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又斗争的应变之策，不教以警惕孙权背盟的危险，实在是太不够了。尤为不该的是，当曹操议取西州之日，诸葛亮竟设下分江夏、长沙，桂阳三郡还免，令吴起兵袭合肥牵动其势之计。按初得荆襄，刘备问马良保守之计，马良曰：“荆襄四面受敌之地，恐不可久守，……然后南征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积收钱粮，以为根本，此久远之计也”。桂阳、长沙等亦非吴地，乃赵云、关公攻战所得。孔明方得西川，就割让三郡，这种以退让求联合的做法，更是大大的失策。荆州之失，责在关公之轻敌，但从根本上讲，却是孔明决策的失误。细思庞统入川之时，孔明尚留关公、张飞、赵云三将与己同守荆州；庞统死，孔明入川，则并张、赵亦带走，留图关公一人守之，已见轻忽之意。后闻关公拒东吴之求婚，孔明曰：“荆州危矣，可使人替关公回。”然竟没有实行；荆州前线捷报频传，小说云：“因此玄德放心”，孔明是否放心了呢？书未明言，看来至少也比较放心了。刘备之伐吴，其战略目标是夺回荆州，因而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决策应该是一种适应环境变化而采取果断行动的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手段。在特定情况下，东吴既悍然袭夺荆州，致使战略要地失去，此时此际，和东吴的矛盾冲突已上升为支配地位，必须用全力解决方是。即使要讲联合，也不能排斥斗争，妥协退让，实无益于联合。然而孔明过于执着“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条条，甚至说“窃谓魏贼早除，则吴自宾服”。试想，如果不把荆州夺回来，“早除魏贼”的目标又怎能实现呢？刘备不顾诸葛亮的谏阻，兴兵七十五万，一举而得*亭，声威大震，江南之人，尽皆胆裂，孙权心怯，缚还降将，并允交与荆州，送回夫人，永结盟好，共图灭魏。形势的变化证明了联合中的斗争的必要性。刘备不肯得风便转，下了“先灭吴，后灭魏”的决心，此策容有不够冷静之处，但也不能说没有道理。毛宗岗以为：“从来除残去暴者，必先剪其党。如殷将伐桀，而先伐韦伐顾伐昆吾；周伐纣，而先伐崇伐密是也。”（《三国演义》第八十一回回评）吴与魏密谋偷袭荆州，确系党魏行径，问题在于，刘备之兵以愤而益之以骄，终至败于陆逊之手。伐吴之役之败，主要是主观指挥失误，并无必败之理。设若刘备大胜东吴，难保不能实现其灭魏的雄图。可惜这一仗打败了，弄得元气大丧。诸葛亮对于伐吴，存在着感情与理智上的矛盾。《三国志·法正传》载，当刘备败绩，诸葛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三国演义》不叙此事，但诸葛亮并非不知伐吴的意义，却不能对决策的诸因素进行全面、准确的判断选优。如果他积极支持刘备的决策，随军东行，则至少亦可保“必不倾危”。陆逊设火烧连营之计，即曰：“吾这条计，但瞒不过诸葛亮耳。天幸此人不在，使我成大功也。”可见，对于这一逆转的倾危局面的出现，诸葛亮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诸葛亮决策的另一个成就是益州和汉中的获得，保刘备为帝，实现了“鼎足三分”的目标。刘备既得荆州，曹操闻言大惊，曰：“刘备，人中之龙也，平生未尝得水。今得荆州，是困龙入大海也。”曹操把荆州视为刘备的“大海”，而诸葛亮则不过把荆州看作暂时的“家”，他的目标是要夺取益州以建“基业”。夺益州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一开始诸葛亮就存在着重益轻荆的思想。应该说，这种思想在当时的是很有普遍性的。如张松就认为荆州“东有孙权，常怀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鲸吞，亦非可久恋之地”，唯有“益州险塞，沃野千里，民殷产富，智能之士，久慕皇叔之德，若起荆襄之众，长躯西指
