嘻嘻”、“震苏苏，视矍矍”，这些运用增强了歌唱性，促进了创作中字声音韵的自觉的使用。《小过》“飞鸟遗之音，翰音登于天”，表明对音乐叙事功能有了相当的认识。
《易经》中《艮》有“艮有辅，言有序”的说法。按“序”，《周礼?春官宗伯?职丧》：“序其事”，同书《乐师》：“掌其序事”，唐代贾公彦疏为“叙事”，刘知几《史通》提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的说法15。由此表明《易经》有明确的叙事观念。古歌涌现出多种叙事形态：
接续式叙事，如《蒙》：“发蒙，包蒙，困蒙，击蒙”。这一形式类乎《弹歌》，用跳跃的行动点接续叙事，实现了叙事的诗化。
线性叙事，如《解》：“田获三狐，得黄矢。负且乘，致寇至。解其拇，朋至斯。”记述了事件的全过程。
场景式叙事，《屯》：“屯如，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乘马，班如，求婚媾，吞其膏。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归妹》：“女承筐无实，士到羊无血。”场景式叙事，不关注时间的连续性，强调场景中多方面情况，视觉性强，运用视点移动的方式。
分述叙事，如乾：“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与通常叙事手法的“有的…有的…”相类，写出了态势，产生了很好的叙事效果。
陈述行动的去向和环境来叙事，如坤：“履霜，坚冰。直方，含章。括囊，黄裳”，写出了由南方到北方，千里冰封的北国风光和紧束行装的负役人16。通过外部情势反映心理来叙事，《需》：“需于郊，需于沙，需于泥，致寇至。需于血，出自穴，需于酒食，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写出了期盼、担心、焦虑和惊讶的心情17。
有些古歌叙事要素比较完整，如《讼》：
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
不克讼，复即命。带或赐之，终朝三褫之。
诗中人物，事件、情节具备。这一类型的诗尚有《同人》《习坎》《涣》《旅》。通观《易经》古歌，叙事因素占据了很大比重，诗歌中的叙事和抒情的分野尚不明显。
三
中国诗歌，至《诗经》成为四言诗的时代。学者就《尚书》和《周颂》的早期篇章考察，推断四言是上古书面语共用句式18，四言诗的形成与当时的官方文件用四言有关。其深层有多方面原因，其中之一是歌唱的原因。《尚书?舜典》提及的八音中的石、革、金较为古老。《周颂?有瞽》的“有瞽有瞽，在周之庭”，“应田县鼓，磐圉”，宫廷演奏所悬大型乐器，除庄严肃穆的要求外，乐器操作缓慢。由此，歌曲字数不能过多，过多字数行经换气，实际还是短辞，表达上适于四言句式。《小雅?四月》“君子作歌”和《小雅?巷伯》的“寺人”的记述，表明音乐整理过程对四言句式的选择。四言句式的重叠建构源于民歌上下句对答式，由此构成方整结构，满足语义群的表达。
《诗经》的“赋”是重要的叙事手法，比、兴源于歌唱的修辞。有学者认为“比”含隐喻叙事19，“兴”利用相似性拉动叙事序列。“卫风”中的《氓》是典型的线性叙事。《诗经》叙事诗的分章叙事，构成从不同侧面叙事的类型，如《长发》。“大雅”“小雅”“国风”中有许多篇是叙事诗，已为学者指出了。
楚辞中有许多是叙事诗。《离骚》是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湘君》和《湘夫人》是叙事的，隐含着故事性。《国殇》写了战斗过程，诗中采用第二人称“子魂魄兮为鬼雄”，拉近对象间的距离，增进了亲切感。《卜居》《渔父》是叙事的。《九辩》《招魂》《大招》也包含着叙事因素。楚辞所以感人是因其所具有的事情感人，而不在咏叹。
《诗经》、楚辞外的叙事诗，清杜文澜《古谣谚》涉及上古16种书目，辑先秦谣谚86首，叙事诗为18首20。逯钦立纂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涉及上古26种书目，辑先秦诗77首中叙事诗14首21。163首诗歌中叙事诗共32首。杜文澜《古谣谚》“凡例”对谣、谚、讴、吟、诵、噪、词（辞）、赋的概念作了考索界定，训谣为徒歌。《汉书?艺文志》训作“不歌而诵谓之赋”，是汉代人的看法。
杜文澜据《左传》僖公五年和《史记?晋世家》“赋作歌”，及《左传》隐公元年“公如而赋”“姜出而赋”，训赋为亦有歌义，赋诗、歌诗可以通用。讴有徒歌之训。吟本训歌，与讴谣之义相近。诵亦可训歌。噪有罐呼之训，呼亦歌之声，并与讴谣之义相近。故谣可借讴称之，又可借吟唱诵噪以称之。词有歌义。
楚国受到的中原文化影响，仅在于社会上层的少数人。据《说苑?善说》所记楚大夫庄辛过而说之，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说明当时方言各异。因之，《说苑?善说》所记《越人歌》、《战国策?燕策》三所记《荆轲歌》、《古文苑》一所记《讽赋歌》、《孔丛子?记问》所记《楚聘歌》、《吴越春秋》所记《渔父歌》《河上歌》《穷劫歌》《乌鹊歌》《采葛妇歌》《别离相去辞》《河梁歌》，反映了《楚辞》之外楚越地区的诗歌情况。对此观之，楚歌句中助词多用“兮”“之”“乎”外，尚喜用叠词。叠词使用与《荀子?成相》有共同特点。如《河梁歌》：
渡河梁兮渡河梁，举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诚难当。《穷劫歌》：
