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扫平中原，旌麾南指，孙权、刘备皆胆战心寒，终日不安时，曹操便有点利令智昏，骄傲轻敌了。周瑜连施反间计、诈降计、连环计，他都中了圈套。自己已经坐在火山口上，还得意忘形，饮酒作乐。程昱、荀攸几次劝他“提防火攻”，他摆出一副“明天时”、“察地理”、“知兵法”的姿态置之不理。直到黄盖战船逼近，程昱再谏“来船必诈”时，他才以之为“然”，急命“去止”，但是已经无法挽回了。“盈江战舰一时空”，自家败走华容道。他显然不是败在物质力量的弱和少上，而是败在战役指挥的骄与愚上。在愚与智这组二极组合单元中，智此时已退居到性格矛盾的次要和服从地位，而骄与愚却反宾为主，成为这一性格单元中的主导因素。

    赤壁之战后，曹操虽然“心中尝欲雪赤壁之恨”，但三国鼎足之势已成，要想在短时间内吃掉孙、刘，统一天下，已不可能，便陶醉在以往的丰功伟绩之中。自恃功高，傲视天下的心理，加上失去政权、军权必为人所害的忧虑，促使他权欲更增。刚刚当众表白完“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一转眼却要封魏公，加“九锡”；称魏王，造王宫，并为此接连杀害了好心劝阻的荀彧、荀攸、崔琰和竭力反对的伏皇后、伏完、穆顺、赵俨，逼迫汉献帝立自己女儿为正宫皇后。还杀了站在红旗下的朝官三百人、才高如己的杨修、闻名华夏的神医华佗等。这都可说明，赤壁大战后，曹操才在政治斗争中充分显现了自己性格中的欺君、残暴的一面。

    以上分析，使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这样说，忠、诚、宽、仁、智与奸、谲、急、暴、蠢，都曾在曹操的性格系统中占有过非常重要的位置，其中尤以欺君、诡谲、爱才、多智给读者的印象最深。但是，无论哪一种都不曾在曹操一生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和核心地位，更不是曹操性格中的唯一元素。性格组成多元素、多特点；主导性格随天走，随地变：有忠有奸，时忠时奸；有诚有谲，时诚时谲；有仁有暴，时仁时暴；有智有愚，时智时愚。或忠显而奸隐，或奸显而忠隐；或诚主而谲副，或谲主而诚副；或仁多而暴少，或暴多而仁少；或智强而愚弱，或愚强而智弱。性格整体中包含着多种元素组成的多组单元；每组单元之中的正反两极总有一极处于主导地位；居于主导地位的性格重心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异、流动；性格重心的变异、流动形成了各个时期性格的不同特点。这就是曹操一生性格的有机整体性和辩证复杂性，一个简单化的“奸”字，一个类型化的“奸贼典型”的结论，一个无往而不奸的表演模式，是无法揭示出曹操一生性格的丰富内涵，无法表现出曹操性格的复杂多变的。

    　　善恶难辨　亦美亦丑

    前面我们所提到的那些性格现象，都是一眼就可判断出美丑善恶的。但是，象现实人生和活人言行中本来就存在着大量模糊现象一样，罗贯中为我们提供的有关曹操性格的所有信息，并不都是具有明确定性的，有相当一部分人们至今也很难准确道出它们的美丑善恶。它们好象似善又非善，让你说不上美，也说不上丑。这是曹操性格复杂性的又一不可忽视的表现。

    罗贯中在曹操首次出场时曾介绍说，“操年幼时”，汝南名士许邵评论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操喜而谢之”。对此，毛宗岗在其修改本中批评道：“邵意在后一语，操喜，亦喜在后一语。喜得恶，喜得险，喜得直，喜得无礼，喜得不平，喜得不怀好意。只此一喜，便是奸雄本色。”“称之为奸雄而大喜，大喜便是真正奸雄。”这显然有些武断。因为说“治世能臣”也好，“乱世奸雄”也好，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承认曹操聪明、多智。这种性格元素，虽对曹操后来成为奸中之雄，起了重要作用，但本身并无美丑善恶可言。用于“乱世”，能成为奸中之雄；用于“治世”，可成为能干的大臣。用在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上，可造福国家民族；用在于国于民有损的事情上，可祸国殃民。体现在好人身上，被誉为足智多谋；体现在坏人身上，被斥为阴谋诡计。年尚幼的曹操听后“喜”之，并不一定是喜在预见自己将来能成为奸中之雄上，而恐怕是喜在这两句话实际包含的承认自己聪明多智上。因而只能说是一种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的模糊之喜。

