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1937年出版）统计，两周867年间，有记录的大灾89次，其中旱灾30次、水灾16次、虫灾13次、地震9次、雪灾雹灾12次、大疫一次。面对种种社会劫难，先秦儒道墨法各派思想家们，表现出不同的观点，提出各自的救灾主张。

《论语·乡党》篇记，孔子居鲁时，发生一场火灾，烧毁了马厩。孔子从朝廷回来，连忙打听：“伤人乎？”不问马。短短几个字，反映出孔子“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思想。如果人马皆伤，当然是救人第一了。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与孔子同时的齐景公，有马千驷，一匹爱马死了，竟要杀死养马者，可见他把人命看得不如马。

《论语·颜渊》篇记：鲁哀公问孔子弟子有若：今年发生灾荒，国用不足，怎么办？有若回答：减税救灾，把十分之二的税率改为十分之一。并且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首先要让百姓的衣食充足，然后国君的需求才能满足。这种观点，后来成为儒家治国的基本理念。

《孟子·梁惠王》篇记：梁惠王对孟子说：我的救灾办法是：“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移民就食，移粟补歉。为什么效果不大呢？孟子建议他，行仁政才是根本措施。“不违农时”，“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按时配种），“斧斤以时入山林”（按季节砍伐），密网不入鱼池，保护生态环境，保证可持续性发展。使“黎民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还要搞好教育和道德宣传。您这样作了。“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同篇又记：邹穆公问孟子，邹国与鲁国发生武装冲突，百姓不努力作战，眼看长官快要死了不去救援，怎么回事？孟子说，这是长官自己造成的。“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不要怪罪百姓）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在孟子看来，统治者救灾不力，不顾人民死活，必然受到百姓报复性惩罚。

《荀子·天论》篇认为，各种自然灾害并不可怕，完全可以战胜。“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所谓“强本”就是加强农业，“养备”就是生存资料齐备，“动时”指各项生产活动及时。

《富国》篇说：“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十年之后，年谷复熟，而陈积有余，是无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句意谓懂得农为本商为末，开源节流，则水旱无忧。这是对《天论》的补充和证明。

《王制》篇把搞好水利，防止灾害，作为政府机关“司空”的主要职责：“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看来这是经常性的工作，而不仅是发生灾情时的临时措施。

《天论》篇又记，有人问，天旱时举行祈雨的祭祀仪式，竟然下雨了，说明什么呢？荀子回答：这没有什么，就和不举行祭祀也可能下雨一样，是偶然现象。“天旱而雩……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旧注：“顺人之意，以文饰政事而已。”可见荀子不相信祈天可以下雨

《礼记》是晚周儒家论文汇篇，其中也有《王制》篇，主张储粮备荒，说：“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这种观念后来成为共识，所谓“耕三余一”是备荒的基本保证。

《礼记》的《檀弓》篇，记录了几个与救灾有关的故事，具体体现出儒家的救灾观念。

卫国贵族公叔文子世去，其子请谥。卫君说：“昔者卫国凶饥，夫子（指公叔文字）为粥与国之饿者，不亦惠乎？……故谓之贞惠文子。”赠谥是对死者一生事业德行的总评价。鲁君这番话，充分肯定公叔文子施粥救灾的义举。

齐国大饥，富者黔敖为食于路以济饿者。有灾民，疲惫不堪而来。黔敖傲然呼曰：“嗟！来食！”饿者扬其首瞠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终不食而死。这位饥民很有骨气，宁可饿死，不肯接受带有鄙视性的施舍，是后世“贫贱不能移”的道德典范。这位富人的表现告诫人们，救灾扶贫不可以救世主姿态出现。

鲁国大旱，鲁穆公打算暴晒    汪与巫以求雨。     汪是仰面朝天的残疾者，巫是女子能通神者。迷信家认为，暴晒他们可以使上天哀怜同情他们而降雨。鲁国学者县子反对，认为这是暴虐而愚蠢的行为。故事反映出儒家的人文精神。

道家著作《老子》有两句名言，深刻揭示出灾荒生成的原因。三十章曰：“师之所止，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大批军队驻札之处，会造成荒地。大规模战争之后，必定出现饥荒年成。因为战争会破坏农业生产，消耗粮食储备、损坏水利设施、道路、桥梁，造成空城荒野，人口减少和流亡。老子没有说出的结论是：战后必须积极备荒。这是一条历史规律，历来为政治家所重视。

七十五章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这句话指出造成饥荒的人为因素。句中的“民”不仅指个人，而且指民众。“饥”不是指个别人没饭吃，而是指普通性的饥荒。“上”指统治者。赋税太重就会形成灾害。这一条也是历代思想家的共识。