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庞统亦谓“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得志。益州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孔明倾师入川，唯命关公一人留守荆州；方得西川，就轻割三郡（荆州之一半）以“还”东吴，都是这种轻荆重益思想的产物。而这种指导思想，又是与对于曹操的力量估计过高，看不到各方力量对比与消长转化的规律有关。隆中决策所谓“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对于当时处于新野蕞尔之地兵微将寡的刘备，主张不要硬拼蛮干，暂时避其锋芒，是正确的，但上升为一种战略指导方针，就不能说没有问题了。从当时军阀混战的局面看，斗争形势瞬息万变，强弱对比刻刻在向自己的反面转化。董卓、袁绍、袁术、吕布，都曾猖獗一时，然而却一一归于失败。即便是曹操，隆中决策也说：“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既然“名微而众寡”的曹操，能凭恃“人谋”去“以弱为强”，那么，又有什么理由要拱手让曹操“北占天时”呢？况且曹操决非强大到不可战胜，张松曾举“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等当面嘲讽之，证明对曹操的迷信，是毫无根据的。樊城之役，尤可说明问题。其时曹操结连东吴，欲取荆州，孔明使关公起兵取樊城，目的只不过是“使敌军胆寒，自然瓦解矣”。从决策上看，只是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而不是图谋更大的进取。当时，关公取襄阳如反掌，又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曹操至欲迁都以避之。设若此时诸葛亮作出乘机北伐的决策，其结果将大不胡同。毛宗岗感叹地说：“当单福取樊城之时，其兵力不足以守登战
故其后终至于弃樊城。及关公围樊城之时，其兵力将不止于取樊城，则其时甚利于得樊城，而惜乎其中阻也。”（《三国演义》第七十回回评）取樊城之中阻，乃因吕蒙之袭荆州。孔明既使关公取樊城，而又不遣别将代守荆州，至令荆州之失。“大意失荆州”，与其说是关公大意，不如说是孔明失策，归根到底，还是轻荆重益思想的结果。
荆州逼近孙、曹，形势十分重要，唯其如此，方足以与其争锋竞雄，看不到这一点，片面强调曹操的不可争锋，遂视荆州为“难以得志”之地，而把益州当成“建基业”的场所，骨子里不过是依恃益州形势之阻塞。但是，形势实际上是一种不可依恃的东西，王夫之批评诸葛亮入蜀之谋“皆资形势以为制胜之略”，指出：
且形势者，不可恃者也。荆州之兵利于水，一逾楚塞出宛、洛而气馁于平陆；
益州之兵利于山，一逾剑阁出泰川而情摇于广野。恃形势，而形势之外无恃焉，得
则仅保其疆域，矢则只成乎坐困。（《读通鉴论》卷七）
王夫之认为“蜀汉之保有宗社者数十年在此，而卒不能与曹氏争中原者亦在此矣”。这是很有道理的。隆中决策曾规划鼎足三分之后，“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以图天下，仅只视荆州为一支偏师，已然失其轻重；及一旦荆州丢失，就从此失去了在中原与曹操争锋的机会，实际上也就失去了统一中国的机会。“鼎足三分”，作为一种近期的战略目标，是被诸葛亮实现了，这是他的决策的胜利；但是，他的决策的种种弱点，又只能达到“三分”的限度，而无力实现更大的跃进，即“兴汉灭曹”的最终目标
这又是他的悲剧。
白帝城托孤，是诸葛亮决策活动第一阶段的“煞尾”，又是第二阶段的“引头”。后主乃无用之庸人，对诸葛亮事之如父，委以诸事，诸葛亮获得了他之作为个人决策所应具备的社会条件，即真正唯一决策者的权力。按理说，他应该更加放开手脚地尽其所欲，以实现自己的宏图大业了。然而，独掌大权的决策者孔明并没有这样做，他反而变得更加谨慎起来。这当然是由主客观诸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其中之一是客观形势的逆转。随着荆州战略要地的丢失，和伐吴时有生力量的大量损耗，“益州疲敝”，确实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相形之下，曹魏“其势甚大，急难动摇，当徐徐缓图”，不由孔明不谨慎从事。
二是主观心理因素的负担。刘备托孤，至曰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孔明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心，继之以死乎!”无论刘备托孤之辞是真心还是权术，他这种不同寻常的做法，无疑给诸葛亮增添了巨大的责任感，或者说一种沉重的心理负担。所以“受命以来，凤夜忧思，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若稍一不慎，即可“生疑隙不逞之衅”，为此，他必须兢兢业业，保证自己的决策必须是万无一失的，这就是他变得万分小心的根本原因。
