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的先秦文学，指我国整个秦代以前的文学。上古神话和原始歌谣是在原始社会阶段就产生了的。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羿射九日、黄帝战蚩尤、刑天舞干戚等神话，表现了我们祖先征服自然、战胜邪恶的大无畏精神和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愿望，其故事情节虽然简单，但却是我们民族精神、民族个性形成的根源。上古神话是先民各种意识形态的综合体。后代无数优秀的文学杰作、深刻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也都是由这涓涓细流发展、分流而来。
春秋战国时代先后产生了《诗经》、《楚辞》两部文学名著，也产生了背景广阔、叙述生动的《左氏春秋》等讲史，产生了感情充沛、饱含哲理的历史散文和思想深邃、风格鲜明的诸子散文。所以说，先秦时代也是我国文学的第一次繁荣时期。
不少学者为我国文学早期阶段没有像《荷马史诗》那样的史诗作品，寻找客观原因，进行各种解释。我以为中国的诗歌没有走叙事的路子而走了抒情的路子，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诗宜于抒情，而散文作品宜于叙事说理。用诗来记很长的故事，可以形成《罗摩衍那》那样的长诗，但却不一定产生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季羡林先生在《罗摩衍那》一书的《译后记》中说，该书大多数篇章“平铺直叙，了无变化，有的甚至叠床架屋，重复可厌”。由于这些毫无诗味的东西，反倒将个别很有诗意的片段淹没其中，使读者不能直截了当地读到。而中国产生的《国风》、《小雅》、《大雅》及《楚辞》中的作品，都经久流传，一般人都能随口背诵几首；《离骚》则更是世界抒情诗的杰作。中国也不是没有相当于《荷马史诗》的作品，只是用了散文的形式，这就是《左氏春秋》和《国语》中的《晋语》、《郑语》、《吴语》、《越语》。这些作品是在瞽史（讲述前代历史的盲人）长期讲述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内容的梗概有历史根据，但细节、语言上的生动描述则应看作是瞽史们的艺术创作。尽管其中有些段落也只存下了梗概，但从总体上它的可读性高于很多用诗的形式写成的“史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司马迁）。左丘明就是中国的荷马。
先秦文学奠定了中国文学的传统。中国文学重教化、重伦理，有很强的抒情性（包括唐宋传奇、明清小说在内），诗一直占据文学的正统地位。中国的叙事文学由讲史而来，故形成了重情节、重真实的特质。因为历史是体现在具体事件中的，而真实才有借鉴意义。唐宋传奇、《聊斋志异》中的很多故事，即使是有关鬼神怪的，也是人名、地点、时间都言之凿凿，民间故事在结尾时也要举出一点可以印证情节之“真实性”的事实来，比如望娘滩，望夫石，“农历七月七日乌鹊全不见，是到天上给牛郎织女搭桥”之类。南方一个少数民族的故事讲人是女娲用泥捏的，最后说：“你不信，在胳膊上搓一下，会搓下泥棒来呢！”可见无论汉族，少数民族，也都受到这个影响。中国故事、小说，在情节上不会有违背时空法则的地方。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说，老太婆先后让渔夫向金鱼要了木盆、木房子、世袭的贵妇人和女王，每次渔夫同金鱼说过之后回去，看到的现实就同向金鱼要求的一样，而且好像从来就是这样。最后的一次变化也是如此。这是将时间逆推倒转。印度的很多故事中常有百丈金身的菩萨处于毫毛之中，菩萨不小、毛也不大之类的情节，以小物而容大物，违背空间的法则。前者为俄国人之想象，后者为印度人之想象。而中国的想象，即使带有神话的性质，也总是合于事理。
《无逸》是史官所记周公向成王讲的一段话，其中叙述商代历史，已经体现了国君应以史为鉴的思想。从西周到春秋瞽史们的讲述，战国时史官、文人对这些讲史作品的整理，无不体现出以史为鉴的思想。因为是讲史，故求其真；因为其目的是提供借鉴，故求其善；因为必须要能吸引打动国君贵族之类的听者，故求其精彩、感人，具备艺术美。可以说，它也是真、善、美的统一。这一点也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