墨家著作《墨子》中有《七患》篇，用相当多的篇幅谈储粮备荒和减俸救灾的措施。说：“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水旱不至哉！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力时急”意谓抓紧时间备荒。“民见饥则亡（逃亡）”，“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所以墨子主张，“令民家有三年蓄蔬食（干菜粮食），以备湛（水灾）旱。”又说：“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固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卖儿卖女）。此之谓国备。”即国家的基本储备。

《七患》篇提出政府官员减俸救灾的具体办法是：“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将之馈，五谷不收谓之饥。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馈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廪食而已（只领取官仓口粮）。”国家发生凶饥，国君饮食费用减五分之三，衣不改制，乘马三减二，妾不衣帛。外国来宾招待从简。体现了墨子的节用观。

法家著作《韩非子》主张，在救灾活动中，应该严明赏罚，执法不爽。《内储说上》记，鲁国积泽地方发生火灾，鲁哀公率领众人救火。左右之人都去追逐从丛林中跑出来的野兽，不去救火。哀公问孔子，怎么办？孔子说：“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事急，不及以赏，请徒行罚。……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这个孔子竟成了法家的代言人，学者认为是出于韩非子的编造。同篇又记，越王宫中发生火灾，人莫救火。文种建议越王下令：“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敌之赏；救火而不死者比胜敌之赏；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火灾很快扑灭。

《外储说右下》记：秦大饥，应侯请发王室园林中的枣粟、蔬果救济灾民。秦昭王说：秦国法律，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如果发王室之枣粟、蔬果以活灾民，岂不是“使民有功无功俱赏也。”这样会搞乱法律。“夫生而乱，不如死而治。”秦昭王坚持法律第一，宁可饿死人，也不能破坏法律。这样作太不尽人情了，执法也应该有灵活性嘛。然而这种思想正是法家学说的真实反映。

先秦子书《管子》，旧列法家，其实杂取各家，托名管仲，实为战国中期齐国稷下学者所辑集，后人又有所补充。其写作时间跨度很大，有出自春秋末期、战国前期、战国中期、战国后期乃至秦末汉初者。此书最主要特色是热衷讨论经济和理财问题，不少篇章涉及救灾。

《五辅》篇说：“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道不谊，则有饥馑；人道不顺，则有祸乱。备饥馑，救灾害，赈惫露（露宿野外者），则国家定。”

《八观》篇说：“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成大凶。大凶则有遗莩（饿死路傍者）矣。什一之师（十分之一的人从军），什三毋事，（十分之三的人不能从事农业）则稼亡之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积也，则道有捐瘠（遗弃尸体）矣。什一之师，三年不解，非有余食也，则民有鬻子矣。”这番话意谓，大灾之年，要减少从军人数。稳住农业，保存积谷余粮，否则人民就会饿死于道路。

《乘马数》篇说，如果发生天灾，应该实行以工代赈政策。“若岁凶旱水佚，民失本（农业），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即无产业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体现平衡国家经济的政策。

《轻重丁》讨论如何以丰补歉问题。齐桓公说：齐西水潦而民饥，齐东丰收而粮贱，欲以东之贱补西之贵，有办法吗？管仲说：今齐西之粟每釜百钱，则每区（五分之一釜）二十钱。齐东之粟每釜十钱，每区二钱。请下令向每一人口征税三十钱，要用粮食来缴纳。这样，则齐西之人出粮三区即可，齐东则要出粮三釜，那么一釜仅卖十钱的齐东粮食皆入于官仓矣。齐西之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无本者国家给陈粮，无种子者贷之新粮。这样，东西两地得以互补，远近各方得以调节了。这种方法，比《孟子·梁惠王》篇讲的河东民与河内粟互移的作法具体多了，写作时间当在其后。

《轻重丁》又记，管仲利用灾难先兆动员功臣百姓捐出粮食金钱以备荒的故事。管子报告桓公说，某地发生地震，是瘟疫的先兆。某地发生风暴，也是瘟疫的兆头。天上出现彗星，国家将有流血的战争发生。请下令，朝中功臣百姓，有五谷粟米布帛者，不得私自处理，由国家平价收购。功臣百姓如果捐献粮食布帛金钱，就是帮助国家对付天灾和备战的行为。管仲认为，“此谓乘天灾而求财于民之道也。”《轻重》诸篇反复强调加强农业和积极储粮，不仅是备荒备战，而且带有对他国进行经济战的意图，颇近纵横家，当作于战国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