    建安三年四月，曹操进兵荆州，沿途看见“麦已苍黄”，便命令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作践者，并皆斩首”。这显然具有明显的爱民性质。不料自己的马却因受惊，践倒小麦，他便“割发权代首”，以示惩戒。对此，罗贯中借史官之口评论说：“此乃曹操能用心术耳。”毛宗岗则一会儿说“欲申军令，则自己之发亦可借。借之谋愈奇，借之术愈幻，是千古第一奸雄”；一会儿又连声嗟叹：“权诈可爱”！“权诈可爱”！今人对曹操此举也一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这情况就是由割发代首本身的模糊性质造成的。从它与驾驭军队的关系来看，似乎含有借之欲申军令的“权诈”成份；但作为一军之帅能以对自己实际上是最大限度的惩罚，来表示护麦的善心和决心，又是难能可贵的。所以《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说：“老瞒自刎割发等事，似同儿戏，然万军悚然，兆民受福则实事也。”我们切不可用单侧面观察方法看待这种含有二重意义的模糊现象。

    建安十年正月，兵进南皮时，河道尽冻，粮船不通，曹操欲让百姓敲冰拉船。百姓皆望深山而逃。曹操大怒，下令：“捕得百姓来，斩之！”但当百姓闻之，纷纷主动前往曹操营帐投首时，曹操却对百姓说：“若不杀汝等，则吾号令不行；若杀汝等，吾无仁心也。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吾军士擒之。”罗贯中在此加了一行小字注：“此操之奸雄也。”毛宗岗更视此为“奸雄之极”。其实，曹操的所言所行带有很大的模糊性质，并不纯粹是出于欺诈和玩弄权术，而是不杀令已出、欲杀又不忍两种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仁心”与欺诈两极因素兼而有之的模糊组合。

    赤壁大败，逃归南郡，曹操“仰天大恸”哭郭嘉。众将问他“此哭何意”，他回答说：“若郭奉孝在，不使孤有此大失矣！”并越哭越伤心，致使“众皆默然”。对此，罗贯中在引了史官诗评“曹公深识真梁栋，兵败犹然想郭嘉”后说：“此时深赞郭嘉之才，可惜先亡，以致操深思痛哭于中夜。”毛宗岗针锋相对：“哭死的与活的看”，“胜似打”，“奸甚”！其实，“大失”思郭嘉和惨败怨众将，在当时的曹操，都是情之自然。真心与假意，善心与恶意，在这里是巧妙糅合在一起的。

    曹操晚年，东吴孙权，侍中陈群，尚书桓阶，部将夏侯淳，都曾劝他早登帝位。曹操坚持不肯，说“位至于王，于身足矣”，“苟天命在孤，孤即周文王矣”。对于曹操不轻易称帝的想法和做法，罗贯中曾借司马光之口评论说：“操欲篡位久矣，犹畏其名而不敢行，故意愿为周文王也。”毛宗岗更进一步说曹操是有意“以篡逆之事留与曹丕”，因而更显其奸。其实，曹操至死坚持不称帝，既有“奸”的一面，也有“德”的一面。因为他毕竟没有最后突破君臣界限，做出以臣废君，篡位称尊的事情。所以，“宋贤赞曹操功德”说：“虽秉权衡欺弱主，尚存礼义效周文。”

    总之，如果说性格的多元素多组合，给曹操性格带来的特征是二重性；不同时期的变化发展，又使其性格呈现出了主次易位的流动性，因而我们不宜用单一的、静止的分析方法对曹操不同时期的性格整体作任何片面的、固定的归结的话，那么某些性格现象的模糊性质，给曹操性格带来的另一个特征便是朦胧性。对于这一类模糊现象，我们切不可追求抽象思维的精确性，一定要把问题说得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那样反而会距离形象的实质、人物的性格更远。毛宗岗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是值得我们后人引以为戒的。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