王耶王耶何乖劣，不顾宗庙听谗孽。任用无忌多所杀，诛夷白氏族几灭。
研究者认为《成相》采用民歌形式22，保留了一定口语歌唱的形态，语言上大量运用了日常生活常见的事物作譬喻，形象化，通俗和说理性强。
早期叙事诗许多未被记录下来，《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记皋陶作歌颂大禹的《夏龠》九成，以昭其功。《尚书?大禹谟》舜时以舞征苗，舞干羽于两阶，七旬。《周礼?大司乐》记黄帝时乐舞《云门》，乐六变；尧时乐舞《咸池》。《尚书?益稷》和《山海经?大荒西经》及郭璞注《韶》的乐舞有九变，据《离骚》夏启时用于宫廷，据《周礼?大司乐》周朝仍用这个乐舞。《周礼?大司乐》记教国子的乐舞还有《大卷》《大磬》《大漫》《大武》。《大武》规模庞大乐舞六成，乐舞素材来源与叙事歌紧密相联23。这说明上古存在着大型史诗。
先秦叙事诗类型中线性叙事、多侧面叙事、场景叙事成为主要叙事类型，奠定了中国叙事诗的特色。中国叙事诗的叙事不以情节取胜，常常在叙事中抒情，形成跳进推进式的叙事形态。先秦叙事歌呈现经由狩猎歌、宗教祭祀歌、历史和民间故事歌及关注国家命运歌的演进轮廓。
注释：
①朱狄《艺术的起源》第143、14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22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第17页、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③释文据李圃《甲骨文选注》第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④谭家健《先秦韵文初探》，《文学遗产》1995年第1期。
⑤周锡《〈易经〉的语言形式与著作年代》，《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4期。
⑥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第12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周锡《〈易经〉的语言形式与著作年代》认为写定时间为西周晚期。
⑦高亨《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见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第4页，巴蜀书社1995年版。⑧⑩11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第11、48、49页。⑨高亨《周易琐语》云此种象征起于何时，当时有何用途，亦莫能明也。《周易古经今注》第7页。12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第9页，巴蜀书社1995年版。
13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之故事》、《周易筮辞考》，高亨《周易古经今注》16、17页。
14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2至6页。仍存在需要讨论的问题，见另文。
15见杨义《中国叙事学》第10、11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6从黄玉顺说，《易经古歌考释》第16页，巴蜀书社1995年版。
17从黄玉顺说，《易经古歌考释》第34页，巴蜀书社1995年版。
18葛晓音《四言诗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19见傅延修《先秦叙事研究》第127页，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20分别是《帝舜歌》、《皋陶赓歌》（《尚书》），《帝载歌》、《夏人歌》、《麦秀歌》（《尚书大传》），《孔子述河上人歌》、《夏桀群臣歌二则》（《韩诗内传》），《雒谣》（《诗纬》），《曳杖歌》、《成人歌》（《礼记?檀弓》下），《卜偃引童谣》（《左传》僖公五年），《宋城者讴》（《左传》宣公二年），《声伯梦歌》（《左传》成十七年），《鲁国人诵》（《左传》襄公四年），《南蒯乡人歌》（《左传》昭卜二年），《齐人歌》（《左传》哀公十三年），《五老游河歌》、《孔子述洞庭童谣》（《论语纬》），共十八首。
21除前已述的《弹歌》（《吴越春秋》）和《涂山女歌》（《吕氏春秋》）外，有《五子歌》（《尚书?夏书》）、《龙蛇歌》三首（《吕氏春秋》《史记?晋世家》《说苑?复恩》）、《河激歌》（《列女传?辨通》）、《楚人诵子文歌》（《说苑?至公》）、《优孟歌》（《史记?滑稽列传》）、《琴歌》（《诗纪》前集四）、《采葛妇歌》（《文选》二十）、《穷劫歌》《河梁歌》（《吴越春秋》四、十）、《琴女歌》（《燕丹子》下），共十四首。
23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第31—33页，对《大武》六成作了较细致的考证。中国音乐出版社1980年版。
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