《尚书》、《逸周书》、《国语》中的《周语》、《鲁语》、《楚语》、《战国策》等等，其中也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散文作品。如《尚书》中的《无逸》、《秦誓》，至今读之如闻其声，使人感觉到三千多年前古人心脏的跳动。这些作品中，有的是书信，有的是训告，有的是讲话说辞追记稿，大多是应用文。诸子散文，也不是纯文学作品。但是，《庄子》想象的玮奇幻，行文的汪洋恣肆；《孟子》辩驳的意气风发、感情充沛；《荀子》的绵密富赡，博喻广证；《韩非子》的简洁峭拔和分析之细致，既是深刻思想的结晶，也是语言艺术的典范。《论语》的隽永含蓄给后来的《檀弓》、《世说新语》等以影响，《吕氏春秋》中饱含人生经验的寓言和历史故事给我国特有的百科性类书的编纂以影响。可以说，这些著作部分地决定了中国文学、文化的特质和走向。诸子、历史散文中，训告、书信、上书、祭文等应用文字，将文学的欣赏活动同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这在世界文学领域中是一个特殊的现象。我以为这应该是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美的欣赏，应该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关于文学的范畴，我们不一定完全按照西方的理论来界定。把庄子《逍遥游》、庄辛《谏楚襄王》、司马迁《报任安书》、柳宗元《永州八记》等排除在文学的范围之外，是同我国传统的文学、文章的观念不合的。我们应该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
先秦时代的很多优秀作品，不只研究文史的人应该读，干部、职工、工人、农民、青少年，都应该读一些。《无逸》中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依”读作“隐”，痛也）。此言：君子在位，不可贪图安逸享乐。先了解种庄稼的艰难，然后处于安逸的位置，才能体会到老百姓的痛苦。下面还说：有的父母辛苦于耕种收获，儿子却不知种庄稼的艰难，只知安逸享乐，时间一长，还说：“这些老年人什么也不知道”，意思是老年人不知道享乐。由此可知，青少年教育问题和防止为人上者贪图安逸享乐的问题，周公已经注意到了。周朝能延续数百年，是同重视以史为鉴，重视史官瞽史的职责有关系的。
近代以前，《诗经》、《尚书》、《左氏春秋》等的研究一直是在经学的范畴中进行的。对其他一些作品的研究，也难免受此影响。实际上先秦文学的研究至今未能完全摆脱这个影响。《诗经》中作品时间跨度在500年以上，《尚书》的时间跨度在1500年以上。除极个别之外，一般文学史著作都只是将它们作为一部书来研究，而不是将其中作品按照时代之先后等，有所分析地进行研究。所以，人们对先秦文学发展的认识，一直是处于混沌不清的状态。从夏禹继位（前2070年）到秦王政称帝（前221年），计1750年，大体相当于从秦始皇称帝到元文宗至须年。秦代以后的文学要划若干个阶段来分析、比较、讨论，而先秦文学却是一种囫囵研究法”，只是按书或按“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分章论述，这种方法显然需要改进。
“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的公布，为研究先秦文学、文化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时间座标，很多作品的年代也比以前清楚一些；近年出土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也使我们有可能对过去被判为伪书的作品重加甄别；而且也见到了一些失传两千多年的典籍，使先秦时学术、文学思想发展的线索更为明晰。我以为，我们应该对先秦文学从时间、地域、文体等方面加以研究。时间方面，即进行断代的研究，比如按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等的分段研究。地域方面，班固《汉书·地理志》、郑玄《诗谱》已导夫先路，这实际上是社会文化学的研究。在先秦文学研究中提出作家群体或流派的问题来，可能会使有的人发怔。事实上，儒、墨、道、法、纵横各家不仅思想上各树一帜，在语言和表现手法上也是特色鲜明，风格独具；在对文艺的看法上，也是主张各不相同。它们对后来文学风格、流派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除此之外，由于其他的原因也会形成思想、旨趣都比较相近的创作群体作家或风格、创作思想上的前后承袭。屈原、庄辛、宋玉、唐勒即其例。
先秦文体的研究，不但对以后的文体研究有重要意义，对我们认识古代文学观念、文学思想的形成、发展也有帮助。在我上面提到的四个研究方面之外，还有一个文献学的研究，包括文本的整理，真伪的辨析，作品的分合，编纂的过程，断代作者编者的确定等。先秦的有些论著当时并未编为一书，其中有的篇章产生早，有的产生迟；有的真，有的为学生、后学之作或拟作，应尽可能地加以分辨。比如《礼记》中的《檀弓》，先秦时本是单行的，汉人编入《礼记》，今人又断《礼记》为汉人之作。这样，这部对后来之笔记语文有很大影响的著作，也便从先秦文学中失去了位置。文学史的研究，尤其是先秦文学的研究，首先要有可靠的文献基础，否则，理论框框套得再好，也难免不合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