诸葛亮的谨慎，表现在北伐的问题上，就是不“弄险”，从决策科学的角度看，即企图以最低的风险度，去换取最大的效益。诸葛亮初出祁山，用马谡反间之计，使魏将司马懿削职回乡，蜀之大患已去，新任之大都督驸马夏侯*乃膏粱子弟，懦弱无谋，魏延献策曰：
延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可
到长安。夏侯楙若闻某骤至，必然弃城往横门邸阁而去。某却从东方而来，丞相可
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如此行之，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
魏延此计，固有相当之风险度（孔明所谓“倘有人进言，于山中以兵截杀，非惟五千人受害，并大伤锐气”是也），但确为知彼知己，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变决策诸要素对比关系的有气魄的抉择，连司马懿也说：“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他非无谋，但怕有失，不肯弄险……”确系孔明之知已也。实践证明，诸葛亮之取“平坦大路，依法进兵”的常规决策，导致了孟达之失上庸，马谡之失街亭，“上庸失而使孔明无进取之望，街亭失而几使孔明无退足之处矣”（《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回评）平生不肯弄险的诸葛亮，却偏偏碰到了以二千五百军当十五万之众的危险局面。当然，“空城计”表现了诸葛亮对于实施中的决策进行控制的才能，终于化险为夷，以至成为脍炙人口的佳话。但退一步想，“平生谨慎，必不弄险”的诸葛亮，却于此处不得已而行险，充其量亦不过保全首领而已。毛宗岗说：“魏延于午谷之谋，未尝不善，武侯以为危计而不用，盖逆知天意之不可回，而不欲行险以争之耳。知天意之不可回．而行险以争之，即争未必胜。争之不胜，而天下后世乃得以行险之失为我咎矣。惟兢兢然业一至慎之心，出于万全之策，而终不能回天意于万一，然后可以无憾于人事耳。”（《三国演义》第九十二回回评）所谓“知天意之不可回”，就是缺乏必胜的信心，还是“北让曹操占天时”、“此诚不可与争锋”论的流波，既然如此，他的伐魏，不过尽老臣之责，一则借以安蜀，一则借以杜幼主之疑而已。所以，他的决策，自然就要把最低的代价和最小的风险度这两个要素放在首要地位来考虑；对于效益的大小，只好抱着听其自然的态度。诸葛亮伐魏之无成，乃必然之事。
遍观《三国演义》关于诸葛亮决策活动的描写，贯串着一个中心：诸葛亮这一“古今来贤相中第一人”的决策是极为英明正确的。但是，这一总的倾向却与三国历史发展的总进程，亦即与《三国演义》情节演变的总趋势相矛盾。诸葛亮的全部决策描动，与“鼎足三分”的局面相始终，这是孔明的杰出处，也是他的悲剧所在。因为“三分”既非孔明的最终理想，也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人民愿望，而他的“一统天下”的宏图在他手中没有实现，在他的继承人手中也没有实现。《三国演义》不愿意承认这是诸葛亮决策的缺陷所造成的，于是在艺术上采取了种种扬长避短、隐恶扬善的手法。比如大多数失误，都被处理成诸葛亮不在场或不幸被他言中；比如突出敌手之强或强调天意难回之类，尤妙在写六出祁山，孔明改变了前几次兵出陇右的迂回战术，自斜谷直至剑阁，连下十四个大寨分屯军马，以为久计，又造木牛流马搬运粮米，且于渭南大败司马懿，魏兵十伤八九，蜀兵直逼长安，眼看胜利在望，不料孔明旧病复发，命在旦夕，五丈原禳星以增寿（这大约就是所谓“近妖”之一证），祈禳已及六夜，主灯明亮，忽被魏延将灯不慎扑灭，孔明之死遂无可挽回，给读者留下无穷惋怅之情。“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正是《三国演义》的高明之处。
然而，最最要紧的还在于：诸葛亮的决策活动容有这样那样的失误或不足，但从他之所以决策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品德，却足以传千秋万代而不泯。他之出山，经历了一个从“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到积极用世、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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