京兆尹"的官名之下。另外，"左冯翊"下章注"盛宣"应为笔误。《百官公卿表》元封元年及《酷吏传》作"咸宣"，《史记·酷吏列传》作" 减 宣"，可知"盛宣"是"咸宣"的笔误。
　　陈直与方祖··所指责的添注人名的错误中，因壶充国是共同指责的一条，加在一起则多达十条。但笔者认为这些指责有对有错。添注全错如上所说只有"梁孝王武"、"太常周建德"、"大司农张成"、"右扶风李成信"四条，"左冯翊盛宣"的"盛"是笔误，京兆尹与右扶风是有连带关系的，实为一条。其余四条添注或是对的，或可存疑但不能确定添注之误。（1）《百官公卿表》元鼎五年明确说"九月辛巳，丞相周下狱死。丙辰，御史大夫石庆为丞相"，其说也见《汉书·万石卫直周张传》；太初二年表说"正月戊寅丞相庆薨"。石庆从元鼎五年至太初二年任丞相十年，元封三年正在其间。陈直说石庆元封五年始为丞相完全错误。（2）陈直、方祖 指责"大鸿胪"注"壶充国"为错，是不对的。大鸿胪壶充国见《百官公卿表》太初元年，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周寿昌云"宜加'大行令更名'五字于（大鸿胪壶充国）前"。依此说，壶充国在太初元年任大鸿胪只是大行令的更名，并非初任。实际上《百官公卿表》元鼎二年言"中郎将张骞为大行令，三年卒"（36），然自元鼎五年张骞卒后并无他人任大行令。大概壶充国从张骞卒后便任大行令，至太初元年更名为大鸿胪。（3）"宗正"章氏再注作"刘安国"，此说难定其非。《百官公卿表》元鼎四年十一栏云："宗正刘安国为大农令客。"此条似难读懂。王先谦《汉书补注》云："'为'字衍，官本无。"而方祖 "怀疑'客'字为衍文"（37）。王先谦、方祖··都主张此句有衍文，但王先谦有证据，方祖··无证据，应是王氏是而方氏非。依王先谦之说，此句应读作"宗正刘安国；大农令客"，可知"客"是人名。《百官公卿表》中"宗正"与"大农令"皆排在十一栏，说明二者官阶相等，所以并列在一起。从元鼎四年到元封三年未见其他人任宗正，刘安国在元封三年仍为宗正还是有可能的。（4）"詹事"章樵再注作"陈掌"，方祖 认为此说"也不大可靠"，原因是"章注这条是依据《汉书》卷五十五《霍去病传》'詹事陈掌'而来"，"卫子夫是在武帝元朔元年尊为皇后。据此，少儿改嫁詹事陈掌当也在这年。而元朔元年，下距元封三年作诗之时，远隔二十年。这时，陈掌是否还在做'詹事'这个官，很成问题"（38）。笔者认为此条虽可怀疑，但不足以否定。少儿是卫皇后二姐，君孺是卫皇后大姐，君孺为太仆公孙贺之妻，而据《百官公卿表》公孙贺从建元六年任太仆到太初二年升迁丞相，任太仆一职达三十三年。皇亲国戚久任一职，恐不足为怪。
　　《柏梁台诗》中还有一些不知姓名者，如典属国、大匠、太官令、上林令。还有"郭舍人"也是只知其姓与身份，不知其名。据《艺文类聚》卷五十六引《柏梁台诗》序文中"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坐"的条件，绝大多数职官作者合乎这一条件。从大司马大将军到大匠大多数作者，依《汉书·百官公卿表》皆为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但是太官令、上林令、郭舍人、东方朔，并非二千石官员，上林令、太官令属少府，依《后汉书·百官志三》皆为六百石官员。这四人的与会，可能是由于特殊原因。上林令与会盖因柏梁台是在上林苑中，属上林令所管辖，故主管不能不与会。太官令能上柏梁台盖与其主管膳食有关，《百官公卿表》颜注云"太官主膳食"，朝廷朝贺宴会时"太官上食，赐群臣酒食"（39），太官令盖因此与会。
　　3、 从《柏梁台诗》内容看其诗的时代特征
　　我们认为从《柏梁台诗》的内容也可看出它的时代特征。（1）陈直先生曾以《柏梁台诗》中大鸿胪诗句"郡国吏功差次之"与大官令诗句"枇杷橘栗桃李梅"职责管辖范围的变化，指出其诗与其职是作伪者不能有这些创见的（40）。（2）据《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补记，郭舍人为武帝所幸，"发言陈词虽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说"；《滑稽列传》褚氏补记与《汉书·东方朔传》言东方朔亦诙谐好乐，博士诸先生群起"共难之"，然舌战群儒，"博闻辩智"，为武帝所喜，所以常在武帝左右。郭舍人之诗"啮妃女唇甘如饴"，东方朔之诗"迫窘诘屈几穷哉"，也都合乎二人性格及身份特点。（3）《柏梁台诗》众官述职中只有丞相与将军是诉其职的辛苦艰难："总领天下诚难治（丞相）"、"和抚四夷不易哉（大将军）"。如前已说，"大将军"其实是《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列将军（前后左右将军）"之误。如果将军陈述"和抚四夷"的艰难不易还是可以理解的，汉武帝好大喜功，西北战火连绵，将军"和抚"往往是以战胜对方为前提的，而战胜对方取得胜利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可见"和抚四夷"的过程确实是艰难不易的。但丞相说"总领天下诚难治"，结合汉武帝时代的在位丞相的情况才能充分理解。前已说过，武帝元封年间的丞相在位的只有石庆。石庆任丞相虽以善终，但艰难不易。在汉武帝时，先后有李蔡、严青翟、赵周、公孙贺、刘屈等五位丞相自杀或被杀。从公孙弘寿终相位后到石庆接任丞相的十二年间，李蔡、严青翟有罪自杀，赵周有罪下狱而死。因此丞相之职被视为危途险地，相府亦衰落不堪。石庆任相期间，"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关决于庆，庆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汉书·万石卫直周张传》）。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多万及口无名数者四十万流离失所，石庆上书自责，引咎辞职（同上）。在这种情况下任丞相的石庆，在柏梁台上做诗说"总领天下诚难治"，不仅很符合他的人物性格，同时与其时丞相之职危机四伏的处境也十分相符，应是时代的真实反映。
　　汉武帝时《柏梁台诗》真伪问题解决了，其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就凸现出来了。其诗的价值首先在于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七言古诗，其次它的出现创立了联句诗体的形式。过去由于《柏梁台诗》的真伪问题纠缠不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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